简介:自20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的应用使得大量图像被数字化,使得图像具有了新的属性、特征和施用范围,图像得以在数字环境中被调整、修改、编辑和再使用。同时,大量新的数字图像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认知视野中的图像生成方式、呈现方式和其功能。由此,图像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依托于新技术和新媒介的视觉语言系统及认知方式,被称为'视觉认识论'(visualepistemology)。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借鉴乔安娜·朱可的'图形发生论'(graphesis)理论,从数字媒介转型这个特定语境中去探讨数字语境中的图像、图像数字化以及图像语言元数据化等问题,试图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去探讨图像作为一种视觉形式在新媒体环境下所具有的可能性。
简介: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这些通信揭示出,在“双百”方针出台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唯心主义的宣传自由、唯心主义课程的设置和唯心主义含义的界定等问题,不仅在国内哲学界得到讨论,而且引起了一些国外哲学家的注意。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哲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还是可以取得一些共识的——例如,霍金对于陆定一所说的“百家争鸣”原则持认可的态度。霍金和潘梓年、金岳霖就不同哲学立场之间达成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双方在书信交流中存在一些隔阂.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虽然有这些不足,但他们的通信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关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民间交流渠道,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
简介:情绪社会信息模型(EmotionsasSocialInformationModel,EASI)是从情绪社会功能研究取向发展而来,它扩展了传统的情绪个人效应研究,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情绪社会功能研究框架。EASI模型以情绪的信息功能为理论核心,认为情绪通过引发观察者的情感反应和推理过程两条路径来影响他们的行为,且情感反应和推理过程对观察者行为的预测能力还取决于观察者的信息加工的动机和社会情境因素这两个调节变量。新近研究为EASI模型提供了证据,证明了EASI模型在某些情境中可以有效预测情绪对人际效应的作用。未来的研究还需深入探讨东方文化对情绪推理内容形成的影响机制、混合、模糊以及动态情绪的系统研究、EASI模型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适用性以及情绪人际效应和相关学科的应用拓展。
简介:<正>现代信息利学证明,人类从物质到精神的反映,是借助于信息作为中介完成的,信息是人类社会、生物等不同领域联系的一种重要的中介。过去人们研究认识,只讲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而没有探究物质与精神、意识之间,有无中介环节。现在看来信息就是这个中介环节,是联系实践与认识,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媒介。外部世界对于人的影响在人的头脑中反映成为人的感觉,人接触的事物现象可以类比为信息源,感觉起着检验信息的作用。感官是人类感受信息的器官,它产生的反应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大脑,神经系统相当于信息传输系统,即通信系统,大脑则起信息加工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邓小平在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党内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性。为此,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对历史与现实问题分歧严重的时刻,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搁置争议,大胆地闯;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等解决途径,有效规避了正面冲突,缩小了分歧,从而为“四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些策略在提出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能为今后化解类似危机提供启迪,即要善于区分党内思想分歧的类型和程度,要正确运用策略以推进工作的顺利进行,要掌握好策略运用的量和度,要使领导干部不断提高策略运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