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尼种植园经济发展迅速,但出现了周期性森林火灾,造成严重的跨境烟霾污染,给本国及东南亚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作为烟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印尼,却存在地方与中央、传统和现代等多重博弈,使环境治理陷人困境.国际组织的参与虽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污染带来转机,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跨境烟霾问题.只有实现环境政治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效联结,才是解决印尼跨境烟霾问题的关键所在.

简介：二战结束之后，鉴于在英联邦内承担繁重的防务压力，艾德礼政府通过“战略责任区”理念重构太平洋地区防务。在这一进程中，艾德礼政府的总体诉求是以维系英联邦内部团结为前提，获取澳新对马来亚以及中东地区的防务承诺，借以巩固英国对亚太地区事务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艾德礼政府的积极运作下，英澳新最终达成《澳新马防卫计划》。该计划从表面上看是英国与自治领之间传统防务的延续，但磋商过程中英国却逐步让渡出对太平洋地区事务的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局势是英联邦内部战略利益的结构性错位和“战略责任区”理念内在困境所决定的，同时也促成了此后英国在太平洋防务事务中被边缘化不可逆转的趋势。

简介：东盟自成立以来，在地区管理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冲突管理机制。这一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柬泰冲突中东盟的无力表现则凸显了东盟冲突管理机制的困境。文章在四个方面提出提高东盟冲突管理能力的途径。

简介：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盏、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简介：本文详细地描述了战后菲律宾农业技术变革及相应制度建设的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本研究发现，菲律宾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取得的农业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期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技术研发的支持。然而，从长期看，菲律宾政府支持农业技术研发的政治意愿并不高，导致相应的制度建设扭曲，从而造成了长期农业发展的不乐观。

简介：2016年初的“吴胡之争”再次点燃关于“中国外交转型方向”的争论。导致争论的原因不仅在于学界与政界对“转型方向”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更是在中国外交的转型中所遇到挑战与困境。然而．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近几年兴起的“本土化”理论虽然有助于解释中国外交转型的问题．但都过分注重“体系层次”的因素，从而忽略“单元层次”的原因。因此．本文试图以“体系一单元”的双层结构解析中国外交转型中所遭遇的困境，并尝试提出“选择性强硬”外交战略可能是突破转型困境的有效方式。

简介：博弈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对分析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困境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巴关系经常出现类似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死结困境’’等模式。印巴双方为追求各自收益的最大化，更多地是采取了的“不合作策略”，而不是“合作的策略”，这样使得克什米尔问题上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

简介：2010年4月，联合国种族问题的特别调查员基苏·缪盖（GithuMuigai）指出，新加坡政府政策的某些方面已经对马来少数民族产生了不利影响。缪盖的言论是在他与新加坡的政府领导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进行8天的正式访问，以及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恐外症进行研究之后形成的。其中包括以下观点：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度兴起,地区冲突和动荡的安全局势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消极影响。作为摆脱安全困境的一种有效手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抑制成员国间冲突升级、发挥和平效应时会受到不同条件的制约。作者从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内成员间冲突形势之间的互动,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未能产生和平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通过机会成本机制提高成员国的收益预期,高层互动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信息沟通和冲突管理方面的作用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平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只有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水平,扩大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范围,增加多议题之间的联系,强化高层互动机制和制度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的和平效应,尽快走出安全困境。

简介：＂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事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大威胁。IS的产生既与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也与国际反恐怖斗争的困境相联系。美国是打击IS联盟的发起者和主导者。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的逐步＂解放＂,IS将面临着覆灭。但恐怖主义威胁并不会消失。至此,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将进入后IS时代。后IS时代,IS曾经所精心营造的＂内线＂与＂外线＂战略将全面发挥作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就后IS时代伊拉克和叙利亚根除恐怖主义威胁表明态度,也没有清晰的战略宣示。兰德公司在结合美国以往打击IS的实践基础上,系统梳理美国在打击IS时的不足,提出要根除IS的根源性问题,就要实施法制稳定战略。法制稳定战略认为要绝对消除恐怖主义是不现实的,要利用公民和组织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国家安全,军事力量仅仅是一个手段,而不是全部,重点在于营造一个有利于消除恐怖主义的环境。相比于以往美国以军事打击与民主改造为主要战略实施手段的模式,该战略更具综合性与开创性。但是该战略的提出仍是以维护美国核心利益为切入点,没有充分认识到该战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的潜在困难,也没有认识到美国中东利益与伊拉克、叙利亚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不足在揭示美国打击IS战略困境的同时,也指明了其出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简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冲突性又有共生性，族群认同不会自动转化为国家认同。在多族群国家．为使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除了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解决经济失衡、消除剥夺心理外，还需要重视安全利益在族群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化中的作用。外部安全威胁有利于族群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而内部安全威胁则有可能导致国家认同的分裂。在文莱是否加入马来西亚问题上．安全利益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介：1970年,马哈蒂尔出版了,引起广泛而激烈的论争.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同样处在困境之中,台湾学者杨建成于1982年出版了题为之专著,从国内政治和种族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马国华人的困境与出路.据最新的统计数字,目前居住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总数达580多万,占该国总人口的25%左右,为海外华人第二大的聚居国.因此,如何在实证的基础上辅以相关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马国华人的历史与社会变迁,是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

简介：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对能源安全概念进行“范式转换”,即能源安全不仅要包括能源供需矛盾、能源供需网络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而且要与环境安全、水安全相结合,形成“广义的能源安全”概念.当前,一系列新因素正在使国际能源格局和能源范式发生重大变化：福岛核电站特大事故严重影响了全球公众对核安全的信心,今后世界各国发展核电会更加谨慎;可再生能源日益发展与普及;气候变暖正在改变能源资源与环境资源相加的自然资源“总格局”;非常规油气资源日益开发、天然气地位上升以及美洲能源供给新轴心崛起;“可燃冰革命”及海洋能源进一步开发.在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安全既面临风险,又面临机遇.今后日本能源安全战略的动向主要是：坚持发展核电,但会更加谨慎稳健;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增大天然气的比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大力开发可燃冰等海洋能源资源.此外,当前日本政府错误的周边外交政策将成为日本能源安全最大的潜在风险,可望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权采取的鹰派民族主义政策,终将给日本惹祸,首当其冲的祸害对象就是日本的能源安全.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之后已经经历了四个年头。期间,“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不少国家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在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带一路”成为和“四个自信”一样在大会上被频繁提起的时政热词,足见中国政府对该倡议的重视以及推行力度。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推广、制度建设以及帮助沿线各国进行金融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虽然成果颇丰,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尝试借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重点选出“公共产品”以及“选择性激励”两个关键概念进行再解读,并借助这些概念对中国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过程中相应地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