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中财政分权被普遍重视并得到广泛研究,而金融分权则因概念模糊、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被长期忽视。本文尝试性地对这一重要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基于我国金融分权的演变厘清金融分权的内涵,通过构建模型研究最优金融资本分配问题来理解我国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并据此对其演变进行初步解释。研究表明:金融分权包括金融发展与创新权、金融控制权和金融监管权。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中央向地方的分权(金融分权Ⅰ)和政府向民间的分权即金融民营化或市场化(金融分权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分权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初期地方金融违规发展(开始分权),逐步转向以风险防范为主(重新集权),并最终调整为当前地方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并重(适度分权)。金融分权的演变首要地取决于经济增速和国企经营状况的变化,本文提出"政府对待民营经济态度的钟摆假说"来解释金融分权Ⅱ的演变,而金融分权Ⅰ的演变则主要取决于由财政分权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状况。国企的金融优惠政策如利率管制和政府隐性担保,对上述两个层次的金融分权演变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简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消费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四川省消费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为四川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指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通过相关数据分析了四川省消费金融发展存在消费信贷领域分布不均、消费金融公司风险控制不足、消费信贷违约估值简单等问题;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四川省消费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对四川省消费金融可持续发展效率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通货膨胀率、居民收入水平、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区域经济金融化程度;最后,结合四川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四川省消费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学界关于自贸区的研究集中于政策维度和比较方法。政策维度的研究目的是检视自贸区政策的实现度,从而肯定自贸区的设计功能和应然理性。比较视野的研究方法意在分析自贸区的现实功能和全球化视野中的规则制定逻辑,从而确立自贸区的正面作用和改革意义。本文采取更为宏大的叙事语境,将自贸区和其他两个同时期设立的试验区放在金融改革的框架中,以便审视自贸区和其他金融试验区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方面的内在逻辑。以此为起点,本文认为地方性试验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框架中已经难以起到有效的"涓滴"效应,"边缘"变革的局部性改革范式也无法解决整体性的金融抑制市场及与之呼应的金融监管框架难题。实现包括自贸区在内的三个金融试验区的金融改革目标需要"核心"变革,真正触及抑制型金融市场的抑制维度,从而实现金融自由化和自贸区终极改革的目标。
简介:与诉讼相比,金融ADR机制具有突出的功能性价值.金融ADR机制缺位成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滞后的突出表现.英国建立的金融申诉专员制度是世界上最早、运行绩效最好ADR机制之一.日本在借鉴英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指定金融ADR制度".我国台湾地区金融ADR机制的创新则在于金融消费评议中心制度的构建.结合中国的实际,建议充分吸收国外立法先例,从构建我国金融ADR法律基础,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强金融ADR机构的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机制,保障金融ADR机构裁决的效力以及设立金融服务赔偿基金等几个方面入手,促进我国金融ADR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简介:本文基于最近五期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将武汉分别与全国性金融中心、领先的区域金融中心、中部地区其他区域金融中心在综合竞争力、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生态环境五个方面进行比较,得出武汉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上面临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简介:基于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以2007-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并非线性的,而是呈倒“U”型关系,即企业绩效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而先提高后降低。单一的锦标赛理论或行为理论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对全样本按产权性质和行业特征分组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垄断企业的企业绩效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变化更敏感;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倒“U”型的关系并不适用于垄断企业,在垄断企业中,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是正相关的关系。
简介: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正确认识、处理和把握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政府调控与金融市场的关系、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的关系三个方面。研究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亦要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遵循金融发展规律,贯彻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项任务,才能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