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构建基于免疫基因的胃癌预后评估模型。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下载胃癌测序、临床数据并整理。将胃癌样本分为训练集(221例)、验证集(147例),在训练集中依次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分析,构建免疫基因预后评估模型,并在验证集中验证。采用单样本富集分析将测序数据转化成28种免疫细胞比例的数据,分析高、低风险组与免疫细胞浸润的相关性。筛选高、低风险组差异基因并进行富集分析。结果由9个免疫基因(PROC、IGKV1D-43、CLCF1、TAFA4、NOX4、INHA、ITGAV、FABP3、IL27RA)构建的风险评估模型,是影响胃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训练集、验证集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对比低风险组,高风险组5年总生存率显著降低[50.5%(55/111)比20.0%(22/110),43.2%(32/74)比24.7%(18/73),均P<0.05];训练集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第1、3、5年曲线下面积(AUC)值分别为0.69、0.71、0.78,验证集ROC第1、3、5年AUC值分别为0.56、0.71、0.78。另外,高风险组浸润的活化CD4+ T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P<0.05)。高、低风险组差异基因主要富集于PI3K-AKT等通路。结论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构建的胃癌预后评估模型可成为胃癌预后判断的新指标。
简介:摘要目的验证前期构建的非透析慢性肾脏病(CKD)患者高钾血症风险评估模型的准确性。方法纳入上海长征医院2020年第四季度肾脏病科门诊非透析CKD患者,收集患者基本资料及评估模型相关资料。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该模型的效能,沿用前期模型所得出的cut-off值(4分),进行灵敏度及特异度分析。采用Hanley改良法比较评估模型与本研究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绘制校准曲线检验模型校准度。结果纳入非透析CKD患者共434例,其中男233例,女201例,年龄(55±16)岁。根据门诊实测血钾数值分为高血钾组(血钾≥5.0 mmol/L)及正常血钾组(血钾3.5~5.0 mmol/L)。其中高血钾组共33例患者,正常血钾组共401例患者,高钾血症发生率为7.6%。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正常血钾组相比,高血钾组合并心力衰竭史(27.3%比3.7%,P<0.001)、糖尿病(42.4%比19.7%,P=0.002)、酸中毒史(51.5%比7.0%,P<0.001)比例较高,且高血钾组患者既往出现血钾≥5.0 mmol/L(48.5%比2.5%,P<0.001)的比例更高。高血钾组中成/草药使用率较高(P<0.001),而两组间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AASi)、补钾剂使用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评估模型预测高钾血症的AUC为0.914;当cut-off值为4分时,灵敏度为84.8%,特异度为79.8%。前期所建立的慢性肾脏病患者高钾血症风险评估模型与本研究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924,P=0.054),校准曲线显示当患者预测风险在0.4以下或0.6以上时,该模型预测效果较好。结论基于临床参数构建的慢性肾脏病高钾血症风险评估模型预测效果较好,适用于非透析CKD各期患者。
简介:摘要目的将超声治疗方法用于脓毒症模型大鼠,并初步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选择78只雄性SD大鼠,按随机区组法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n=12)、脓毒症模型组(n=22)、超声治疗组(n=22)、柠檬酸甲基卡可尼丁(MLA)联合超声治疗组(n=22)。Sham组仅开腹、找到盲肠、游离盲肠,但不进行盲肠结扎穿孔术(CLP);脓毒症模型组采用CLP复制脓毒症大鼠模型。术毕,每组大鼠皮下注射预热好的37℃生理盐水。超声治疗组大鼠给予超声治疗〔用飞利浦IU22 L9-3超声仪、9 MHz探头,在脾区每6 s进行击破序列1次,每次1 s,机械指数(MI) 0.72,治疗时间10 min〕。MLA联合超声治疗组于术前30 min腹腔注射α7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α7nAChR)特异性阻断剂MLA 4 mg/kg,术后2 h进行超声治疗。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大鼠术后24 h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1β、IL-6)的含量;记录各组大鼠10 d存活率,并用临床疾病评分(CDS)评估各组大鼠表现;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肺和结肠组织的病理学改变。结果与Sham组比较,脓毒症模型组大鼠10 d存活率降低〔40%(4/10)比100%(6/6)〕,术后24 h CDS显著升高(分:10.73±2.19比6.17±0.58),TNF-α、IL-6和IL-1β含量均明显增加〔TNF-α(ng/L):42.00±8.92比13.16±3.19,IL-6(ng/L):129.37±25.04比63.99±12.92,IL-1β(ng/L):254.98±67.27比76.83±25.39,均P<0.01〕。与脓毒症模型组比较,超声治疗组大鼠存活率升高〔70%(7/10)比40%(4/1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4 h CDS显著降低(分:7.64±2.68比10.73±2.19),TNF-α、IL-6和IL-1β含量明显减少〔TNF-α(ng/L):16.93±6.02比42.00±8.92,IL-6(ng/L):73.65±24.38比129.37±25.04,IL-1β(ng/L):111.86±14.08比254.98±67.27,均P<0.01〕。与超声治疗组比较,MLA联合超声治疗组大鼠存活率有所降低〔60%(6/10)比70%(7/1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4 h CDS显著升高(分:9.55±2.72比7.64±2.68),TNF-α、IL-6和IL-1β含量明显增加〔TNF-α(ng/L):34.61±7.89比16.93±6.02,IL-6(ng/L):112.92±10.42比73.65± 24.38,IL-1β(ng/L):212.57±32.16比111.86±14.08,均P<0.01〕。光镜下可见,脓毒症模型组大鼠肺泡间隔增厚,大量炎性细胞浸润,正常肺组织网状结构消失,肺间质表现出明显的出血和水肿;结肠绒毛组织结构明显异常,细胞水肿、炎性细胞浸润明显,排列紊乱,并可见上皮下间隙及顶端脱落。经过超声治疗后大鼠肺泡间隔与Sham组厚度相当,无明显炎性细胞浸润,并可观察到肺组织网状结构较完整;结肠绒毛形态基本正常,排列有序,细胞水肿不明显,未见明显皮下间隙及顶端脱落。通过MLA拮抗后大鼠肺组织表现为肺泡间隔增厚、炎性细胞浸润,肺网状结构不完整,间质出现出血和水肿;结肠绒毛结构依稀可见,细胞水肿、炎性细胞浸润明显,排列不规整。结论超声治疗可改善脓毒症大鼠预后,MLA通过拮抗α7nAChR可逆转超声治疗的抗炎效应,提示超声对脓毒症的保护机制可能与激活α7nAChR介导的胆碱能抗炎通路有关。
简介:摘要目的运用不同药物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衰老模型并进行比较。方法分别用不同浓度D-半乳糖(D-gal)、过氧化氢(H2O2)、顺铂(CDDP)处理人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系(HK2),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活性及半数抑制浓度(IC50);衰老相关β半乳糖苷酶(SA-β-gal)染色检测细胞衰老水平;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分析衰老相关基因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及凋亡。通过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D-gal模型鼠和自然衰老鼠的肾小管及间质病理变化,免疫组化检测p16表达水平。结果CCK8结果显示,体外给予3种药物处理后HK2活性均受到抑制,48 h IC50值分别为D-gal(365.8±9.7)mmol/L、H2O2(385.4±20.8)μmol/L、CDDP(8.4±1.6)μmol/L。光镜下可见3组HK2细胞生长均减慢,且SA-β-gal阳性率较对照组均增加(P<0.05)。400 mmol/L D-gal和400 μmol/L H2O2处理后G0/G1期细胞较对照组分别增加(22.9±1.0)%和(13.0±4.4)%,而8 μmol/L CDDP组G2/M期细胞增加(14.4±1.9)%(t=48.07、6.40、16.53,均P<0.05)。与对照组,400 μmol/L H2O2和8 μmol/L CDDP处理后HK2凋亡分别增加(50.3±1.0)%和(41.9±2.0)%,明显高于400 mmol/L D-gal组(7.7±0.4)%(t=77.47、33.73、28.35,均P<0.05)。Western blotting结果提示3种药物达到一定浓度后,HK2细胞CCND1蛋白表达均下调。D-gal组p16表达上调(F=92.88,P<0.05),而H2O2和CDDP组p16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结果显示,D-gal模型鼠可见与自然衰老鼠相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数目减少、基底膜增厚、间质增宽,且肾小管上皮细胞p16表达增加。结论比较3种不同造模方式诱导的HK2衰老,D-gal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衰老模型相对接近自然衰老。
简介:摘要目的系统评价宫颈癌发病风险预测模型的现况,为实践工作选择最合适的模型提供证据,指导宫颈癌筛查。方法以宫颈癌和风险预测模型相关的两组中英文关键词,分别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筛选截至2019年11月21日发表构建或验证宫颈癌发病模型相关文献。根据CHARMS清单制定提取表,以PROBAST工具评估偏倚风险。结果共纳入12篇文献,涉及15个模型,其中5个模型在中国构建。预测结局包含从宫颈癌前病变到癌症发生的多个阶段宫颈涂片异常(1)、CIN的发生或复发(9)、宫颈癌发生(5)。使用较多的预测因素为HPV感染(12)、年龄(7)、吸烟(5)和文化程度(5)。有2个模型采用机器学习建模。模型表现上,区分度范围为0.53~0.87,而校准度只有2个模型正确评价。仅2个模型在中国台湾地区利用不同时间段的人群进行了外部验证。偏倚风险评价发现所有模型均为高风险,尤其分析领域,问题集中在缺失数据处理不当(13)、模型表现评价不完整(13)、内部验证使用不当(12)和样本量不足(11)。另外,预测因素和结局测量不一致(8)、结局测量盲法使用情况未报告(8)的问题较突出。相对而言,Rothberg等(2018)的模型质量较高。结论宫颈癌发病风险预测模型有一定数量但质量较差,亟须提高预测因素与结局的测量以及缺失数据处理和模型表现评价等统计分析细节,对现有模型进行外部验证,以更好地指导筛查。
简介:摘要目的筛选院内跌倒伤害预测因素,构建院内跌倒伤害预测模型并开发列线图。方法选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有住院期间发生院内跌倒的患者243例为研究对象。患者发生跌倒后收集相关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功能障碍等。采取Lasso回归与Logistic回归相结合方法筛选预测因素,构建院内跌倒伤害预测模型并开发列线图。C指数、H-L拟合优度检验验证模型区分度、一致性。Bootstrap重采法进行模型内部验证。结果70例患者发生院内跌倒伤害,跌倒伤害发生率为28.81%。年龄≥60岁、功能障碍、联合服用特殊药物、无陪护、低血钙是跌倒伤害的五大预测因素。模型C指数为0.823(95%CI 0.756~0.875),模型内部验证C指数为0.803。H-L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值为8.42,P=0.43)。结论本研究构建的院内跌倒伤害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及一致性,临床医务人员能够准确、快速通过院内跌倒伤害预测列线图获得重回风险,识别院内跌倒伤害发生高风险患者,为针对性预防跌倒伤害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简介:摘要:智能电网条件下,日益复杂的输电系统增加了输电检修工作难度。国家电网提出加快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以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为特征的坚强智能电网。为了实现上述特征,需要在电网中引人大量的新型元件和设备,包括分布式电源、大型可再生能源电源、智能电表,以及为了控制潮流而引入的先进电力电子技术,如FACTS设备等。这些新型元件及设备的接入,将改变电网的结构.增加电网的运行风险,对电网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带来了挑战。此时,输电检修日益复杂,需要制定1套高效的检修策略,使输电系统故障风险最小化,确保电网的稳定运行。在状态检修过程中,将会出现多种问题,影响检修效果,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完善相关技术,保证检修结果更加精准,电网在运行中提升安全性,更好的为人们服务。
简介:摘要椎间盘退行性变(intervertbal disc degeneration,IDD)是指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椎间盘组织发生生物力学和组织结构改变,使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突出,压迫脊髓和神经根,进而引起患者腰腿痛的疾病。椎间盘退变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劳动能力和日常生活。由于生活习惯和方式的改变,近年来椎间盘退变发病人群也逐渐倾向年轻化。椎间盘退变的病因、发病机制及诊疗方法一直是脊柱外科研究的热点话题。构建一种贴近于人体的椎间盘退变动物模型,对探究椎间盘退变的病因、病理机制以及非手术治疗方法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对椎间盘退变模型的建立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体外模型和体内模型。体外模型主要有两种:体外细胞培养和组织器官培养;而体内模型研究的较多,主要有七种两大类:自发性和诱发性两种模型。其中自发性退变模型又称增龄性退变,而诱发性模型是指通过损伤动物的椎间盘结构、改变椎体生物力学结构、手术导致脊柱失稳或构建神经根压迫以及基因敲除等方法构建椎间盘退变动物模型。虽然动物造模的制作方法及文献报道不少,但每种方法均有其各自的优缺点,在选择造模方法时要权衡利弊。目前仍没有一种公认的、全面的模拟人类椎间盘退变的动物模型。
简介:摘要:本文针对互联网中"拍照赚钱"任务如何定价问题建立了基于多元回归模型以及系统聚类的数学模型.考虑到实际情况下,多个任务位置比较集中,因此将距离相近的任务打包发布.本文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时,将任务坐标,会员坐标,会员数量以及会员预定任务限额作
简介:【摘要】本文以高中物理“电动机问题”为例,阐述如何基于模型建构进行科学推理,以达到提升学生对所学物理知识的深入理解及提升科学思维等关键能力目的。
简介:摘要:对于小学阶段的教学来说,数学科目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主要对小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培养。小学数学模型思想教学活动对于学生的能力十分重视,并需要以此为基础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有效培养,以促使其思维敏捷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思维深刻性,有利于促使学生的发散思维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也就能够更加有效的实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实现学生数学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