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两个证据规定创制了中国独特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它既是保障证据真实性、减少冤假错案之刑事政策的需求，也体现了立法对中国目前侦查活动的特殊关照，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妥协产物。但由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充斥着实体真实主义的色彩，其补正的范围没有得到适，当的限制，补正的方法在逻辑层面上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的结果，其本身就是现代法治国的标志，体现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障正当程序、维护司法尊严、防止违法取证、减少冤假错案等功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存在一系列价值冲突。根据各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价值侧重的区别，可将其分为强制排除模式和自由裁量排除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国在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当就各个类型的违法情况加以区别，就各种违法程度、情况探讨清楚，才能有助于立法改革。

简介：

简介：法定证据不仅仅包括形式的法定证据和积极的法定证据,实质的法定证据和消极的法定证据也是其当然内容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在证据评价中,把越来越多的经验法则上升为证据规则已成为可能.法定证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与自由心证的区分是相对的,具有开放性、可反驳性和普遍认知性等特点.

简介：2002年7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取代了在俄罗斯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苏俄法典），成为继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后又一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变革，因而备受世人瞩目。随着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刑事证据制度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证据可采性规则已成为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焦点问题，在俄罗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简介：“两高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有关侦查办案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重大发畏，有效地促进了控辩平等。根据直接言词原则，侦查办案人员无论以何种证人身份（目击证人、程序证人或辨认鉴真证人）出庭，都应该以“问一答”方式作证，由控方直接询问提供证言，并通过辩护人交叉询问和被告人对质的方式接受辩方质证．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侦查办案人员出庭作证应当超越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使警察和办案人员出庭作证成为常态。

简介：传统证据法理论认为,采纳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侵犯了事实审理者的职权,并且可能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应当排除。现代证据法不再绝对排除意见证据,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缺乏对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可采性及运用规则的明确统一规定,应当从可采的基本条件、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不得采纳的特殊情形及程序保障等方面进行规范。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进入刑事诉讼法典以来给刑事审判实践带来了诸多适用困境与理论迷茫。通过对东南地区某法院关于该规则的适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发现相关法律规范的操作性不强，司法机关的难以相互制约，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观念，行政倾向性较强的畸形考核体系是其适用的现实障碍；非法取证方法的理解，刑讯逼供行为的界定，瑕疵证据得以补正的标准是其适用范围上的困境之处；办案说明与侦查人员出庭的审判选择，重复自白效力的如何认定，诉权启动程序中辩方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是其适用程序及裁判标准上的桎梏症结。对之进行适时调研分析和总结概括，找出适用瓶颈，探寻改进路径，方能达致设定该规则良善之初衷。

简介：在以往犯罪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分层和判断抽样的方法，对浙江省五百名在押少年犯和浙江省五百名在校中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分两步展开，一是采用自制问卷就社会因素与少年初犯之关系进行调查，二是采用现成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表就心理因素与少年初犯之关系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社会因素方面，家庭环境诸因素中有十四项、学校纪录有六项、早年行为模式有十八项、社会交往有四项因子与少年初犯存在关联。在心理因素方面，从包含十五个维度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表中检选出病态人格这一项因子。在此基础上，采用非加权计算点数的方法制作少年初犯可能预测量表。

简介：通过梳理刑法中潜藏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以及毒品再犯的价值属性可以发现，有关司法解释中的毒品再犯规定违反了再犯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干扰了既存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的逻辑平衡，更反映出司法解释对毒品再犯的功能性误读。毒品再犯的规定，只是为了填补“刑罚执行完毕5年之后”这一累犯制度留下的评价空白，而不能将其适用范围前置到判决宣告之时，为此需要对“被判过刑”进行重新解释，并且应当禁止“累犯加重”或者“再犯加重”的做法。

简介：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配套改革措施。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目的在于限制侦查权的恣意行使，禁止那些野蛮、残忍、不人道的非法取证方式和手段，从根本上遏制非法证据产生的诱因。为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非法取证方法的认定标准，’明确了刑讯逼供后重复性供述一并排除规则及例外情形，对讯问录音录像、讯问笔录、讯问场所等作出规范，进一步落实了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建立了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的制度，强化了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期间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核实，完善了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处理的机制、庭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与调查程序以及二审程序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和处理程序。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