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共和国建立初期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高发时期,特点是多个运动同时进行,内容基本涵盖了国家各项重要工作,也大大增加了运动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围绕'黄逸峰事件',透过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从创办到终结的全过程,描述了复合群众运动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内在矛盾冲突,及其间学生如何利用运动目标的多样性及话语表达自己的意愿,领导者如何组织斗争和运动中权力位置的移动,并分析了批评、反批评和大批判所使用的话语特征,以及掩盖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行为特征。本文揭示,由于目标选择和参与行为的不确定性,复合群众运动的可控性很弱,运动过程的偶然性增强,并往往背离运动的既定目标。在'黄逸峰事件'中,学校领导、学生和学校本身,以及作为运动传媒的报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损害,或无法发挥预想的作用和使命,或远远超出了各自行为的原本期待。
简介: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重要且敏感的事件,但它们皆被修昔底德忽略。其中原因在于二者分别与修昔底德对大战"第一枪"的认定以及"最真正的原因"的分析形成矛盾。若将两次事件的史实加以恢复,则会导致读者重新审视修昔底德及其史著。
简介:本文从记载孙权二子夺嫡事件的基本文献《三国志·吴书》及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语》人手,首先分析二子夺嫡事件的历史记载与文献依据,探明对二宫夺嫡事件的政治结论在孙皓即位之前并无定论,此后褒扬太子党而贬斥鲁王的主流评论是从孙皓即位后才逐渐确定的。进而对太子、鲁王党争两派各自结党原因进行溯源,太子党主是以顾、陆子弟为首的,具有一定操守与传承的吴郡士人群体,鲁王党则是以全琮为首的以共同利益为枢纽的临时政治集团。由此认为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实际早已存在矛盾,即以陆逊、顾谭为核心的吴郡士人与全琮、步骘等或因军功,或因孙权出于限制陆逊等人权力的目的,而在建国后大力奖拔的后起官僚的矛盾,这种矛盾因“二宫并阙”而公开化,最终以二党皆败,孙权改立孙亮而告终。笔者认为,不应将二子夺嫡及党争简单归咎于孙权晚年昏聩,而应从孙吴君臣内部矛盾的发展人手,从而探明孙吴中后期政局变动的历史脉络。
简介: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以长安城中的一次佛道论争为由,下诏强令道在佛前。此举引起僧团的激烈反应,他们先是各陈极谏,接着普光寺慧满率两百僧人以激烈的方式诣阙陈谏;稍後,大总持寺智实携十余大德跟随李世民东巡车驾,直至潼关上表陈谏,後被强令驳回,无奈接受。十三年,法琳被诬入狱,案情一波三折,法琳最终免死徙蜀,李世民遂借机颁行《遗教经》,加大整顿僧团的力度。十四年,他又下敕普责京寺。这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僧团的整顿措施,标志李唐抑佛政策的定型。贞观十五年和十六年,李世民两次在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设斋追福,在宗教诉求之外,也有借机安抚僧团之意,而其抑佛政策并未改变。
简介: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简介:<正>《民国档案》1990年第一期所公布的《1940年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事件处理报告》(以下简称《处理报告》),其中提到在这次罢工中唯一的牺牲者电车工人张永康在该事件中被害的经过及善后处理意见,其中有两点有纠正补充的必要。①张永康乃被蓄意枪杀。该《处理报告》载:“至(九月)二十六日晨六时一刻,公司派七路电车一辆驶出,并加派越捕五名驻守,当该车驶至吕班路劳神父路时,工人数十名上前拦阻,捕房急派警备车至场弹压,有六○六号越捕竟在人群拥挤之中开枪射击,致酿成惨案,弹中工人张永康之臂部,贯入腹内。”后经送法国人开办的广慈医院抢救,于29日不治而亡。事实并非如此,张永康系笔者之一张永庆之二哥,张永庆当时已18岁,对此事记忆犹新,事实上,
简介:历史解释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即充当说明现实政治理论、发展道路的工具。历史研究的政治化,不但存在诸多简单化曲解研究对象的现象,而且还极大地混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空概念,造成严重的认识扭曲。本文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初期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的签名书两个标志性个案的研究,揭示自中国革命胜利至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政治文化现象的种种扭曲。两个个案的极端行为是社会变革中认识扭曲的选择,事件产生后的权威认可方式和历史解释,又使其后遗症在较长时期无法完全消除。故为保障社会参与向着法制化方向发展,必须首先提供具有道德深度的清晰的历史解释。
简介:在医疗社会史视角中,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防治中的中西医协调,不仅仅是一场卫生防病实践,更是掌握国家公权的执政党对社会的一次整合。中医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西医彰显了现代科学的文明,对这两者的协调与整合,需要找到一个依托点。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依托点便历史地落到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上,由此也使得这场医学协调活动不仅对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诞生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在卫生领域的延伸。执政党对中西医的成功协调,也展现了其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能力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