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研究呈现出两个可喜“转变”:从侧重抽象学理分析逐渐向应对解决现实问题转变;从追随西方研究范式逐渐向建构本土研究范式转变。这个转变历程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第二,很长一段时期,与西方学者致力于解决其国内环境正义问题,更多强调国内正义实现的特点不同,我国学者更多关注国际环境正义实施中的中国问题,围绕着全球层面如何公平分配环境权利与义务进行自己的话语表达与理论建构。第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理论需求以及受环境群体性事件激增等现实问题的倒逼,环境正义研究出现本土化意识和本土化努力,由注重一般学理意义研究、关注国际正义的实现转向应对本国环境冲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正义视野扩展到我国区域层面和群体层面。另外,与西方环境正义主要表现为环境利益与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配置不同,中国环境正义问题更多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正义”分配,学者研究的关注点更多转向制约环境正义实现的政治决策与制度建设。但研究同时存在环境正义理论基础单一、环境非正义根源单向以及理论自觉不足、整体性和系统性缺乏的问题。
简介:从哲学观上看,文化是哲学的背景,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人文的思想文化是属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哲学的民族性。因此,西方环境哲学仅仅是属于西方民族的“西方环境哲学”,而不是普适于所有民族的“一般环境哲学”。西方学者所创造的环境哲学理论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生成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思维逻辑构造起来的,因而这种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存在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和困境: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是对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否定。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理论实质,就是要在自然与人之间作出选择:“到底应该用人去消解自然呢,还是用自然去消解人?”由于二者都以消灭对方为基本的价值指向,因而我们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内部找不到使这两个“中心论”得到和解的任何可能的途径。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仍然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架构下,按照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去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问题,也必然陷入理论困境而不能自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不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分法”,而是采用“天、地、人”的三分法,通过“道”去解释“天、地、人”的关系。中国哲学坚持“德”与“道”的统一性,用“道”解释“德”:“道”是“体”,而“德”就是按照“道”去行“人之事”。“德”,不是由外部强加给个人的伦理规范,而是一种通过对“道”的“体悟”而达到“觉”的一种“境界”(觉悟),这种“德”就是“道德”。西方环境哲学要想消除它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就需要从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中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是环境哲学的“故乡”,它对于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
简介:考察生态危机的起源,将对评估目前的环境形势和处理这种严峻形势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通常认为,生态危机起源于包括诸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因素在内的现代工业,以及基督教关于创造的教义引发的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因此不能期望单纯从技术方面找到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法.环境历史将生态视野纳入其对世界历史论述的方法论原则之中.它致力于描述从史前到现在,从最初的农业社会甚至古代文明之前所造成的灾难性环境影响到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各种形式的生态灾难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历史'.环境世界历史,从时间到空间的维度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生存的人类生态概要.它使我们能够理解过去地球上人类为了生存而产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生态互动的根本意义,以及生态形势对每一个历史阶段政治和经济产生的种种影响.生态危机的起源并不能只从现代工业时代之后去考察,单纯用基督教关于创造的教义也无法充分解释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意识形态概念.本文认为,环境历史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可以从中找寻解决生态危机的答案.
简介: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为原则所建立的现代城市造成了众多的城市环境问题,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二元对立的状态,促使城市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边缘。在对现代城市环境问题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生态城市建设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生态城市是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与环境伦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它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公正的环境伦理观。环境伦理引导生态城市建设,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首先,环境伦理价值观、环境伦理道德规范和环境伦理信念等环境伦理价值理念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其次,生态伦理文化、生态道德教育、低碳经济模式和生态伦理法制等环境伦理实践行为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简介:全球化的倡导者们将全球化称为一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世界主义价值观、持续发展的理想和更高层次生活水平的方式.然而,批判者们则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富国和跨国公司向世界其他地方实施的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在这种(殖民)过程中,关于持续及平等发展的言论无法与对(他国)人民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及摧毁这一现实取得一致.本文揭示了由于同样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导致的贫困和环境的恶化是如何的频繁,并建议,应该从本土固有的传统科学和医学惯例中存在的环境的同一性和重要性着手,去寻找抵御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对策.
简介:此文是ScottSlovic教授专诚为本刊"生态文化"栏目撰写的论文综述。Slovic教授是美国爱达荷大学英语系主任,从事文学与环境、自然资源与社会研究。他是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创始人兼首任主席、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研究的权威期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主编、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事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研究二十余年,是美国首个"文学与环境"研究中心(该中心设于内华达大学)的核心创建人之一,著有25部专著和逾百篇论文,曾在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多地讲学,在国际生态文化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他的第25本专著《生态批评美学:语言、美与环境》(EcocriticalAesthetics:Language,Beauty,andtheEnvironment)于2018年出版。Slovic教授还是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波恩大学、东京大学等)的客座教授,自2006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担任富布赖特学者起开始访问中国,在中国多次讲学和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