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养猪生产的进一步产业化,使养猪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养殖规模日趋庞大。与此同时,猪场产生的大量粪尿、废物和有机废水等给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如何有效利用猪场的各种废弃物,化害为利,及早防止造成环境污染,改善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养猪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在经营管理中.把猪场经济系统与其它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人工生态型畜牧场是十分必要和势在必行的。绿化是猪场环境改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它不但对猪场环境的美化和生态平衡有益,而且对工作、生产也会有很大的促进。绿化对于建立人工生态型畜牧场,无疑将起着十分重要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简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研究呈现出两个可喜“转变”:从侧重抽象学理分析逐渐向应对解决现实问题转变;从追随西方研究范式逐渐向建构本土研究范式转变。这个转变历程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第二,很长一段时期,与西方学者致力于解决其国内环境正义问题,更多强调国内正义实现的特点不同,我国学者更多关注国际环境正义实施中的中国问题,围绕着全球层面如何公平分配环境权利与义务进行自己的话语表达与理论建构。第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理论需求以及受环境群体性事件激增等现实问题的倒逼,环境正义研究出现本土化意识和本土化努力,由注重一般学理意义研究、关注国际正义的实现转向应对本国环境冲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正义视野扩展到我国区域层面和群体层面。另外,与西方环境正义主要表现为环境利益与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配置不同,中国环境正义问题更多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正义”分配,学者研究的关注点更多转向制约环境正义实现的政治决策与制度建设。但研究同时存在环境正义理论基础单一、环境非正义根源单向以及理论自觉不足、整体性和系统性缺乏的问题。
简介:从哲学观上看,文化是哲学的背景,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人文的思想文化是属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哲学的民族性。因此,西方环境哲学仅仅是属于西方民族的“西方环境哲学”,而不是普适于所有民族的“一般环境哲学”。西方学者所创造的环境哲学理论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生成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思维逻辑构造起来的,因而这种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存在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和困境: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是对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否定。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理论实质,就是要在自然与人之间作出选择:“到底应该用人去消解自然呢,还是用自然去消解人?”由于二者都以消灭对方为基本的价值指向,因而我们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内部找不到使这两个“中心论”得到和解的任何可能的途径。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仍然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架构下,按照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去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问题,也必然陷入理论困境而不能自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不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分法”,而是采用“天、地、人”的三分法,通过“道”去解释“天、地、人”的关系。中国哲学坚持“德”与“道”的统一性,用“道”解释“德”:“道”是“体”,而“德”就是按照“道”去行“人之事”。“德”,不是由外部强加给个人的伦理规范,而是一种通过对“道”的“体悟”而达到“觉”的一种“境界”(觉悟),这种“德”就是“道德”。西方环境哲学要想消除它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就需要从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中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是环境哲学的“故乡”,它对于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
简介:考察生态危机的起源,将对评估目前的环境形势和处理这种严峻形势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通常认为,生态危机起源于包括诸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因素在内的现代工业,以及基督教关于创造的教义引发的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因此不能期望单纯从技术方面找到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法.环境历史将生态视野纳入其对世界历史论述的方法论原则之中.它致力于描述从史前到现在,从最初的农业社会甚至古代文明之前所造成的灾难性环境影响到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各种形式的生态灾难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历史'.环境世界历史,从时间到空间的维度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生存的人类生态概要.它使我们能够理解过去地球上人类为了生存而产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生态互动的根本意义,以及生态形势对每一个历史阶段政治和经济产生的种种影响.生态危机的起源并不能只从现代工业时代之后去考察,单纯用基督教关于创造的教义也无法充分解释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意识形态概念.本文认为,环境历史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可以从中找寻解决生态危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