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
简介:早在2002年,东南亚的政界和企业界领导人就公开为那些原本投向东南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却流向了中国而感到烦恼。最近他们的态度则比较乐观。中国企业不仅寻求东南亚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原料,而且还在那里进行日益增多的投资。分析家们关注中国每年吸引了500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实际上,其中有些原先还是指定投向东南亚地区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却很少注意到,关于中国投资的另一面却是,中国大陆(特别是投向其邻国)的国外直接投资浪潮正在高涨。本文通过对以下两个主要问题的初步调查来强调这个趋势:中国大陆的哪类公司进入了东盟国家,并在那里进行了多少投资?这种投资产生了什么潜在的影响?最初的资料表明,中国大陆的大多数投资都是由国有企业进行的,本文以15家中国大企业的资料来支持这个断言。虽然无法知道共有多少中国大陆的资金流入了东南亚,但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流入的资金在2002年肯定有20多亿美元,在2004年上半年有7.67亿美元。中国在东盟不断增多的投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两个影响简述如下:日益增多的中国投资对那种旨在改善人权的制裁制度(这里指在缅甸)产生了影响;以及面对着中国的投资,是否可以对外国投资者不断施加压力,以使其遵守国际劳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