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张炜这样重要的当代作家进行对话可能是一个非常欣悦但有难度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一系列经典的文学史“标签”和“定论”中辨别出真正具有生产性的“问题”,以此来“开启”一个具有“物质性”的文学史场景;而另一方面,面对张炜这样一个很有“理论坚持”的作家,他本人的辩解、质疑和反诘却让我们的“意图”始终处于”建构”和“颠覆”的罅隙之中。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史认知和研究的难度。作为研究者我们总是“立志揭穿文本的秘密性、私人化的现象,(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萨义德语)。但是,作为“个体”的作家(包括张炜)可能更愿意强调“文本”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意义”,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作家”和“文本”呈现在艺术性、批判性、道德和良知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大的对话。但是如果研究者并不以一个确定的“目的论”和”价值观”为鹄的,那么,作家们的“夫子自道”也未尝不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和“消化”,最终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视界融合”。这样想来。张炜在本次对话中对文本、批评、经典化、人文精神、文学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回应就有了非常值得重视的价值和意义。
简介: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已经成为众人激烈争论的焦点。这场遍及全球的争论,映射了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但文学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多丽丝·菜辛,这位88岁高龄的英国女作家,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文学精神。她是一枚被瑞典皇家委员会发现的化石,曾在20世纪中叶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激进代表,但其近15年来的作品,却遭到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激烈抨击,认为它们只具有四流水准,完全不具备原创的能力。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只有文学奖面临着二流化的指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文学自身的全球性衰退。这种现状,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家关于“文学衰竭”的预言。
简介:一回顾历史,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始于清末的严复、林纾和苏曼殊等人。真正第一次大放光彩的时期,则是在“五·四”运动(1919年)至抗日战争(1937年)开始时,而高潮则是在三十年代。当时以鲁迅、曹靖华等人为首的一批优秀文学家、学者和翻译家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筚路蓝缕,翻译俄苏,东欧等国文学作品,另外还有一大批在英、法、日、德、印地语方面造诣很高的诗人、学者及翻译家,也大量介绍了西欧、北美和东方的重要作品。广西的马君武,更是两线作战,左右开弓,既翻译了一些数学书籍和达尔文的著作,也以典雅的文言文按旧体诗格式译介了拜伦和席勒的诗歌。诗人梁宗岱十分精彩地翻译了法国象征主义大师保罗·凡乐希的长诗《水仙辞》。8年抗战,由于日寇的侵略,致使我国翻译事
简介:这二年,多个文学奖项纷现文坛,好一似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争蜜、闹攘攘蝇喋血。同时,伴随着“土改分田地”式的分奖、领奖、颁奖的热闹喧嚣,各种质疑和争议的声音紧跟着也就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