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英国1998年《犯罪与反秩序法》废除＂附条件刑事责任＂,实现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从＂三分制＂到＂二分制＂嬗变;德国在刑法典之外建立起青少年刑事责任个别评价机制。反思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制度,《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八罪＂范围应采用＂行为说＂的解释进路,这是刑事政策的现实需要,具有刑法机能、刑法解释论、法律推理的依据。我国应主要通过司法途径完善相对刑事责任制度,适用罪名应限定于＂八罪＂罪名;同时,适度借鉴＂三分制＂下＂司法认定型＂模式的有益做法,在司法过程中个案地审查被告人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

简介：复仇,尤其是血亲复仇,[1]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原始人群亦是如此。人类学家对此有所记录与描述,摩尔根说:“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为他报仇。……另一方面,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谋杀这种罪行;自从有谋杀这种罪行,就有亲属报仇来对这种罪行进行惩罚。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

简介：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简介：对正当化事由与免责事由进行区分，可以更为精确地表述行为的性质，而且，这还是当前“双轨制”处罚体系适用的前提。但是，形式标准说、必要防卫标准说和伦理说等都难以划分两者，最终只能根据法益保护“基本规范”揭示两者的不同。免责事由为裁判规范，其之模糊性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基本规范的消极要素的正当化事由系行为规范，其之判断应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有些辩护事由具有双重性，既能阻却部分违法，也能阻却部分责任。坚持两者的分立，不违反禁止多重评价原则。

简介：民间传说馒头来源于诸葛亮以馒头代替"蛮人之头"祭祀,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也曾与云南西盟佤族协商以其它替代人头祭祀。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传说、汉中屯田的做法对新中国在边疆民族地区采取宽大政策和屯垦也产生了直接影响。结合诸葛亮民族治理事迹与我党所执行的民族政策,其中共通的是中央政权及其执政者对于少数民族所体现的仁爱、平等与包容,这是促进不同民族间互相信任的有力因素。

简介：法治作为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制度,已经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已经成为各国治理国家的主导模式。伴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治逐步成为各国追求的制度目标。法治是当前最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体系,是最能推进政治现代化发展和实现政治文明的理论规则,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词、发展的关键字与国家和谐稳定的主流话语。在新的历史时期,从执政的视角来审视法治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在政策选择与体系建设上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转变、执政价值转换和执政制度转型的时代特征。

简介：在肯认婚姻法属于民法典组成部分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婚姻法与民法总则之间的内在逻辑,辨析婚姻法律制度与民法总则具体制度之间的同异,以期应用于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意旨上,民法总则通过界定调整对象、规定基本原则和阐释价值理念对婚姻法进行涵摄和指引。在体例上,身份法与人格法的分离是民法总则得以构建的重要前提,而身份法与财产法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也决定了婚姻法的独立自洽是必然的。整体而言,两者的协调立法,需要民法总则有自省式的定位,而婚姻法则有选择性的出位。就条文设计而言,民法总则在界定调整对象、规定基本原则时应充分考虑婚姻法的制度特性和立法诉求。

简介：中国经济法学的逻辑起点定格于'市场失灵-国家干预'的舶来研究,中国经济法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便是遵循这一认知的产物。但是,由于忽视了中国的社会根基和现实实践,导致了经济法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授权有余控权不足、实体有余程序失当、政策有余法律不足等。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拓展具有与西方国家迥异的逻辑起点和目标取向,经济法的理论负重亟须现实的拓宽和突破,在应然面向和实然向度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构应当摆脱传统范式的'路径依赖',纠正经济法的价值错位,在谦抑性理念的指引下实现经济法的调整——从权力干预迈向经济法治,实现范式与路径的交相辉映。

简介：在学习、认知警务实战理念的过程中，案例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案例研究必须结合众多的社会科学加以研究，尤其是警察实战案例研究的理论构建和实战检验促进了公安理论发展和知识积累。正确把握案例研究的评价体系要素，对学习、认知、创新警务实战理念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简介：本文在商榷中指出，当下中国法律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史学化有余而法学化不足；不应以史学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应以法学的学术评价标准评价法律史；法学化与西方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重新认知法学化法律史在法学和法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章特别重申法律史研究进路应该是法学化而不是史学化，其中法学化进路再构的关键，是法律史研究必须坚守法学学术传统而非史学学术传统。

简介：在当今世界，要想理解和反抗种族压迫，需要分析和澄清以下问题：首先，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压迫而言，各种种族压迫的形式之间有何区别？其次，在当今世界，种族压迫之下潜在的经济剥削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过程是什么？第三，在长久存在于不同社会之中的种族压迫下，谁是受益者，谁又是受害者？最后，应该了解和避免反种族主义者有时会掉入的陷阱，因为反种族主义者没有将阶级关系和阶级发展过程考虑在内，所以会陷入一种心理决定论并导致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将那些受压迫较轻以及在某些方面占据优势的群体从根本上视为压迫者。他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划分的发展，尤其是在今天，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与种族压迫问题紧密相连的。要消灭种族压迫，既要正视个体的权力，也要直面制度的权力，同时还必须将使种族压迫得以巩固的阶级关系问题考虑在内。

简介：＂事实性与有效性＂是哈贝马斯法哲学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在扬弃罗尔斯《正义论》研究偏重＂规范性＂而缺乏＂事实性＂、卢曼系统论缺乏＂规范性＂而偏重＂事实性＂的不足后,哈贝马斯提出以＂沟通理性＂为核心的＂沟通行动＂弥合二者之间的断裂。通过仔细考察哈贝马斯语言哲学基础,分析＂事实性与有效性＂何以成为哈贝马斯的核心关切,进而揭示＂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双重张力。

简介：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通过制度趋同使世界变得“更小”，全世界的经济秩序变得日益相似。本文论述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制度变革，并通过对比欧洲和亚洲的新兴市场的发展，挑战了这种世界趋同化的一般观念。本文遵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趋同化的程度，该方法区分了资本主义的两种“理想”类型：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就制度变革而言，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外部冲击。本文提出欧洲的新兴市场经济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阵营。至于亚洲的新兴市场，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发展，存在一种向协调市场经济趋同的制度变革，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影响力和专制的官僚政治。欧洲和亚洲两种新兴市场经济内部预期中的趋同化使人们确信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简介：《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刘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天堂与权力》）一书作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他多次被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级百位思想家”.

简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刑法谦抑性面临新的更大挑战。应着重从理论定位、功能发挥、实现途径和科学适用等方面进行自我完善，从而使得刑法谦抑性的具体内容能够及时跟进社会发展并不断向前推动，决不能故步自封。对于刑法谦抑性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出现的错误与偏差，也亟需在这一过程中予以及时匡正和纠偏。同时，在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发展进程中，须充分发挥刑法谦抑性应有的重要作用并予以坚守。

简介：电视文学片系中国电视艺术家的创造，是将文学电视化，给人以审美情趣的电视艺术作品。本文就电视文学片艺术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展开叙述，阐述它所经历的三个兴盛阶段。当下，电视文学片正走向衰落，为了保护好人类的共同文化艺术财产，电视文学片等待着学术上的复兴。

简介：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日前在解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时指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靠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的党员、干部，生活过得好一点，群众完全能理解，但是过分奢靡，群众中、社会上是有评价标准的，会认为他们已不像一名共产党员。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纪律处分。

简介：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我国政府＂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众筹在我国迅速发展。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要实现从观光游到休闲体验游的转变,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发展十分重要。发展旅游众筹从而促进桂林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新形势下提升桂林旅游品质的新举措。

简介：东盟作为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亚太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两大区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通过对贸易提升的概念界定和贸易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梳理中国—东盟的贸易关系以及贸易提升的研究成果,以期对未来如何继续提升双边贸易、发展双边关系,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提供指导。

简介：“法治国”概念是德国19世纪法学家的创造，为了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们解决的方式是将国家政体问题与法律秩序问题分离，从而回避对主权归属问题的回答。这与德国19世纪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848年三月革命是德国“法治国”概念发展的重要拐点。自此革命后，论述“法治国”的法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形式法治国”概念，而不是“实质法治国”概念，更重视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实证主义法学家的方法论为他们的这种转向提供了灵感。英国“法治”理论的首位系统阐述者戴雪却用《英宪精义》一章的篇幅认为行政法与“法治”不相容，戴雪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区分“裁量”与“专断”。对德国“法治国”概念起源、流变的分析有助于中国发展起一种合理的法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