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然环境及其演变不仅对于塑造文化的区域特色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进程。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生态环境对其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出土的大于4mm的12979块木炭样品进行鉴定,这些木炭分别属于18种木本植物。其中落叶的栎属出土概率最高,表明落叶的栎属是当地的优势种。对群落环境起主要作用。通过对鉴定出的木炭树种进行共存因子法分析,结果表明,商代晚期年均温(MAT)为7.4℃-15.9℃,年降水量(AP)为620-1200毫来,湿润指数(IM)为-14.2-52.6。对树种的生态特性和共存因子法分析表明,商代晚期气候与现令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通过对遗址出土的大块木炭进行树轮年代学研究,重建了商代晚期的降水量,结果表明商代晚期气候是波动的。既有干旱时期,又有湿润时期。商代晚期后段气候不是干旱。反而降雨量更大。重建结果与考古学研究结果大体相同,指示水患有可能是商都毁弃的一个重要原因。该研究为重建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契机。为探求“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原因以及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朝就此灭亡的原因,提供了高分辨率的环境背景信息。
简介:明朝前期经历洪武、永乐两朝的重典治吏后政治空气开始舒缓,随之而来,官员家属交通公门、以公谋私的不法之事渐有漫延膨胀之势。伴随这一局势变化,明代中期士大夫家书等文献中“屏迹公门”一词逐渐增多。依据士大夫家书文献体系中的不同语境,“屏迹公门”一词具体意涵有三:其一是士大夫禁止家人涉足公门、谋取私利;其二是士大夫自我约束不因私事而访公门、干扰公事;其三是致仕官员乡居期间远离公门、严守法度。屏迹公门逐渐成为明代朝廷官员考核、士林道德品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现在考核评语和墓表行状等文本中。屏迹公门成为明代清流士大夫管束家人和约束自身的自律行为,既体现宋明理学修身齐家思想带来的道德约束,也反映士大夫维护政治地位和官声清誉的现实考量。
简介:福建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长汀、宁化、清流、明溪、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等11个纯客家县和沙县、永安、梅列、三元、新罗等13个非纯客家县。历史上,客家人生态文化积淀深厚。迄今,对客家生态文化的探讨,多是从风水的视角进行理论解读,也有个别学者从闽西土楼民居的视角分析民间建筑艺术与生态文化之间的关系。笔者曾面向三明客家地区,以文献史料为事实依据,从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维度的三个方面,对历史上三明客家生态文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笔者拙文虽是迄今惟有的立足客家文献资料,从历史上客家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维度,对客家生态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但是所作的探讨局限于三明客家地区,材料占有也不尽充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无论是深度、广度方面均有欠缺,而且伴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意识到,拙文中所使用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概念上不够准确。笔者认为概念使用上,以“生态与环境建设”一词代替“生态环境建设”一词较切。拙文即是笔者对历史上福建客家地区生态与环境建设问题再审视的结果。
简介:本文以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偏好与决策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从生态脆弱群体的属性特征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态脆弱群体就医偏好与决策行为。从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来看,自变量与各别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其渐进Sig.(双侧)值均小于0.05。其中:生态脆弱群体的教育程度、经济和身体状况等属性特征与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偏好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社会因素中医疗服务满意程度、医疗条件的优劣、就医程序复杂程度与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决策行为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据此,形成了两种类型的就医行为模式,即“自养”和“异养”型模式。研究结果可为生态脆弱群体就医行为类型的划分提供借鉴,促进行为地理学和健康地理学的融合研究。
简介:生态危机提示我们,人类更需要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这个物种在生态圈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我们自己在上万年的集体生存中获得的经验。当今"主流文明"不过是人类众多生存方式之一,它虽然强势,但远未经历足够的检验,它构建的"普世价值"未必具有几何公理的地位,它制造的生态危机却已经威胁着人类生存。而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众多文明,其中必有其合理的内核,值得认真研究。人类社会脱胎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始终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人类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构造出自身的文化。文化是人类求及生存、发展、延续的人为信息系统。自然的生态系统丰富多彩,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它一方面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自觉不自觉地冲击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使民族生境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保持一定程度的偏离,一方面控制和回归这种偏离,使之不至于毁灭自己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从而发展出了与生态多样性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就使民族文化与自然在"偏离"—"回归"中耦合运行,特定民族在其中获得了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