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心态角度分析了清代中期桐城诗派领袖姚鼐对浙派领袖厉鹗的诗学批评及其原因所在。姚鼐以充满阳刚气度的儒家君子人格作为立身之本，进而在文学创作中也追求一种与之相应的弘大之美；而厉鹗由于性格及生平经历等原因，一生以诗人自居，以文学创作为立身之本，故而在文学创作中求新求奇但境界不广，故此引发姚鼐对其创作的严厉批评，由此可知姚鼐、厉鹗两人诗学歧异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其人生定位的不同。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淅派和桐城派诗歌大有裨益，也为清代诗歌的心态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上佳个案。
宿州学院学报
2011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