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需以“尽意”为目的，从造型手法上，记录形象则离不开工致的写实，因此，从功能与造型手法上，我国雕塑手法历来徜徉于“工”与“写”之间，与西方雕塑重写实不同，梁思成认为中国雕塑如南朝戴奎已经完全创立了中国佛教造像的样本，而“北派”雕塑之重衣褶表现特征也成为我国雕塑表现之特色。此为常谈，但是随着我国美术教育发展，雕塑写生课程中对道理的理解与实践常常会给教学带来新的问题。
新美术
2012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