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庄子》的盛行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其一，《庄子》的盛行非常有利于佛教般若学的传播。其二，高僧精通《庄子》促进了佛教与中土主流思想文化的相互融合。道安敏锐地意识到，中土佛教般若学的繁荣受益于当时老庄玄学的盛行，而他在建立本无宗义、诠释禅定境界、解释禅观方法等方面，都充分运用了《庄子》的概念、术语和思维方式。支道林交游士夫，雅爱清谈，崇尚老庄，擅草隶，好围棋，爱马之神骏，喜鹤之冲天，有名士之风，为时贤所歆慕，所立即色义堪称是当时以庄释佛的杰作，所作逍遥论打开了后世以佛解庄的先河，亦获重于一时，其人甚至在精神气质上都与庄子极为类似。慧远亦非常善于运用《庄子》来表达他在佛学上的见解和主张，他在讲经和著述中，时常运用《庄子》的概念和义理，在论述形神关系时对《庄子》的运用尤为集中。由于精通《庄子》，慧远在佛学造诣上较之当时佛教经典的输入表现出某种超前性。僧肇虽然师从罗什，学宗三论，以最得三论之精微著称，但其论著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庄子色彩，《物不迁论》引用《庄子》表达了万物虽动而实静的观点，《不真空论》借重《庄子》讨论了诸法空有相即而不二的道理，《般若无知论》所探讨的圣知无知而无所不知的问题，也是对《庄子》中相关问题的深化，体现出中国佛教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重视随处可得解脱的发展趋向，朝着头头是道的方向发展的基本趋势。在东晋时期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庄子》起到了桥梁和管道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