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去着力维护“新型金融业态”的生态平衡，同时努力培植市场治理与司法治理相结合的普通法“制度基因”与精神，以增强中国金融法律适应市场演进的能力，促使中国金融市场成长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而且能够自我扩展的内生秩序。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法之艺术”或“金融治理的法律艺术”可能比法律起源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