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