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2009年版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新条例直接将兴奋剂违规的基准罚建构在故意与过失的基础之上。故意性违规对应的基准罚是4年的禁赛，非故意性违规对应的基准罚是严厉批评、不禁赛和最高2年的禁赛。这样，如何判断故意性违规和过失性违规，则成为确认兴奋剂违规基准罚的关键。但是，故意和过失缺乏证据法上的可知性，以其为基础建构法律制度，则存在证明难的问题。为了解决故意和过失与证据法的冲突，新条例借助法律类推制度将故意和过失等主观要素客观化，使其适用直接成为事实判断，即，一旦运动员体内发现有非特定物质，即推定这是故意使用的结果；发现是特定物质的，则推定为非故意使用。但是，这种类推存在概念过宽和过窄的问题，为此，新条例又为故意和无（重大）过失规定了一般条款。对于故意而言，由于其核心是“欺诈”，所以，条例规定中的故意仅仅是指直接故意，不包括间接故意。对于无（重大）过失而言，条例存在着特殊规定之间以及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定义）之间的竞合问题。就特殊规定之间的竞合，应当尊重运动员的选择；特殊规定与一般定义之间并不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而是其像故意的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一样，是“烟”与“火”的关系，前者具有推定功能，后者具有解释、矫正和补充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