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阿飞＂的形象流变并未遵循单调的线性逻辑。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央的政策指令固然左右着阿飞的罪与罚,上海基层社会却展示了对于阿飞的多元认知图景。青年工人成为阿飞的重要来源这一事实,也使得阿飞在＂受害者＂与＂害人者＂之间摇摆。偶有冲突但互不干扰的释义不断丰富着关于阿飞的＂语料库＂,而一度消失的定性与定罪也会在特定的历史情境重现。滚动的话语逻辑引导了基层实践走向,本就内涵模糊的阿飞也在众声喧哗中被渐次泛化。
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