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历时七年的长篇小说《北鸢》在2016年占据各大好书榜前列,深受读者和专家好评。作为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北鸢》重述历史的方式正是葛亮想象民国的路径。关于其历史书写及艺术特色的评论颇多,本文不多赘述,而另辟一径,在高度赞扬葛亮语言、结构的成熟,高呼文学创作“美”的回归时,关注《北鸢》文本本身表现出的意图谬误及葛亮个人民国想象中的隐秘内涵。取自曹雪芹《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小说题目“北鸢”第一次出场是小说中昭如和文笙客居天津时家睦带来的虎头风筝,作者葛亮在此处特意描述了清晨时分,年过半百的丈夫为幼子描画风筝,妻子在旁“红袖添香”的恩爱场景,也不惜笔墨写了广场上父子二人放风筝,妻子一旁微笑观看的温馨画面。这一段天伦之乐只在小说第一章占据两页纸左右的篇幅,于我看来,却是整部小说的基调。这当然不是否定《北鸢》的厚重历史感,更不是无视葛亮的艺术与美学探索,而恰恰是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与细致精巧的语言艺术中窥见葛亮的“文心”。他塑造的人物群像,尤其是主角文笙,无疑是稍显单薄的,但正是铺排了400多页的单薄之中,暗藏着强有力的内在线索,葛亮在有意和无意之中追索的是亟待复兴、正在消亡的“闲适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