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了描写大东亚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将个人受害经历进行国家化的例子,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着重分析了中日两国的战中与战后文学叙述中对女性身体创伤的揭露和压迫。通过对数篇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受害者的身体政治的关注,本文提出,在中日两国的战争言说里,由国家自称的国难均被刻上了性别记号,经由女性遭受的苦难表现出来。这种实践通常牺牲了对女性创伤的细致而具有感情的解读,为的是达到一个为父权社会服务的更高目的。
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
201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