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爱情,永远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爱情与“谈爱色变”的禁欲主义一直在作着努力的抗争,即“人性”与“神性”的抗争。尽管这种碰撞都带有悲剧色彩。本文试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中笼罩在宗教统治下的爱情悲剧。

一、扭曲、变态的爱情———人性悲剧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作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1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克洛德作为社会的一员,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念念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
        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人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消灭集中表现在他本身处境中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但是带着十字架的副主教既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觉悟。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他极力把这双重的憎恨搅合在一起,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于是在他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处在“人性”与“神性”双重压迫下的克洛德,最终也在自己布下的宗教网中毁灭了。雨果曾宣称:“人是生来善良、纯洁、公正和诚实的,如果他的心变得冰冷,那是因为有人熄灭了他的火焰……”正是教会势力的“非人性”,才决定了克洛德的畸形可怕爱情观,才有了他为人性而丧失人性的追求。

二、内疚、自责的爱情———处境悲剧
       与克洛德的悲剧不同的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中则描写了海丝特·白兰与神职人员亚瑟·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可谓处境艰难,举步维艰。作品以严酷的清教政权统治下的北美洲殖民地时期为背景,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由于犯了通奸罪,坚决不交待同犯,被清教徒政权关进监狱,终生戴上耻辱的红Ａ字示众(Ａ字是英语通奸Adultely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作为劝诫世人的活标本,受到人们的鄙视和摒弃。海丝特是年青、美貌的女郎,却嫁了一个年纪衰老、体态畸形的丈夫,她感受不到爱情,在她丈夫失踪以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闯进她孤独的生活,她爱上了牧师。追求纯真的爱情,渴望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活的女人的生活权利和合理要求,可是,她却遭到清教政权的惩罚,终生戴着红字示众。丁梅斯代尔是一个博学多识,前途无量的教师,很早地就立下了献身宗教的志向。但是,清苦的教会生活,呆板的教条,虽然一时禁锢了丁梅斯代尔这样虔诚教徒的内心,但一看见“身体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乌黑丰茂的头发那么光泽,闪耀出阳光的颜色,她的面孔,除去润泽的肤色与端正美丽的五官之外,还有清秀的眉宇和深黑的眼睛”的海丝特时,他的“人性”就复活了,并且最终战胜了“神性”,与海丝特发生了关系,但是,宗教精神象雅片一样毒害着他的心灵,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早已扼杀了他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他把自己与海丝特的爱情关系看成是“冒犯了一条神圣的法律”。他把自看成一个罪人,应该受到惩罚,但又不敢公开承担自己的罪责。他既害怕和海丝特一起戴红字示众,又怕上帝不饶恕他。为了悔罪,他在密室中用血淋淋的鞭子抽打自己,不断折磨自己,他的良心丝毫得不到安宁,“可怜的牧师一面受着肉体疾病的痛苦,一面受着灵魂极度烦恼的折磨,同时又听凭他的死对头任意摆布”。“而在这时,他在他的神圣职务上,却获得了灿烂的声誉”,更使他陷入无边痛苦深渊之中,他几乎丧失了理智,他的精神一直处在罪恶的痛苦和徒然的悔恨之中,心灵备受折磨,终于心力交瘁,成了宗教毒害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