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共同社会行动

[论文新农村建设;共同社会行动;农村组织化
　　[论文内容提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以农民为主体的共同社会行动%26#65377;但是,通过对重庆市三个村在2006年应对特大旱情的情况分析,在农村内部还缺乏相应的共同社会行动%26#65377;加强农村组织化建设,是形成农村共同社会行动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26#65377;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很关键的新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分散的个体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形成共同的社会行动,以应对生产生活中的重大事件%26#65377;在自然灾难频繁,非凡是旱灾已成为我国“头号”气象灾难的情况下,如何抗旱就是农村生产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6#65377;这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战略目标的推进和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26#65377;本文试图通过重庆市三个村在2006年应对特大旱情的情况分析,来理解和说明村民共同社会行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意义%26#65377;
　　
　　一%26#65380;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以农民为主体的共同社会行动
　　
　　社会行动是社会学探究的主题之一%26#65377;“人类赋予行为以意义%26#65377;而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洞察和理解这种意义%26#65377;”[1对于什么是社会行动,尽管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建构,但还是存在共同的理解,即社会行动是指那些具有行动动机且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26#65377;“所谓动机,就是对行动者自身或外在观察者都构成有关行动的充分根据的主观意义丛”[2%26#65377;目标,是指行动者希望达到的预期状态和结果%26#65377;行动是由动机推动的,而任何目标的实现都必须要诉诸于行动%26#65377;不过,以往的“行动理论还是通常从特定个体或个体类型的角度上看新问题,强调对直接的%26#65380;日常的社会经验给出描述和说明,而不是在理论上阐述持续的%26#65380;大规模的结构布置”[3%26#65377;假如从这些理论出发是难以对诸如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的“持续的%26#65380;大规模的结构布置”做出解释和说明的,而必须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这一“行动单位”或行动者角度,从他们的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出发,才能理解这种社会行动本身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布置中的意义和动机”[4%26#65377;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为着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新问题的重大战略行动,其目标是按照“生产发展%26#65380;生活宽裕%26#65380;乡风文明%26#65380;村容整洁%26#65380;管理民主”的蓝图,实现农村经济建设%26#65380;政治建设%26#65380;文化建设%26#65380;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5%26#65377;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长期系统工程%26#65377;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然要产生许多重要的大规模社会布置,经历许多生产生活中的重大事件%26#65377;这些都是孤立%26#65380;分散的个体农民或农户无法胜任的,需要组织起来,共同面对和行动%26#65377;为此,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泛的组织动员,形成以依靠农民辛勤劳动为主%26#65380;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广泛参和的行动体系,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非凡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共同社会行动%26#65377;
　　农民的共同社会行动是农村居民基于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26#65380;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实施的行为整合%26#65377;它需要农民个体的积极作为,但绝不是个体行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在共同的欲望%26#65380;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基础上达成的有意识的自觉行为%26#6537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共同社会行动%26#65377;因为农民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的主力军,农民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最了解%26#65380;最熟悉,也只有农民自己最清楚农村需要什么,怎样建设%26#65377;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的原则基础上,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6#65380;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共同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家园%26#65377;
　　
　　二%26#65380;农民共同社会行动的缺乏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26#65380;号召下,为了共同的目标,基于过幸福美满生活的主观动机,农民会加强沟通协调%26#65380;形成合力,预期的共同社会行动随即就会出现,非凡是在面对生产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时更是如此%26#65377;但新问题的解决不是那么轻易,农村的共同社会行动不仅要有外部压力和组织动员,更要有内部的欲求和能力%26#65377;通过对重庆市三个村庄在应对2006年特大旱灾过程的调查分析,发现分散的个体农户在严重的自然灾难面前是被动而脆弱的,甚至是无可奈何的有些听天由命%26#65377;村民的社会行动主要是建立在个体的理性算计和偏私的意图之上的,缺乏村庄共同体意识,行动单位以核心家庭为基础,在社会行动中难以达成高度共识,因而无法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布置,导致共同社会行动缺乏,极大地削弱了村民抗击旱魔和适应其他重大事件的能力%26#65377;

　　2006年,重庆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旱情,创下重庆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7项历史之最%26#65377;全市1000多条溪河断流,275座水库水位处于死水位,472座水库%26#65380;3.38万口山坪塘干涸见底,1081个乡镇中有三分之二出现供水困难%26#65377;农作物受旱面积1916.92万亩,有792.56万人%26#65380;731.30万头大牲畜临时饮水困难,受灾人口突破2100万%26#65377;直接经济损失80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60亿元%26#65377;
　　为了抗击“百年旱魔”,从中心到地方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动员,重庆人民立足“抗旱保饮水%26#65380;抗旱防火灾%26#65380;抗旱防疫病%26#65380;抗旱夺丰收”,戮力同心,众志成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尽最大的努力把灾难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的限度,确保了全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确保了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26#65377;[6整个抗旱的过程和结果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26#65377;但在农村抗旱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单边性倾向和从上到下%26#65380;从外到内行动逻辑,政府力量的强劲介入和村民的回应不协调,各级政府部门都把抗旱减灾作为头等大事布置处理,还组织抗旱突击队深入田间地头和村民一起抗旱,村庄外部资源也迅速进入村庄,但村庄内部的行动逻辑是不太清楚的,有序性差异比较大%26#65377;这在我们所调查的三个村表现得非凡明显%26#65377;
　　凤凰村距重庆市区45公里,全村幅员面积11.83平方公里,耕地4000余亩,有21个村民小组,1247户3586人,由原来的凤凰村%26#65380;共和村和中梁村于2003年合并而成%26#65377;村民大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由于距城市较近,基本上是早出晚归,情况好的就在城里买了房或租房住在城里,对村里的事也不太上心,村庄记忆严重缺失,生活面是向外的%26#65377;村的耕地全是旱地,以种植蔬菜为主,是政府批建的无公害蔬菜基地,但水源缺乏,基本上靠天吃饭,没有水库%26#65380;引水系统和堰塘,就连蓄水池也不大且经常是和粪池套用%26#65377;正常年份,村民的收入尚好,2005年人均收入3900多元%26#65377;近年新修的渝合高速%26#65380;重庆外环高速及遂渝铁路几个隧道都从境内通过,地下水系破坏严重,所以, 2006年的旱情比其他地方都来得早且更严重%26#65377;从7月底开始居民的饮水就出现困难,全靠政府组织车队运送,一直持续到9月初降大雨才得以缓解%26#65377;旱灾给村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菜地因缺水而无法浇灌,蔬菜全部旱死,蔬菜基地的农民到城里买蔬菜吃一时间成为笑谈%26#65377;村内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但村民除了焦虑地天天等待政府早日送来饮用水外,更多的还是无可奈何地等待上苍早降甘露%26#65377;虽然以往没有如此严重的旱情,但缺水一直是困扰该村村民生产生活的一件大事,因不同程度的旱情造成经济损失和生活不便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村民也从来没有就此形成过诸如要修建共同水利的意见%26#65377;
　　万全村距重庆市区70多公里,地势相对于凤凰村要平缓,全村幅员面积12平方公里多,耕地5000余亩,有20个村民小组,1356户3891人,由原来的石和村%26#65380;秀水村%26#65380;对山村于2005年合并而成%26#65377;我们的调查主要在原秀水村进行%26#65377;万全村所在的镇是全国闻名的花木之乡,村民中部分外出打工,全村除秀水一%26#65380;二组外,绝大多数以种植花卉%26#65380;苗木为主%26#65377;1980年土地承包时也是以种粮为主,大集体时留下的水系为种粮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一%26#65380;二组因靠溪河,抽水浇灌很方便,三%26#65380;四%26#65380;五组主要靠堰塘%26#65377;当时也有水渠,但土地下放后,水渠就破坏了,因为各小组间%26#65380;各户头间的合作少了,各是各的土地%26#65377;开始几年,堰塘承包给私人养鱼,但因面积不大,距城市又比较远,效益不好,而且别人要用水也不好不准许,后来就没人承包,只是闲置在那里,不仅淤积严重,而且因缺乏维护,渗漏得厉害,平常蓄水就少,碰到大旱很快就干枯了%26#65377;2006年的特大旱情使秀水的堰塘全部干枯,大家就各自想各自的办法%26#65377;距河沟近点的就到河里抽水,因没有水渠,需要很多台机子同时抽水才能把水送到,这样成本就太高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合作抽水或建立专门的抽水组织%26#65377;但合作抽水必须考虑抽水的先后顺序,在严重的旱情下,谁都不愿落在后面,使合作无法实现%26#65377;建立专门的抽水组织,不是一般人家能投资得起的,况且在正常年份又无利可图,谁都不愿冒此风险%26#65377;于是,大家就打机井,但地势高的打不出水,地势低的基本能保持用水,假如别人要用他家的井水就必须付费,而且担心水被抽干,也不太乐意,除非是有非凡的关系%26#65377;也有花农用车到几公里外的水库拉水的,但费用很高,也不是一般的花农能承受得起的%26#65377;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解决新问题,花木%26#65380;草坪死掉了很多,花农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一般的户头损失在一%26#65380;两万元左右,多的则上十数万元%26#65377;

　　四龙村距重庆市区100余公里,全村9个村民小组420户1330多人,属浅丘地势,耕地4000多亩,旱地%26#65380;水田差不多各占一半,以种粮食为主,水田种一季水稻,旱地春夏种玉米%26#65380;红苕,秋冬植小麦%26#65380;油菜,经济条件较差%26#65377;虽然小安溪河就在四周,而且建有5个排灌站,但都是大集体时建的,现在水渠早就没了,水泵也因缺乏养护基本上不能使用%26#65377;在2006年的特大旱灾过程中,水稻减产30-70%,旱地减产50-80%,个别小组绝收%26#65377;面对大旱村民非常消极,甚至说得上是听天由命,因为要自家抽水,距离太远,成本太高,村民不情愿%26#65377;后来政府帮助抽水,但找抽水员很困难,因为全村外出打工人员占到全村总人口的60%以上,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是100%出去打工了%26#65377;另外县水利局组织钻井队帮助村里打了四口机井,钻井费和材料费由镇里面负责,但打井的水费和入户管道费由社员自己承担%26#65377;重庆农村居民大多自然散居,间隔距离较远,假如水井隔自家距离近的,费用就要低很多,因此在选择井址的新问题上出现分歧,闹得彼此不愉快%26#65377;
　　从三个村的抗旱适应来看,虽然各自情况有所差异,但其抗旱过程的行动逻辑却具有相似性,单边性特征强烈,也就是政府积极介入,而村民主观动机很强烈,抗旱自救的目标也一致,但行动上却比较消极,这就难以形成一种组织合力来应对如此重大的事件,造成村内共同社会行动的缺失,这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抗旱能力,强化了因旱灾而带来的损失%26#65377;
　　
　　三%26#65380;加强农村组织化建设是形成农民共同社会行动的根本途径
　　
　　为什么在关系到自身利益和整个农村社会发展的抗旱斗争中,村民不能形成沟通合作和良性的共同社会行动呢?
　　奥尔森认为摘要:“从个人理性和自利的前提中推演不出人们会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非凡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26#65380;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26#65377;[7因而共同的社会行动难以形成也就轻易理解了%26#65377;当下的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村集体内部又不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非凡手段”,村庄共同体意识在人民公社破产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消失殆尽,农民已不再受诸如传统组织力量和文化的严格约束,愈益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中%26#65377;[8这从重庆市三个村在抗旱斗争中的表现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26#65377;
　　首先,重庆农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区,地块破碎,居民居住分散%26#65377;由此,导致人们的生产成本高,生活的空间距离较远,交往的频率低,彼此之间缺乏交流,村民之间“善分不善合”的情况比较严重%26#65377;而且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民各家顾各家的生产,初期还普遍实行换工,后来实行货币化雇工,但现在青壮劳动力都离开了农村进城打工去了,请人帮工是越来越难,小农化倾向越来越严重%26#65377;加上人们集体观念的淡化,使得以单个家庭为社会行动单位的村庄,因为传统的缺失,村庄舆论解体,村民成为原子化的个人,难以为建设村庄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物品达成合作协议,这样共同社会行动的缺乏就成为当前农村本身的必然景观而非偶然的现象了%26#65377;
　　其次,三个村的旱情及其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虽然有自然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是人为的%26#65377;因为在三个村的不远处都有江河,只要有完善的提灌系统,满足两岸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还是没新问题%26#65377;因此,在不是资源性缺水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动员%26#65380;共同的社会参和%26#65380;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设置等就成为增强抗旱能力,减少旱灾损失的主要因素了%26#65377;
　　再次,从上述三个村的抗旱过程来看,村民之所以不能形成良性合作和一致的共同社会行动,更重要的还在于缺乏社会行动的主体或者说主体行动能力不足%26#65377;在当前农村状态下,虽然得利于一些惠农政策,非凡是免除农业税,使农村状况有所好转,农民增收幅度提高,但因为农资市场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农产品初端价格低,农业的比较效益小,农民实际获利微薄,离开村庄的意图仍然很强烈,农村的外向型趋向没有改变,导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农村的正常运作以保证农村生态有持续的发展%26#65377;社会行动主体的缺乏或者说主体行动能力不强,进一步弱化了农村的共同社会行动能力%26#65377;
　　那么,怎样才能把独个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整合村庄力量,调动村民的积极性,造就共同的社会行动呢?我们认为必然的选择和根本途径就是加强农村的组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26#65377;

　　农村组织化,是指农村居民为了更好地实现%26#65380;保护和促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联合起来形成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行动和过程%26#65377;实际上就是农民的组织化%26#65377;这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结果,也是一种状态%26#65377;一种源于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形成的有机联合状态%26#65377;要实现这样的状态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村内农民的自生组织,二是村外的推动和引导,非凡是行政力量的推动%26#65377;新问题是在经历了革命运动和市场的双重打击后,农村内部靠传统的组织力量和文化力量来催生农民自组织的可能已变得十分微弱,又因为一度由行政力量推动而建立的人民公社模式脱离农村实际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终于破产,所以,目前农村的组织化建设单是从村内或村外介入都是难以奏效的%26#65377;因此,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农民在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组织自己的各类社会组织,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26#65377;当然,由于农村内部的分化和差异,要提高整个农村的组织化程度,仅从现有的村民自治组织入手是不够的,必须从多方面积极培育农村各类社会组织,不仅要有功能单一的专业性组织%26#65380;也要有功能相对多样%26#65380;齐备的综合性组织,不仅要有经济组织,也要有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由此形成农村完善的社会组织体系%26#65377;
　　有了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才有农民的共同社会行动%26#65377;现代社会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由各种形式的组织构成,组织最大的特征在于其强大的整合性和明确的目的性%26#65377;要推进农村现代性因素的生长,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必须通过农村和农民的组织化建设,以此来培育村庄共同体意识,强化村民目标认同和夯实行动单位的基础%26#65377;也只有这样,才有整个农村社会行动能力的提升%26#65377;
　　总之,由于当前中国农村共同社会行动的缺乏,使得大规模的社会布置难以落实,也难以适应诸如旱灾这样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更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26#65377;所以,通过农村组织化建设,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社会行动主体建设,提升农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引导分散的个体农民在充分协调沟通的基础上,将个体动机转化为公共意志,造就大规模的共同社会行动,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径%26#65377;
　　
　　[参考文献
　　[1[2[3 [4马尔科姆%26#8226;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译)[M.北京摘要:华夏出版社,2000摘要:18%26#65380;22%26#65380;18%26#65380;17.
　　[5中共中心国务院有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新华网. http摘要：//news.xinhua
　　net.com/2006-02/21/.
　　[6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EB/OL. 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http摘要：//www.cq.gov.cn /2006-09-11.
　　[7曼瑟尔%26#8226;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M.上海摘要:上海三联书店%26#6538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马昊.集体行动困境下的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