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及其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

    内容提要：作者分析了GATS协议中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有关的条款，指出服务贸易领域履行国民待遇原则的特点和难度；并对我国在服务贸易中存在的非公平竞争问题进行分析，建议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建立和完善竞争法制。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公平竞争，竞争法

　　GATS是服务贸易领域第一个多边协议，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成果之一。根据GATS的规定，国际服务业必将进入逐步自由化阶段。GATS协议有三方面构成：第一是GATS文本，这是一个总则方面的内容，包括适用服务、定义、一般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逐步自由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第二是有关服务贸易附件 ；第三是各成员提交的承诺表，即成员方对具体义务的承诺。本文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角度，分析GATS协议中涉及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公平竞争原则，并对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一、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

　　从GATS文本及其附件来看，涉及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条款主要有：

　　1、GATS第1条“范围和定义”。GATS的适用范围是指，各成员方的中央或地方机构或这些政府机构授权的非政府机构采取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并且协定所述的服务是指，除为行使政府职能而提供的服务之外的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这里，GATS所约束的不仅是成员国全国性的，或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包括“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授予行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将非政府机构包括在GATS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同与GATT只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定。这种扩大使影响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内法律和政策更为复杂，这意味着成员方应通过相关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获得政府或当局授权的非政府机构不从事违反GATS的反竞争活动。如违反GATS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等规则而歧视或排除其他成员方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竞争。

　　2、GATS第2条和GATS第3条的规定。即约束所有成员方服务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规则和透明度规则。这二条的基本精神是，任何成员方引入、修改或实施影响服务贸易的竞争政策，无论其形式为法律、法规、一般适用的司法或行政措施，都必须履行这两条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义务。 在GATS框架中，第一部分条款的标题是“普遍义务与纪律”（General Obligations and Disciplines），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都被列入普遍应遵守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GATS中的最惠国待遇还规定了一些豁免性或例外性的规定，凡是成员国列出的“免除最惠国义务清单”的措施，都属于“合法的例外”， 不属于违法公平竞争的歧视性规定。此外，有关透明度的规定，除了第3条一般原则性规定以外，还在其他一些条款中作了具体规定。如，第4条第2款对发达国家建立“联系站”的要求；第5条第7款对经济一体化成员方提供协议的要求；第7条第4款对成员方提供有关承认学历、资格和证书方面信息的要求；第8条第3、4款对成员方在具体承诺服务领域实施垄断权时，要求其在3个月前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以及第9条第2款要求成员方提供与限制性贸易惯例有关的、公开的、非机密性的资料，等等。

　　3、GATS第6条“国内法规”。与GATT相比，第6条的规定是一项新的内容，即它要求成员方“应保证：对已作出承诺的服务门类，以合理、客观与公正不偏的方式实施普遍适用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所有措施”（第1款）。为此，各成员方应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的法庭及有关程序，使受影响的服务提供人及时获得司法或行政救济。强调“国内法规”是因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不同，其阻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是各国的“法规”，而不是“关税”。 这些法规不仅包括了有关的贸易法规和贸易政策，而且还包括了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竞争法规和竞争政策。有理由认为，政府行为对服务贸易造成的扭曲比货物贸易要大得多。因此，GATS中的这条新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4、GATS第7条、第8条和第9条是约束所有成员方服务贸易的一般义务和纪律规则。第7条（承认）、第8条（垄断和排它服务提供者）和第9条（商业惯例）中的相关规则也是成员方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时所必须遵循的。根据第7条，成员方在专业服务领域就教育、经验、合格要求、许可或证明方面的承认规则应不构成外国提供者服务准入市场竞争的壁垒。为做到这一点，成员方显然应在专业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政策，清除其承认规则中各种禁止、限制或扭曲本国与外国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规定。GATS第8条则要求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垄断或专营的服务提供者在相关市场上提供垄断或专营服务时遵守第2条最惠国待遇义务，并不得采用与该成员方特别承诺不一致的行动，也不得以与该特别承诺不一致的方式在其他非垄断或专营市场上滥用垄断或专营地位。如果其他成员方有理由相信任何垄断或专营的服务提供者采用了与该成员方上述承诺义务不相符的行动时，可以通过WTO的服务贸易理事会要求该成员方提供这些垄断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有关运营的具体资料。据此，承诺表中作出开放承诺的部门，成员方应制定和实施反滥用垄断或专营活动的竞争政策。GATS第9条规定了成员方之间在取消限制服务贸易竞争的商业惯例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

　　5、GATS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它要求成员方对特别承诺的服务部门或服务领域，引入并有效实施竞争政策，扫除各种反竞争的市场准入壁垒并给与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不低于本国相同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GATS第16条是关于市场准入条款，它列举了一成员不得在其境内或某一地区维持或采取的6项措施，即①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②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价值；③ 限制经营活动的总量或服务总产出量；④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提供者雇佣自然人的总数量；⑤限制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形式的法人实体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⑥限制外资的最高股权或投资总额。市场准入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表现，它意味着本国市场对外国服务业的开放是基于公平、公开和非歧视性原则。第17条的标题是“承认”，即专门对贸易双方相互承认对方服务提供人的资格问题作了规定。根据规定，成员方得承认“服务提供人的业务执照、证书或许可证”，其承认的方式是“通过协商或其他办法，也可按有关国家签订的协议或安排，或自动地给予”。

　　此外，在GATS其他文件中也包含了与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如：1、金融服务承诺谅解。该谅解是基于成员方承诺表中的特别承诺而制定的关于金融服务措施的一个框架，其目的在于补充GATS主文本中的相关规定。这一谅解包含了数项与成员方金融服务领域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 2、电信附录。附录第5部分规定：为了提供其承诺表中包含的任何服务，每一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其他成员方的任何服务提供者“以合理和非歧视的条件和条款”进入和使用包括私人出租线路在内的公共电讯传送网络或服务。为履行以上义务，成员方显然必须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以制止公共电讯网络服务者歧视性或不合理的其他反竞争行为。3、基础电信框架书。该框架书包含了成员方维持适当措施阻止主要供应者反竞争惯例的承诺。它列出了几项反竞争的特别惯例：（1）反竞争交叉贴补； （2）使用从竞争者处获得的信息；（3）拒绝提供技术和商业信息。

　　从以上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GATS中所确立的竞争规则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GATS第17条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则要求，而是各成员方具体承诺的义务。这一义务性要求迫使成员方在服务贸易领域引入公平竞争规则，否则就有可能被诉违反WTO规则，并引起诉讼。这里，“国民待遇”被定位为仅限于“具体承诺”部分，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短时期内也抵挡不住发达国家的投资、挤占和控制市场。所以，将国民待遇作为普遍适用义务是无法接受的。从GATS第17条的表述来看，其基本精神在于体现不歧视原则的“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宗旨。

　　第二，GATS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强调的是相同竞争条件。GATS第17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强调的是“竞争条件”的平等。即一缔约方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如果与国内同种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相比，应该具有相同的竞争条件；如果一缔约方在形式上给予国内国外同种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而实际上竞争条件或竞争环境有利于国内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则属于违背国民待遇原则。与GATT第3条的国民待遇相比，GATS中提出相同“竞争条件”是因为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决定的。在服务贸易中，“有时形式上相同，反而不平等；而形式上待遇不同，实质上反而符合‘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原则。

　　第三，GATS中对国民待遇的例外规定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GATS第13条关于政府采购的例外，第15条关于补贴例外的规定，说明国民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也给各缔约方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即各缔约方可以通过谈判就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具体部门或领域就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列出条件和限制。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GATS中的一些规定虽然名称上与GATT一样，但具体规则已有很大的不同。就“国民待遇”来说，GATS没有将GATT中列入“普遍适用原则”的做法延伸到GATS中，而是规定在“具体承诺”部分，并受制于市场准入具体承诺表中所列的“限制或条件”。因此，各国可以利用“例外规定”而不违法公平竞争原则。可见，在形式上GATS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歧视原则）已比GATT中的规定大打折扣了。

　　二、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与GATS的一致与冲突

　　入世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与GATS中与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相符是作为WTO成员方应承担的义务。就我国服务贸易现有的竞争政策而言，它们既有与GATS中有关规则相符的一面，也有与之冲突的一面。对照我国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其相符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法律体现了GATS中所要求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例如：1994年实施的《对外贸易法》第6条规定，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一项基本原则，也符合GATS的要求。第23条规定，我国的服务贸易实行有条件的开放原则，即对我国已承诺的开放领域，我们有义务与之发展服务贸易关系。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将给予WTO其他成员以最惠国待遇，在进入市场后，我国将根据所承诺的部门和条件给予外国服务部门和服务提供者以国民待遇。

　　又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营企业，应当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鼓励、允许、限制或者禁止设立合营企业的行业，按照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该条例第5条规定“在中国法律、法规、和合营企业协议、合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合营企业有权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各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此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条对设立中外合作企业的目的作出如下规定，“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4条规定“合作企业包括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本实施细则第九章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条例第5条规定“合作企业的主管部门为中国合作者的主管部门。合作企业有二个以上中国合作者的，由审查批准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一个主管部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作企业的主管部门对合作企业的有关事宜依法进行协调、提供协助。”

　　上述条款对外资允许、限制、禁止进入我国市场作了原则性规定，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设立服务业的合资、合作企业。如，1998年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列出外资准入的服务业。其中，国际经济、科技、环保、信息咨询等领域是鼓励外资进入的；在运输服务、商业、外贸、旅游、教育、会计、法律服务业、金融业等属于限制外资进入领域；而邮政通讯、新闻出版、广播视业等均属于禁止外资进入的服务业。

　　相比之下，现行法律与GATS规定相冲突的一面仍然不少，尤其是现行竞争法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有很多空白，仍存在一些内外区别、中外歧视等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做法。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GATS协议相冲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对烟草、化工等分销服务领域仍然实行垄断或专营政策，至今尚无强制垄断者或专营者从事服务贸易行为时只从商业角度考虑的竞争政策；（2）在服务贸易领域，有关竞争政策的实施、依法行政和当事人听证权等还没有达到GATS中所要求的透明度规则；（3）在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竞争政策与GATS第7条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4）我国在金融和基础电信领域尚未实施符合GATS规定的竞争政策；（5）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竞争政策方面的合作机制。我们不妨以具体法律规定来说明。

　　在金融服务领域，2001年12月12日颁布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本条例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规定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在我国境内通过独资、合资等形式设立独资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或外国银行分行。具体而言，设立独资银行或者独资财务公司，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为金融机构；（二）申请人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三）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四）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申请人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五）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申请人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二）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并且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三）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申请人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四）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五）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设立合资银行或者合资财务公司，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外国合资者为金融机构；（二）外国合资者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三）外国合资者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四）外国合资者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外国合资者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五）外国合资者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在商业服务领域，现行的法律主要是1992年的《关于商业零售领域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以及1999年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根据这些“批复”和“办法”，外商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申请设立合营企业、分别从事零售或批发义务。事实上，外商在这一领域受到很多限制，其准入仍然存在障碍。例如，199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在上海和北京开办了两家中外合资连锁商业企业，但规定中方必须控股51%以上，经营期限不得超过30年。根据1999年6月25日发布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第6条第4款规定：“采取3家以上分店连锁方式经营的合营商业企业（便民店、专业店和专卖店除外），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达到51%以上；其中对合营商业企业本身经营情况较好，外国合营者已从国内大量采购产品，并能借助外国合营者的国际营销网络，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出口的合营连锁商业企业，经国务院批准后，可允许外国合营者控股；开设3家以下分店（包括3家）的合营商业企业和连锁方式经营的便民店、专业店、专卖店，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不低于35%；从事批发业务（包括零售企业兼营批发业务）的合营商业企业，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达到51%以上。”

　　在保险领域，我国还没有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外资保险公司专门法律，只有数量很少的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1992年颁布，1995年修订）。

   目前，我国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仍然设定了一些限制措施，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的限制。根据1998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把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及代理人公司和保险咨询公司都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在《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中还对外国保险机构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设定了一些条件。如必须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未的资产总额在50亿美元以上，且已经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2、业务范围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只能经营除法定保险以外的经中国政府允许的业务。如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保险和与其相关的责任保险；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以及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和经批准的其他业务。可见，尽管外国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从事保险业务，但其种类受到限制，份额也已很少了。 3、经营地域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只能在中国政府特许的地域经营许可的保险业务。目前，我国只开放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作为试点。

　　在旅游业，根据我国《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1996.10）第13条、《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1998.10）、以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有国家旅游局的批准，外国旅行社不能在中国设立代表机构，经过批准的机构可申请在中国境内同中国企业、公司设立合资旅行社，经营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但不允许经营中国公民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区的旅游业务。此外，我国旅游业的“入世”谈判属《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第9类，即《旅游及相关服务》。其中分A饭店、餐馆及送餐；B旅行社；C导游服务；D其他。我国政府与各国谈判提交的承诺表中仅限定在A、B两类。

　　三、入世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

　　与GATS协议所要求的相比，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以下影响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定，例如：

　　第一，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与外资的差别待遇。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或低国民待遇。举例说明：外国服务提供者以中外合资或合作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可享受某些税收优惠，这对我国发展水平低下的服务贸易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则重得多。在所得税方面，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55%的比例税率，还有其他税种，其税负合计达70%，大大高于外资企业。

P>　　第二，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享有的行业垄断地位。尽管我国在服务领域逐步对外资开放，修改、颁布了符合GATS要求的法律和法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例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在金融、海运、旅游等方面均不允许采取独资形式，而只能通过中外合营形式，且要求中方控股。在许多服务领域，我国仍然对外资进入给予严格的限制，即市场准入的限制。如：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限制在某些指定的城市；在保险业仅允许外资经营人寿险；在证券业还未允许外资进入；基础电信的开放还未进行试点；国内民航业仍没有对外开放。这些规定这显然不符合GATS的市场准入和逐步自由化原则。

　　第三，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缺乏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公平竞争环境需要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服务贸易基本法，现行的一些法律大多是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一些专项法规、条例、以及各地方性的规定和办法，其效力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其次，许多重要的服务部门尚没有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如旅游业、航空业、建筑业、以及劳务输出等领域几乎是空白。这使我国的服务贸易与GATS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环境差距甚大。再次，有关贸易政策和法规仍缺乏透明度。现有的贸易政策和法规还没有能够公正、合理和统一地实施，许多规定仍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出现，使业外人尤其是外国人很难了解具体内容。此外，有些法规之间缺乏协调，前后矛盾。例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旅游业允许设立合营企业。（第3条）1995年颁布、1997年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却将旅游业列入“限制”投资一类，这种矛盾使原本并不透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更难以琢磨，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我国现状，在服务贸易领域应调整现行法律，改变上述与GATS规定不符的竞争政策和相关法律。在今后几年内根据GATS的要求逐步完善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政策和竞争规则。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服务贸易领域制定和实施GATS对成员方所要求的竞争规则。首先，应制定和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如：在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有关规制服务业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服务业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发展。我们应加快服务业的市场保障法和相关的行业立法，在近期内应制定和实施《电信法》、《旅游法》、《移民法》等，以填补我国在电信服务、旅游服务以及自然人流动方面的立法；其次，对我国在服务贸易承诺清单中所承诺的义务，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禁止在这些服务部门行使垄断或专营权。对非特别承诺部门的服务垄断或专营者，我国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在外国的服务提供者或购买者之间实施反竞争的歧视行为。此外，对做出承诺的反滥用垄断或专营的服务部门，我国还应按该特别承诺制定和实施反滥用垄断或专营的竞争政策。否则，在有关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不仅要向WTO的服务贸易理事会要求提供这些垄断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有关运营的具体资料，而且很容易被这些成员方利用这些资料频繁地发起磋商要求、投诉并在最终受到不利裁决。

　　第二，尽快提高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政策的透明度。提高透明度应从以下二方面做起：一是立法透明度。即我国不仅要及时与全面地公布法律、法规，而且要及时与全面地公布一般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 二是司法透明度。执法部门在具体实施法律中应做到公正、公平，切实维护当事方的合法权益，设立国内司法承认权、听证权等制度。此外，有关职能部门在履行我国在GATS项下透明度义务时，应基于我国的利益和GATS下透明度义务所允许的例外，注意妥善保守有关的秘密资料。如，根据GATS第3条副则，成员方并没有义务公布那些一经披露即会阻碍法律实施，或损害公、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因此，凡是会影响我国竞争法律实施、损害我国公共利益或有关企业合法利益的机密资料，我国的有关机构都可以正当保守，不予公布。

　　第三，在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如会计、法律领域，就服务提供者授权、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按GATS第7条规定，制定和实施承认在其他国家获得的教育、经验、合格要求、许可或证明的规则。对于承认的标准，应采纳国际公认的标准，与发达国家在资格承认方面所承担的准入竞争义务一致。目前，我们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来具体实施GATS第7条的规定。根据1994年9月13日中国提出了服务贸易领域初步具体承诺表，我国政府对专业服务领域市场开放和国民待遇的条件与资格作了初步承诺。如法律服务，经司法部批准，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向国家工商管理局申请登记。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办事处不能雇佣中国律师，外国律师也不可以在中国以个人身份从事法律服务。对会计审计服务，外国会计事务所需年收入在2000万美元以上，人员在200名以上才可在中国发达地区设立办事处，其经营范围依照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确定。外国在华的会计事务所最多不得超过15家。虽然我国已作出了初步承诺，但在具体“进入”的条件和标准上仍然还偏高于本国同类服务提供者；此外，我们还应该具体落实GATS第7条的要求，即“为做到这一点，成员方显然应在专业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政策，清除其承认规则中各种禁止、限制或扭曲本国与外国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规定。”

　　第四，在金融和电信领域引入与GATS相符的竞争政策。在WTO一些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已在与这些成员方双边谈判承诺中同意按一定的条件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目前，电信业务的经营管理在我国仍禁止外商投资，而全球范围内的电信自由化已渐成趋势。1997年2月15日，68个WTO成员方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各成员方向其他成员开放其电信市场并结束在国内电信市场的垄断地位；协议还涉及语音电话、电报、电传、传真等诸多方面的短途、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涵盖了全球电信业务的90%以上，全球电信市场自由化程度将进一步扩大。

　　在我国加人WTO的议定书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列入这些开放承诺。 作为履行有关承诺的准备，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际上已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例如，在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我国政府承诺：电信业向美国开放，允许外商在电信服务领域持有49%股份，并于2年后增至50%；在中欧谈判中，欧盟要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能拥有50%以上的股份，并希望在固定线路服务、移动电话服务、寻呼服务和卫星电话服务方面得到控股水平。在2000年5月19日中欧达成的协议中，欧盟的上述要求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 从以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谅解》等文件有关内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WT0成员方只按承诺要求开放市场是不够的，成员方还必须采用相应的竞争政策，规范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防止WTO其他成员方在有关承诺下的利益被金融和电信领域的某些服务提供者的反竞争行为所损害。

　　注释：

　　[1]GATS的附件共有8项：即关于第2条豁免的附件，关于自然人流动提供服务的附件，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2，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关于电讯服务的附件，关于基础电讯谈判的附件。

　　[2]参见WT/WGTCP/M/8

　　[3]该清单所列出的项目有效期为10年，由服务贸易理事会5年审查一次。10年后是否允许延长需经谈判才能决定。

　　[4]具体条款请参阅陶凯元：《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88－90页。

　　[5]有关“国内法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以分为4种情况。其一，直接的或明的歧视性障碍。如规定某些行业不允许外国人经营，或限制外国人控股比例；其二，间接的或暗的歧视性障碍。如某些服务领域限制外国因素。例如，限制服务生产要素（人员、资金、信息）的国际流动；其三，直接的或明的中性障碍。如对某些领域（比如铁路或电信网络）实行国家垄断经营，阻止外国同业者的市场进入。这种国家垄断行为排除了国内外竞争者，因此谈不上歧视，也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其四，间接的或暗的中性障碍。这是指国内行业中的种种规章和制度。例如，专业服务中人员的资格认定，包括学历或证书的承认问题。这些规定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

　　[6]例如，该谅解B部分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规则。第一段要求每一成员方在其承诺表中列出金融服务现有的垄断权，并“应尽力废止这些垄断权或减少其范围。”第二段则规定成员方应确保其境内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购买或获得该成员方境内公共实体金融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据此，成员方显然应制定和实施金融服务领域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特别是应制定和实施要求境内公共实体非歧视提供金融服务的竞争政策。

　　[7]该框架书对反竞争交叉贴补未加定义，但一般认为，具有市场力量的一个或一组供应者利用从分割地方获得的超常利润、租金维持存在竞争市场区块经营损失的，即构成了反竞争的交叉贴补。

　　[8]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73页。

　　[9]有关金融方面的改革，在最近的第35届亚行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负责人在研讨会上指出，虽然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根据亚行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评级显示，中国得分为1.6分，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得分是3.8分。为此，他建议中国金融方面应进行7个方面改革：1、通过快速解决不良贷款来强化亚行体系；2、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实行所有权的多元化；3、建立一个独立的央行和监管机构；4、实行合理的、分步骤的利率开发政策；5、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6、资本项目开放要有度，要合理，减少货币的不匹配；7、要采取更有灵活度的汇率机制。见《上海金融报》，2002年5月11日。

　　[10]1992年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第17条，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以下限制：1，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可见，外资保险公司在财产险方面，只能向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企业提供服务；在寿险方面，只能向个人提供，不能经营团体保险业务。这种限制使外资保险公司无法与国内保险公司公平竞争。

　　[11]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和海南设立了分公司，这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并不表明这两个地方的保险市场已对外开放。参见余永定、郑秉文主编：《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我国在A类承诺中允许外商通过合营企业形式在中国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和餐馆，外方可控股。最迟在2003年底前取消相关限制。在B类谈判中最后谈定：外方可在中国政府指定的旅游度假区和北京、上海、广西、西安开办中外合营旅行社，最迟在2003年1月1日前，允许外资控股；最迟在2005年底前，允许外商办独资旅行社。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主要从事度假旅游业务的旅行社；二是该旅行社每年每收入超过5000万元。此外，我国承诺在2005年底前，取消对合资旅行社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但合资旅行社仍不能经营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

　　[13]根据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外资企业税率是33%；在地方税收上，如房产税、车船牌照税等都很低，有的还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由地方政府决定减免。

　　[14]关于GATS成员方在这方面的义务，可参见WT/DS69/AB/R.

　　[15]1999年4月8日美国的《白宫文件》指出，中国有关服务的承诺可与大多数WTO成员国相似。在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贸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 说，有关服务问题，我们达成的协议覆盖了所有的服务领域。如银行、证券、电信、销售、职业服务、导游业、旅游、运输等领域。可见，这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领域。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english/press/release/crswto.html

　　[16]参见刘文华主编：《WTO与中国贸易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规避》，2001年版，中国城市出版社，第328页。

　　[17]目前，已有70多个WTO成员方（包括美国）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将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了自由化进程。协议主要内容是：各国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规则运行；外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市场进入权，允许外国公司在资本项目中所占比例超过5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