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
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究竟称研究中国理论思维的学科为“哲学”还是“思想”，抑或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其他，实质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见，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哲学”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名，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系理论思维的共名，在中国也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不妨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称所引发的新的术语混乱。
其次，关于对中国哲学史的本土化理解。已被西方文化洗脑的我们，以及同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断裂的我们，如何可能对中国哲学史作本土化理解，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哲学史，并由此显现其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之独特一元而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从操作层面来看，需要突破的地方包括：给予传统哲学更多同情理解，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传统哲学思维；关注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就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展开；复活传统哲学术语，用传统哲学自己的哲学范畴来诠释传统哲学；从传统哲学自身提炼哲学方法和哲学理论，如范畴解释方法和理论、经典解释方法和理论，再用之于中国哲学史研究。这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其成果用之于哲学教育，将有可能使后辈学人更容易接近中国本土思想。当然，并不排斥学术界继续开展中西或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使传统哲学花样翻新的解读活动。但这种对中国哲学史的解读活动实质上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最后，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是中国本土理论思维历史的展示，中国哲学则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解读和运行本土思维做现代性的思考，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形态。中国本土理论思维的生命力，以及中国哲学史还原为本土思维的必要性和价值，从根本上依赖于中国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价值。亦即我们当代或以后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借鉴西方哲学的同时，是否有意愿也有能力运用本土思维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并以思考的成果为基础，重新解读古代哲学文本，从而使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总之，返本和开新是并不矛盾的两个方向，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界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端倪，但前边的路的确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