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包括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以及利益代表制理论等。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析。
【关 键 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 正 文】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的时候,制宪者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政治过程中有关个人代表制和集团代表制的两难问题。当邦联冲突使政府无法运转的情况发生后,“党争”给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的问题也随之提出(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5页。)。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党争”煽动人们“彼此仇恨”,使人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于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麦迪逊认为,“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6-48页。)
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的原则来解决党争的弊端。一方面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通过间接民主制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另一方面,共和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使派别联合不致那么可怕(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8-49页。)。以联邦制来控制派别的祸患。
麦迪逊提出了对民主制度进行结构性保护的理论观点,成为美国提出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诚然,他所论及的派别还非属当代意义的利益集团,这从他在论述中不加区别地不断更换使用政党和派别两个词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美国的政府结构是否真正能够保护公众利益,真正防止某些利益居于优势地位,至今仍然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对派别的理论分析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美国当今的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麦迪逊的集团理论提出了美国政治中的两难问题,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至今无法得以解决。
(二)19世纪其他学者对美国利益集团的评价
1.卡尔霍恩对利益集团的评价
美国的政治家卡尔霍恩曾任副总统、国务卿和美国国会参议员等职,于1840年提出“多数共存”理论,此理论的提出正值美国州权和奴隶制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之时。
与麦迪逊不同,卡尔霍恩并不认为派别的内在本性是坏的,相反,他指出,不同集团利益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社会中的每种利益都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力量,只有由所有的利益集团构成的多数共存,才能使整个国家的政策得以发展,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24.)。卡尔霍恩认为,利益往往集中于不同的地区和州,在联邦主义制度下,一些少数派的利益在自己的州里却构成多数,他强调“联合多数反对派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将所有利益混合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整体”。(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3.)。主张对利益团体反对国家政府的观点加以保护。尽管卡尔霍恩与麦迪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指出了集团存在的必要,他们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多元主义理论,与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2.托克维尔对美国集团政治传统的评价
另一位早期对美国利益集团加以阐述的政治分析家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分析了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构成利益集团并参与国内政治的趋势,认为这种状况与当时他所看到的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不同。他提出,“在法国,你所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托克维尔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注: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Alfred A.Knopf,Inc.,1956,p.1835-1836.)他高度称赞美国人加入协会的倾向,认为这是民主的基本养分。
此后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托克维尔所阐述的美国社会集团发展趋势一直得以保持,与西方其他民主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相比,美国人更乐于组成利益集团,并利用此类组织去采取政治行动,以实现其目标。托克维尔的这一著作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极具影响,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亚瑟·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
亚瑟·本特利是20世纪美国提出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也是较系统地用集团概念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位学者。1908年,他发表了《政府过程》一书,阐述了对利益集团政治的看法。
本特利认为,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集团复杂的组合,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排除了集团现象便无所谓政治现象”,因此,“除了集团所包括的复杂性之外,社会本身什么也不存在……当集团被充分地阐述时,一切便得以阐明……”(注:Ar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集团力量在发挥作用,政治过程是集团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均为集团作用于政府的中介,政府组织则是调整和协调各种利益的工具(注:Ar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将政府过程视为经常性的集团行为,即合作竞争、结合分裂和改革调整等等,最终构成反映公众需求的政策。在集团所推动的政府过程中,政党居于核心地位,政党代表集团,成为“选民的组织……”。政党为集团利益提供了一种选举工具,从而有利于集团利益的实现。政党成为“一种组织中的组织,一种能够在其他组织间进行协调的组织……”(注:Ar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认为,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代表的功能,集团的政治影响取决于它代表某种利益的能力和性质。政府的作用是去了解集团所代表的人群和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着公众利益的实现。
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的多元主义理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所反映出的研究方法,与他那个时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明显不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和描绘政府结构、政府制度和法律,非政府组织不属正统的研究范畴。因此,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集团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重要性日渐增长,一批学者开始对集团政治问题加以研究,此时,本特利的理论才重新受到关注,其著作开始被一些学者称为“曾经撰写的关于政府的最重要的著作”(注:Ronald J Hrebenar: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
(二)戴维·杜鲁门的集团政治理论
戴维·杜鲁门是50年代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最为著名的学者。他继续了本特利的研究,并追寻到早期麦迪逊的派别研究。与本特利一样,杜鲁门给予集团以积极的评价,认为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杜鲁门认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中,个人较少直接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而较多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各个部分或集团的影响。”(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他将集团视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提出,“集团的经验以及与个人的联系是基本的……通过集团,人们去了解、解释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并对社会做出反应。”他认为,社会是一幅拼图,反映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并引导着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注:David K Ryden:Representation in Crisis:The Constitution,Interest Groups,and Political Parti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70.)。杜鲁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上的经验性研究,他将美国政治和政府描绘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的结合物,提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一旦具有共同态度的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发展某些程序去对某些行为做出决定,去解决分歧。正式利益集团是作为一种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和调整与其他集团间关系的工具出现的。如美国的工会组织,当工人们具有一定的技能,发生经常性的交往时,便组成工会以稳定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且为保障自身利益去与雇主进行谈判。同样,大多数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农业团体也产生于其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相互支持,共同面对社会问题,属于商业圈子中人群的集合。
此外,当人们面临挑战时,潜在的利益或“潜在的集团”也会组织起来。杜鲁门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社会发生突变时,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当相互作用的模式被打乱时,新的集团就会重新组织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引起“社会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当人们的期望持续受挫时,便趋于建立组织,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
与本特利不同的是,本特利是用集团去描绘政府,而杜鲁门则强调集团本身,强调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征,提出集团的组织特征是它表现出来的在原则上和目标上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性。杜鲁门认为,政治分析有赖于对集团仔细加以分类,研究集团的易变性和它所具有的动力,以及一切能够反映集团现实的内容(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由于杜鲁门对集团民主性的理想化观点,使他对集团在政治中的作用持一种非常积极的看法。在他看来,集团组织会自然地采取一种民主模式,以免内部发生分裂或使组织行为失去效力。反之,集团的凝聚力使冲突发生于集团间,通过冲突发生政治分裂与联盟,最终形成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集团努力影响政府决策,政策结果成为集团作用于政治过程的结果。杜鲁门认为,集团的种种作用均具有合法性,它意味着社会中整体利益的调整(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杜鲁门将集团视为参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个人寻求政治权力,集团成为各个层次的政府过程的核心,并寻求影响政府行为。这种集团形成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多元政治使各种不同的集团具有多个点进入政府决策系统,最终产生一种稳定的理想的决策机制(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政治集团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构成了杜鲁门多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杜鲁门对于集团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对集团在政府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解释。他于1951年发表的具有影响的政治理论专著《政治过程》一书,进一步奠定了经验政治理论的基础,他的理论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响应,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理论的黄金时代”(注:Ronald J Hrebenar: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但他的论述中忽视了社会中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却未能有效组织起来的人群,因此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
三、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美国的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产生于50年代,它与早期麦迪逊关于派别的理论观点相联系,并且与20世纪上半叶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其代表包括厄尔·莱瑟姆、罗伯特·达尔和V·K·基等。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经验的多元主义理论,另一种为政治的或称为规范的多元主义理论。经验的理论阐述政治现实是怎样的;而规范的理论则阐述政治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多元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多元社会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出现新的区别于以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集团油然而生。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大量社会组织如种族集团、工会组织和教会组织等等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为中介而形成。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集团具有重要作用。集团是个人和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在多元主义社会中,领袖需要依赖人们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通过选举和集团参与来体现。当集团较为强大,能够使个人不受煽动蛊惑时,社会就能保持稳定。
V·K·基提出政治制度是由集团构成的观点,他认为,“集团力量是政治过程中生气勃勃的力量,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因此,理解压力集团及其利益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注:V.O.Key: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N.Y.,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64,5th.ed.p.17.)。他认为,公共秩序是集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策的构成源于“竞争着的利益的不稳定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N.Y.,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64,5th.ed.p.20.)。他的论述反映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观点。
多元主义理论家认为,正式的民主过程即选举具有局限性,尽管选举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能保证决策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志。政府决策“总是满足那些相对小的集团。”(注:David K Ryden:Representation in Crisis:The Constitution,Interest Groups,and Political Parti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73.)因此,须通过集团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去满足多元社会的要求,一致性要通过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问题、多个集团、多成员、多资源和多个进入点,最终汇合为公共利益。
多元主义理论家提出,多元化的政治过程是动态的,随着集团对现实状况、对政府行为或其他集团行为的反应而变化。决策也更多地反映着新的社会状况,并不断受到集团力量的冲击。特有的问题产生特有的集团联盟,当某集团形成时,平衡的状况会有变化。当集团发生调整变更时,其自身利益的内容也会产生变化。当“一个阶级或集团对现行状况不满时,政治过程便发生运转,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N.Y.,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64,5th.ed.p.40.)总之,公共政策是多数集团寻求进入公共权力的相对平衡的结果。
这种关于集团动力的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开放的、动态的而非封闭的、停滞的决策过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很容易为集团力量所渗透。达尔十分肯定地提出“政治阶层不同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异质性保证了任何不满的集团都能在政治领域中找到代言人。”(注:Robert A Dahl:Who G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the C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93.)多元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资源十分分散,权力和影响广泛分布于各种集团的制度。没有任何集团能够控制决策过程,也没有任何集团不具影响。集团之所以具有这种政治地位,是因为在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社会中,它满足了填补政治制度空缺的需要,成为公共政策机制的补充部分。
多元主义理论家并不否定美国现行的制度,相反,它强调多元主义存在于现行的政党制度之中。萨托提出了“政党多元主义”的概念,强调政党和集团间的平衡关系。政党需要集团,以构成联盟去赢得选举,使集团有可能通过推举候选人,支持竞选,去寻求自己的目标,最终通过获胜的政党去影响决策。这种政党与集团间的关系保证了集团进入决策过程。当然,集团对于政治过程的涉入仍然需要受到某种控制,当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悖时,集团有责任调整自身,修改自身的政策目标。同时,集团间相互对抗本身也是对集团行为的自然限制,在集团间的相互对抗中公众最终从平衡和对峙中获利。政府成为集团冲突的调解人,保证集团在规则范围内的参与,使集团行为的结果最终有利于公众。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与麦迪逊理论观点的不同点在于:麦迪逊更多地强调共和制,而多元主义理论家们则强调多元主义社会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共和制,还应该是民主的。麦迪逊视派别为一种“祸患”,而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集团,认为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制度,因为它能够在政府面前反映选民的意愿,使社会的许多利益通过组织的游说,通过集团和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和一致,最终使决策能够反映公众的利益。
美国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个人主义的,它源于美国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集团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即通过集团力量的平衡去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独立性。
多元主义理论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一度为政治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美国政治学中解释美国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60年代,多元主义开始在理论上受到批判,随着民权运动的爆发,黑人、妇女被排除于政治制度之外的现实,使人们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反越战的浪潮使人们对政府行为失去了信任。因此,多元主义将利益集团视为民主决策的基础的观点似乎失去了市场。利益集团由于在理论上不能得到庇护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
四、精英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美国关于精英问题的研究始于1960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关于精英问题的争论。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的“声望理论”提出,精英控制着所有重要决策,而以罗伯特·达尔为首的多元主义政治学家则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提出,在政治决策研究中可以发现许多集团参与于决策冲突之中,两种看法截然相反。
美国的古典精英主义理论家包括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佩尔托、马克斯·韦伯、罗伯托·米歇尔和莫里斯·迪韦尔热等。其理论涉及领袖的性质,精英的必然性,精英的资源、选拔和社会化,精英阶级的渗透性,精英的可变性,精英的循环性,精英与非精英的相互关系等等。古典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二:第一,人本身是有区别的,一部分具有天分,寻求获得权力,而另一部分则并非如此;第二,所有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会为少数人所推动。在精英理论中,政治社会化成为精英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组织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并成为一种价值体系。组织将这种价值传递给其成员,其成员在组织中学到许多东西,从而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事实上,使价值社会化便成为组织的一个任务。人们在社会非正式交往中或通过正式组织的训练去实现社会化,精英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美国当代精英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主要包括E·E·斯查特斯奇内德、C·赖特·密尔、西奥多·洛伊和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他们提出,多元主义理论家对于研究为什么一些问题被列入政治议程,而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并不是一种好的理论方法,要了解美国的政治权力,有必要了解政治议程的形成(注:Anne N Costain,Andrew S McFarland,eds:Social Movement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8.)。意即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议事日程。
洛伊和斯查特斯奇内德等人还提出了多元精英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在美国,权力是分散的,但这种分散的权力并非被广泛地分享着。相反,在美国,权力分散于许多不同的精英手中,每个精英趋于控制一个公共政策的特别领域,构成多元的精英主义。这种特别的精英包括少数制造商公司的联盟、国会重要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以及政府机构和管制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对这些人来说,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并保持其联盟并不困难,他们的利益通常与消费者或广大公众的目的相冲突,而广大消费者或公众却处于无组织状态。多元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一些政策领域,如运输业、航空贸易、核能电力、银行利率、政府土地的牧业管制、联邦土地保护基金、糖业、花生、桔子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以及军用飞机和其他贵金属的获得等等在多元精英主义的制度下均控制于不同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寻求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消费者、纳税人或大众的利益得不到反映(注:Anne N Costain,Andrew S McFarland,eds:Social Movement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9.)。
在美国,多元精英主义理论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它在分散的政治制度中设定了一种分散的精英控制政治权力和政策过程的模式,批评这种制度,主张维护广泛的公众的利益,进行制度性改革。
总之,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80年代,它为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所取代。
五、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一)对经验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再思考
6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受到各个方面理论家的批评,甚至连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和罗伯特·达尔都放弃了原有的主要观点。但多元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具有深刻影响,仍吸引着许多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仍然肯定多元主义理论家关于集团存在的基本价值,关于集团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作用的论点。许多反多元主义理论的学者仍然赞同麦迪逊关于利益存在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不应被取消的观点。因此,当多元主义理论受到种种批判的时候,戴维·杜鲁门多元主义经验理论著作中关于集团发展变化的基本阐述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使学者们至今尚不能提出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取代多元主义,仍不能解决早年麦迪逊所提出的关于派别的两难问题,而多元主义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追寻麦迪逊的观点所提出,强调决策过程中相互竞争着的利益集团间存在相互反对的自然倾向。因此,人们只要依然承认麦迪逊提出的两难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多元主义理论。
在研究中,政治学家们试图同时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利益集团以往几十年中组织起来的原因。结果表明,经验性的研究和多元主义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和部分精华,在集团政治研究中仍具有明显效用。
反对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不赞成多元主义中关于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政治的观点,强调利益集团政治并不是充分动员大多数人,已有的利益集团的聚集限制了新的集团的进入。然而从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现实看,这些观点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政治迅速发展。首先,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注:Jeffrey M Berry:Interest Group Society.Little Brown & Co,Inc.,1984,p.21.),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其次,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三分之一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52.)。凯·施洛兹曼和约翰·蒂尔尼80年代的研究表明,40%的院外活动集团是196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25%是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53.)。
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理论家提出新的看法,强调利益集团数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导致极度的多元主义的出现,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主要的行为者来进行控制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联盟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注:Richard A Harris,Sidney M Milkis,ed:Remaking American politic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23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利益集团数量增多,冲突加剧,面对新的政治现实,多元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理论乃至多元精英主义理论都已不完全适用,政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二)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提出及其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趋势加强。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集团对此类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情况也一样。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着抵消作用。在《管制的政治》等著作中,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学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是一种有组织的抵消的游说力量,他们降低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政策领域中的影响。甚至政府也常常在游说着其他政府,如地方的城市和县政府游说着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政治学家沃克等人认为,那些非利润组织的游说在日益增加,如教会、医院、高等院校集团、职业性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等等。学者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游说的数量大大增加,尽管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游说中企业集团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
此外,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常常独立地影响着决策,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斯蒂芬·斯科龙涅克提出,从1877年到1920年,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66.)。威尔逊将一些政治领袖称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组织起广泛的分散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去抵消游说的作用,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自主性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政府机构常常能够自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观点。马克·P·彼得拉卡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影响决策的状况,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以及自主地行动着的政府官员这三种常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的力量称之为“权力的三合一”,以之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分析模式(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67.)。他认为,在研究其他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总统、国会、法院、专家和利益集团等等)时,均可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
后多元主义理论家对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加以解释,提出,第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是有组织的经济精英之间经常性的相互制约的作用(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曾提出这一观点)。如,糖的种植者进行游说,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第二种相互作用及相互抵消的力量即“问题网状系统”。人们关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相互交往,形成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此类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制定成为一种政治过程。第三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为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他们为组织和集团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
根据后多元主义理论,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并且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成为后多元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因素。
六、集团代表制理论
在美国的集团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理论,即集团代表制理论。代表人物有艾丽斯·马里恩·扬、拉尼·吉尼尔和罗伯特·格拉迪等。
艾丽斯·M·扬认为,公正是民主过程的基本目标,民主应该是邀请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集团和利益参与的结果。她强调“民主多元主义”,即在承认集团间社会和文化区别基础上的平等。提出,社会正义要求公众间相互交往,强调公众是不同种类的集合,要相互尊重和承认。她呼吁通过“那些受压迫的集团的特别代表”在公众面前表达他们对问题的特有的理解,以集团为基础进行投票,以此来保证人们能够听见那些受压迫的或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和看法(注: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92,p.163,p.168,p.119,p.183-184,p.95,p.167;"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Ethics 99,1989,p.250,p.261,p.258.)。扬认为,那些拥有充足资源的组织事实上已经得到承认,因此她只强调居于劣势的集团的代表性,而并不提倡一种全面的集团代表制,这使她的理论带有较为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提出,政治上的平等非仅仅使人们听到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而是要求政治结果真正能够反映社会的多种利益。集团“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利要求在政府的结果中得到平等的反映(注:Lani Guinier:"No Two Seats:The Elusive Quest for Political Equality".Yale Law Journal 97,1988,p.1539,p.1588.)。吉尼尔认为,除非能够确实证明立法结果的公正性,否则政治代表性就是失败的。政治代表制的目的在于社会底层人的政策要求得到满足。但她反对通过少数人集团自己选举代表来实现利益代表制的主张。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与艾丽斯·M·扬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但她进一步反映了要求政府决策真正反映少数派利益的愿望。
罗伯特·格拉迪所述的集团代表制涉及的面较扬和吉尼尔涉及的面要宽。扬和吉尼尔仅涉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低下的集团的代表性问题,而格拉迪则提出了“功能性的民主的选民”的概念。主张改变以往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制,认为以往那种地域代表制在当代社会中已不再适用,相反,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涉足于“功能性的协会”中,这种“功能性协会成为人们分享共同价值的源泉,并管辖着有效的政治参与。”(注:Robert C Grady:Restoring Real Represent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163.)尽管如此,他所提倡的那种以功能性的选民为基础的代表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却是个很大的问题。
集团代表制理论抨击美国的代议政治,为那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下层人们的代表性问题呼吁,对美国现行的代议制提出了挑战,其理论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无论从美国的政治理论还是政治现实的角度看,他们的主张目前均不具有可行性。
综上所述,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包括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观点。在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研究中,至今尚无一种理论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它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多面性和理论研究多角度的特点。理论家们为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们的理论也成为美国政治理论的重要补充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