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下)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0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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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的问题
  
  今本《文子》以“老子曰”开篇是贯通全书的特色,也是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的关键性差别之一,这里的问题在于“老子曰”出现的时间。
  
  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末,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 “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属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样最自然不过。
  
  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後,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
  
  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
  
  
  
  笔者一直以为《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内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至汉初思想资料的汇编,很多内容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论语》中找到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竹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的一些直接关系。
  
  0198以壹异,知足以知权,疆(强)足以蜀立,节□
  
  竹简《文子》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财,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素书·正道》
  
  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
  
  《说苑·指武》
  
  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 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
  
  
  《淮南子·泰族训》
  
  
  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
  
  
  《文子·上礼》
  
  这些材料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淮南子》综合了多种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处纰缪,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异”,其次是“豪”、“杰”的顺序颠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虚词的省略等细节上的差异。今本《文子》“智足以知权”和竹简《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强足以独立”。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0198号竹简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是类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样,它的内容为《淮南子》所部分称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中列举了《文子》被诸多文献所“取”的情况,李学勤先生业已指出,这些古书都没有明说征引《文子》,究竟是谁袭取谁,难于证实。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为大家所共用。然而,参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较,并核实其他的文献,我们发现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是难以翻案的。
  
  “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王氏认为《荀子》取之。
  
  这句话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节,该章共有92小节,其中前1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山训》,后面的7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的材料来源众多是公认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这句话在《荀子·劝学》、《大戴礼记·劝学》和《史记·龟策列传》都出现过,这些文献中“珠生渊”都写作“渊生珠”,《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大戴礼记》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没有。但是《淮南子·说山训》最后的结论:“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连续的两节(也可以看成一节),只是个别文字不同。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的抄袭在上下文的对比和多种文献的参照下更加清楚。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认为郑昌取之。
  
  《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郑昌上书颂宽饶之言:“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盐铁论·崇礼》记载贤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风俗通义·正失》:“《传》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载此文,以为出自《春秋》,当是《春秋》的今文家说。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盐铁论》的编定和盖宽饶的活动时期都是在汉宣帝时期,《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又是治《春秋》的专家,(见《汉书·郑弘传·赞》)他所指出的出处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换言之,郑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话。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文子·上仁》),王氏认为枚乘取之。
  
  《汉书·枚乘传》枚乘谏吴王之言“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 枚乘之言在《说苑·正谏》中被完整引用,流传极广。《淮南子·泰族训》是化用了枚乘之言,而《文子·上仁》却是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因为“铢铢”、“寸寸”在《淮南子·泰族训》是单声词,在《文子·上仁》也是单声词,《文子·上仁》中的这句话以及《上仁》中的这一章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其中,《淮南子·泰族训》有关章节中的孔子之语和黄帝之言,在《文子·上仁》中都被当成了“老子曰”的内容,而《淮南子·泰族训》所引黄帝之言:“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等内容又见于《吕氏春秋·应同》,相比之下,《淮南子·泰族训》是引用《吕氏春秋·应同》,而《文子》则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并作了篡改。
  
   “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文子·上德》),王氏认为汲黯取之。
  
  《汉书·汲黯传》 记载汲黯对汉武帝之言“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颜师古《汉书注》已经指出这句话是出自《曾子》的,王应麟认为汲长孺学黄老之言,用《文子》之语,颜师古注应当重新考虑。而王先谦认为颜师古注应当是有依据的,不能因为世传《曾子》没有这句话怀疑颜注。李学勤先生补充说,这句话也见于《淮南子》,汲黯所说也可能源自《淮南子》。而就是《文子·上德》这段与《淮南子》对应的文字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铁证。
  
  老子曰学于常枞,见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故圣人曰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
  
  《文子·上德》
  
  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淮南子·缪称训》
  
  “老子曰学于常 ”一个“曰”字如何暴露了造作者的粗糙且不论,“观影而持后” 在《列子·说符》中是子列子学习壶丘子林的内容,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同样保留了“列子学壶子”的字样,在今本《文子》中却被一起作为“老子曰”的内容。而《文子·上德》第一章中“故其身治治者”在《淮南子·缪称训》第一章中是“故其心治者”,联系上下文,当然是“心”字是而“身”学非。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文子·上德》),王氏认为董仲舒取之。
  
  董仲舒《对策》曰:“古人有言,临河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汉书·董仲舒传》,《汉书·礼乐志》“退”作“归”。)《淮南子·说林》:“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而织网。”这句话显然是一句古老的格言,董仲舒和《淮南子》都予以引用,说董仲舒引用了《文子》中的话没有根据。
  
   “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文子·道德》)王氏认为魏相取之。
  
  《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元康年间上书谏出击匈奴:“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魏相所引之言可以说是出自《文子》,和竹简以及今本都大体一致。《吴子·图国》也把起兵的性质分为五钟: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淮南子·兵略》也有:“五兵不历,天下莫之敢当”之语,其中的“五兵”是五种兵器。但《文子》所讲的“五兵”的具体内容,又不见于《淮南子》。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王氏认为王吉取之。
  
  《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上疏谏昌邑王刘贺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这句话又见于《淮南子·泰族》,说王吉引用了《文子》中的话也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今本《文子·下德》该章内容以及与之连续的第一章的内容,几乎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语句的顺序都毫厘不爽,我们只能说是《文子·下德》摘抄了《淮南子·泰族训》。
  
  《文选》(卷四五)引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王氏认为是班固取自《文子》。
  
  这句话非常著名,而且“著作权”一般就是属于班固的。今本《文子·自然》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之语,又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和班固所言主谓颠倒。也就说,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而和班固所言不同。
  
  老子曰:……神农形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传卖,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贪禄慕位,将欲事起于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体不勤,思虑不困,于事求赡者,未之闻也。
  
  《文子·自然》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 墨子无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 "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淮南子·修务训》
  
  对比一下以上两段文字,就可以发现,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修务训》,把《淮南子·修务训》中的两层意思变成了一个意思,而且《淮南子·修务训》中明确说:“闻传书曰”,而在今本《文子》中都成了“老子曰”,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汉书·刑法志》曰:“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 王氏认为取自《文子》。
  
  《文子·下德》有“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之语,《淮南子·缪称训》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实际上,《文子·下德》有关章节的内容和《淮南子·兵略训》中的部分内容相对应,还是可以看出《文子·下德》的抄袭痕迹,《汉书·刑法志》 讨论“文德”与“威武”的关系,文意顺畅,即使是引用了有关古籍,也是作了修正,而不像今本《文子》那样“专心”地抄袭《淮南子》。
  
  “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王氏认为《越绝》、《刘子》取之于《文子》。
  
  传世本《文子·微明》“厌”多作“甘”,《治要》作“不甘”。《越绝书·德序外传记》:“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为《尹子》之语,《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及《艺文类聚》均引为《晏子》之语,“甘”并作“不甘”。这句话不见于《淮南子》,究竟出于何处,是难以确定的。
  
  “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王氏认为明德后取之。
  
  明德后即汉明帝刘庄皇后马氏,《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建初二年,明德马皇后报汉章帝曰:“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该章主体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人间训》,
  
  老子曰:德少而宠多者讥,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众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圣人知病之为利,利之为病。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掘藏之家其后必殃,夫大利者反为害,天之道也。

  
  《文子·符言》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 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 魏之地而禽于晋阳,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 、《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人间训》
  
  《淮南子·人间训》是讨论“三危”的问题,并举了大量例证,文意连贯,而在《文子》中所有例子一概没有,而提出了“讥、危、微”的问题,《淮南子》中的“病病”在《文子》中成了“不知病病”,造成了文意乖悖。同样可以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三国志·吴·陆抗传》 :“ 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 王氏认为陆抗取自《文子》。
  
  《文子·上礼》:“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智同则有数这禽无数。”与《淮南子·兵略训》基本一致,而《淮南子·兵略训》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前后连贯,申述用兵时“必先脩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原则与方法,并说:“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 今本《文子》的主题则是“以奇用兵”,内容简略,前后脱节,并说:“以未治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也。”显然,是《文子》把《淮南子》中的“己”改成了“以”,这种改窜同样证明了《淮南子》被今本《文子》抄袭的情况。
  
  何休注《春秋》,用“乳犬攫虎,伏鸡搏狸”之语。(《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王氏认为也是取自《文子》。
  
  《文子·上德》“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又见于《淮南子·说林训》。因为《文子》这一段的内容绝大部分都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断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以为范蠡遗文种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语出自《文子》,也是没有根据的。
  
  今本《文子·上德》篇虽然有“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之语,但这句话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同样能找到。实际上,前文已述,《上德》篇中绝大部分类似格言、警句的内容都能在《淮南子》的《说林》或《说山》中找到,我们同样有充分理由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比如《淮南子·说林训》引《庄子·胠箧》之言“唇竭而止寒”,在今本《文子》中变成了“唇亡而齿寒”,“道以无有为体”之语在《淮南子》中是“魄”与“魂”的对话,《说山训》中这个对话层层递进,被摘抄以后则看不出原来的递进关系。“举枉与直”一说在《说山训》中又是孔子说季孙氏之言,今本《文子》同样删掉了对话的主人公和其它一些内容。可见,抄袭的痕迹是掩盖不了的。
  
  总之,两汉时期,只有魏相引“五兵”说可以确定是引用了《文子》,《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其他的绝大部分材料只能证明《淮南子》取材的广泛性,仔细对比一下,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行为。至于《韩非子·外储说》“齐王问文子曰”的内容,笔者已辩明它不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
  
  《刘子》也引用了《淮南子》中的很多资料,说明《淮南子》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受到注意,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但《刘子》对《淮南子》的材料都作了消化,成为自己立论的有机部分,而今本《文子》却基本上是“搬运工”式的抄袭,比较一下《刘子》、《淮南子》、今本《文子》中共有的资料,不难发现今本《文子》还是和《淮南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只有在个别地方的个别字句类似于《刘子》,更可以证明《文子》抄袭《淮南子》的事实,我们实在无法替它开脱。
  
  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列举了大量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的文献,认为《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批评了“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袭了今本《文子》”的“逻辑预设”。(9)实际上,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是两码事,而且,汉代引用《文子》的材料,只有魏相的一些言论较为可靠。魏相所引用的资料在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中都能找到,但不见于《淮南子》。而《文子》被明确和较为频繁地引用,已经是魏晋隋唐时代了,但被引用的内容绝大部分又见于《淮南子》。这种情况,也正好可以说明,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完成于魏晋时代。而“《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这样的逻辑预设,忽视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不是一点、一篇相近,而是今本《文子》近80%的内容都能从《淮南子》中找到原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六、《淮南子》和今本《文子》如何对应

  
  今本《文子·道德》篇,问答部分和非问答部分相互间隔、问答部分和《淮南子》没有干系而和竹简《文子》相对应。非问答部分全部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没有干系。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言,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即今本《文子》是以古本为基础,抄袭《淮南子》中有关联的语句,以“老子曰”的形式附后古本《文子》各章之后,相反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0)
  
  
  
  除《道德》篇以外的回答内容在《淮南子》中也都能找到出处,但问答的主人公全被改头换面,或问答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上下文设计出来的。胡文辉先生已经检索出了其间的对应关系。曾达辉先生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1.《道原》:第五章孔子问道,老子曰——《道应训》齧缺问道于被衣。
  
  2.《微明》第二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白公问于孔子。
  
  3.《微明》第三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
  
  4.《上仁》第四章“文子问治国之本,老子曰”——《道应训》楚王问詹何曰……
  
  5.《上仁》第五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成王问政于尹佚曰……
  
  6.《上仁》第十二章“文子问……老子曰”——《齐俗训》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
  
  7.《上义》第六章 “文子问曰:老子曰”——《主术训》法者天下之度量。
  
  对于以上的对应以及其他地方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改窜还需要对照其他文献予以“暴光”。
  
  《淮南子》中“齧缺问道于被衣”,又见于《庄子·知北游》;“白公问于孔子”又见于《吕氏春秋·精谕》、《列子·说符》;“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又见于《吕氏春秋·淫辞》;“楚庄王问于詹何”又见于《吕氏春秋·执一》、《列子·说符》;而《上仁》第四章中尚有“父不能教子”之语,在《淮南子·道应》《庄子·天道》都是齐恒公与轮扁的对话,在《韩诗外传》中是楚成王与轮扁的对话,原文是“臣不能以教臣之子”或“臣不能以喻臣之子”。“成王问政于尹佚”,又见于《说苑·政理》。相比之下,《淮南子》与其他古书中对话的主人公并无大的变化,而在今本《文子》中却被窜改为文、老或老、孔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也被删节,缩编,所导致的文意纰缪不胜枚举。而且《淮南子》在这些对话之后引用《老子》的什么话,在今本《文子》中也是引用《老子》的什么话。最多在前后文句上作一些损益。这更说明今本《文子》是直接抄袭《淮南子》的。
  
  《上仁》第十二章有“文子问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老子”所“答”,绝大部分来自《淮南子·齐俗训》中讲仁、义、礼的性质及其功用的内容,可谓答非所问。这一章中有“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之语不见于《淮南子》,而且和问题有呼应之处,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但本章的主要部分来自《淮南子》也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淮南子》中的这些内容和“文子”所提的问题是不相干的。
  
  《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法所安生?”老子所答法生于义云云全部来自《淮南子·主术训》,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是先讨论法的性质和功用,然后再讨论法的来由,而今本《文子》则颠倒了顺序,“文子”所提的问题显然是根据内容而设计的。
  
  《精诚》第二十一章“文子曰”第一段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其中南荣趎见老子又见于《庄子·庚桑楚》和贾谊《新书》,尤其是《新书》和《淮南子》比较接近。这一章其余大部分内容不见于《淮南子》,今本《文子》在这里写成“文子曰”,颇为特殊,可能也保留了古本《文子》的材料,但同样抄袭了《淮南子》的内容作为补充。
  
  《微明》第一章系《淮南子·道应训》中“无为”和“无始”答“太请”问话的摘抄,“太清”他们的对话又来自《庄子·知北游》。《微明》第四章系《道应训》田骈答齐王之语的摘抄。而田骈答齐王之语则来自《吕氏春秋·执一》。《微明》第七章系摘抄《道应训》中赵襄子之言及后人的评论,而赵襄子之言及有关评论在《吕氏春秋·慎大》和《列子·说符》中都有记载。《微明》第十九章第一段系摘抄《道应训》中石乞人对白公语,而石乞(人)所言又来自《吕氏春秋·分职》。《下德》第六章第一段系摘抄屈子对吴起之言,而屈、吴的讨论又见于《说苑·指武》。
  
  《符言》第二十一章系摘抄孙叔敖、孤丘丈人的对话而来,而孙叔敖他们的讨论在《庄子·田子方》、《荀子·尧问》、《韩诗外传》、《列子·说符》、《说苑·敬慎》中都有记载。这些对话中《淮南子》和其他文献相比,对话的主人公和内容都是基本相同。但《淮南子》在引用这些材料之后都引用《老子》中的某句话以为总结,今本《文子》把诸多主人公一概删去,只摘抄他们对话内容。而且所引《老子》之语和《淮南子》毫无二致,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下德》一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抄自《淮南子·道应训》,最典型的就是中山公子牟与詹子的对话在《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为《淮南子》在所本,《淮南子·道应》在引用“知和曰常”时明确指出“故老子曰”,而今本《文子》中却把中山公子年与詹子的对话统统改成了“老子曰”。而且使文意断裂,不知所云。也是在《下德》中,有关“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以及“逆德” 、“凶器”的讨论在《淮南子·道应》中是吴起与屈宜若的对话,这些对话在今本《文子》中同样一概改为“老子曰”。想证明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的确很困难。

  
  今本《文子》除了对《淮南子》的人物改头换面以外,还特意“虚化”一些具体的人物,因为具体的人物总是和具体的言论、具体的典故、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今本《文子》的这种虚化只能证明它的抄袭。
  
  以《文子·上礼》为例
  
  第三章:“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淮南子·泰族训》: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今本《文子》把“五帝三王”虚化为“圣王”,而且丢失了“必用参五”的重要信息。
  
  
  第三章: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民怀德。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
  
  
  显然也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把神农、夔、尧虚化为“圣人”, 禹、契、后稷、皋陶都成了被举荐的“贤人”。有关神农作琴的事件、夔作乐的目的、以及贤者和不肖者都心怀感激等诸多信息也被舍弃了。
  
  
  第七章:老子曰:世之将丧性命,犹阴气之所起也,主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
  
  
  天下不合而为一家,诸侯制法,各异习俗,悖拔其根而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争于锥刀之末,斩刈百姓,尽其太半……自此之后,天下未尝得安其性命,乐其习俗也。
  
  
  贤圣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进其智,远者怀其德,天下混而为一。
  
  
  《淮南子·览冥训》: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
  
  
  在《淮南子·览冥训》有关的段落中,讨论了从黄帝到“当今”的社会状况,进而批评汉初仍然流行的法家思想。在今本《文子》中,直接把“逮至夏桀之时”改为“世之将丧性命”;把“晚世之时,七国异族”和“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一并虚化为“天下不合而为一家”;把“故自三代以后者”虚化为“自此之后”;把“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虚化为“贤圣勃然而起”。其中,“天下不合而为一家”也不是今本《文子》的发明,而是把《淮南子》的一个结尾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开头。同时,今本《文子》又舍弃了《淮南子》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今本《文子》的这种改动一方面使《淮南子》原文的主旨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证明不是《淮南子》解释了《文子》,而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道原》这篇古佚书的时候,唐兰先生就提到了今本《文子·道原》和它的联系。(11)但是,如前所述,今本《文子·道原》中把《淮南子·道应训》中齧缺与被衣的对话的成了“孔子”与“老子”的对话,难逃抄袭之名。但这一篇中也有《淮南子》中所没有的内容。所以我更倾向于《淮南子》受了帛书《道原》的影响,但是综合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及哲学的资料而作了大量发挥和引申。而今本《文子》却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考察帛书《道原》和今本《文子·道原》还是要把见于《淮南子》中的材料搁在一边。
  
  王利器先生在《文子疏义序》中虽然提到竹简《文子》,“始于1995年12月公之于世”。但他说“读其已缀辑之残篇如《道原》篇,以及其余可识别之奇零字句。”似乎没有注意到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对应最多的是在《道德》篇,而且他在书中也没有引用竹简《文子》的资料。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没有来得及充分吸收竹简《文子》的内容。
  
  而所谓的今本《文子》胜于《淮南子》之处,一是较《淮南子》胜于《文子》者少得多,二是今本《文子》中保存了《淮南子》较早期传本的内容,三是今本《文子》在抄袭时作出了一些修改,根本不足以推翻今本《文子》的影响,而今本《文子》又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无论如何,《淮南子》都没有抄袭的性质,而今本《文子》却难逃此罪名。
  
  以此为基础,研究《文子》的基本资料首先当然首属竹简本了,尽管残缺、但至关重要,其次是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有呼应的材料,再次是今本《文子》中可见于《淮南子》也和竹简《文子》没有呼应的材料,至于那些本属《淮南子》材料,暂时把它们物归原主,而不要把它们当成《文子》的内容而大引特引、大讲特讲,以免进一步的混乱。《文子》资料的价值应该不在于它的多少,而在于它的可靠性,我们不难出现,剔除了《淮南子》中能找到的材料,《文子》的内容还是丰富而独特的。只不过更“纯洁”一些了。

  
  至于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在个别文句上的差异,完全可以看作是今本《文子》在抄袭过程中所作的损益,而不一定是所谓“《淮南子》别本”的“窜入”(更何况《淮南子》的“别本”也是《淮南子》),《淮南子》也不会主动“窜入”《文子》,《文子》中“窜入”和“编入”了太多的《淮南子》的内容,我们只能说它是“抄袭”,而不能根据某一种逻辑假设来歪曲那些材料。同时,面对众多的材料,也需要提纲挈领,而不能被材料所包围,我们不能人为地使本来清楚的问题复杂化,造成一头雾水的局面。
  
  所以说,《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称引而不是抄袭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却大量抄袭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可以总结为:大量拷贝、删节摘录、改头换面、概括虚化、弄巧成拙五条二十个字,每一条都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文子》的定型最晚是在北魏时期,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肯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但并不一定是一次性完成的。很可能最早的时候有人引入《淮南子》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古本《文子》的附议,(比如,《道德篇》中非问答体的部分)而后人则在这个基础上大量抄袭了《淮南子》。
  
  
  
  (感谢陈静老师、金施耐先生对于写作本文所提供的帮助——2001年9月张丰乾谨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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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李厚诚先生引用何志华先生的考证,认为竹简《文子》和《淮南子》有多处一致,但对照起来只有0198号简文和《淮南子》有部分接近。
  
  (9) 同注(4)。
  
  (10)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7。
  
  (11)唐兰:《马王堆出士<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