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以后，贝拉开始反省"公民宗教"的概念。比如在《宗教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合法性》一文，贝拉感到"美国公民宗教的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是美国国家问题的表征"，后者可能更多体现着"公民性共和主义与体制性自由主义之间无法解决的张力"。此时，他显然对"公民宗教"自我更新的可能性相当悲观，乃至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承认自己"在1978年差不多是确信了公民宗教的死亡"。
但是至1980年，贝拉又将上述文章收为《公民宗教的多样性》一书的首章，并进一步讨论了美国与日本的宗教比较、现代意大利的五种宗教、以及现代性危机中的新宗教意识等等。他在该书"导言"中特别提到："公民宗教之概念的具体应用可以争论，但是将其根本内容称为’宗教-政治问题’，则几乎是无可置疑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宗教与政治都不可能彼此忽视；无论多么艰难，信仰与权力都必须永远相互面对。政治制度要比大多数其他的人类行为都更明显地涉及终极问题。"总之，他认为"到1960年代为止，在美国最成功地提供了意义……的现实诠释"，就是基督教和"功利的个人主义"。
贝拉是在1989年才"公开宣称自己不再使用公民宗教一词"，不过在1985年出版的《心灵的习性》（HabitsoftheHeart）一书中，他已经修正了"公民宗教"的偏颇，将"基于《圣经》的宗教"（biblicalreligion）、"公民共和主义"（civicrepublicanism）、"功利的个人主义"（utilitarianinpidualism）、和"表现的个人主义"（expressiveinpidualism）视为"美国传统中的四条线索"；其中"两种个人主义成为了我们的第一语言，而基于《圣经》的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只是第二语言"。贝拉解释说："基于《圣经》的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正是以前所谓的"公民宗教"；然而无论用什么样的概念，他所关注的都是"美国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即使是曾经作为"主导概念的"（predominantidea）的"上帝"，也当如此诠释。
根据贝拉及其学生们的讨论，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后，"国家"逐渐取代了"上帝"而成为新的主导概念；接着，"自我"似乎又"取代、或者至少是主宰了上帝和国家的概念"。而在"公民宗教"的一贯思路上，贝拉实际上还是要着重证明："我们的一些最深层的问题，就产生于基督教新教的形式--殖民文化便是第一个实例"。即使在最早登上美国大陆的清教徒那里，"上帝"的主导概念尚未受到"国家"和"自我"的威胁，贝拉也认为"国家和自我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亚文本（sub-text）"。他以温思罗普（JohnWinthrop）1630年在上岸前夕宣告的"基督教之爱"（ModelofChristianCharity）为据："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教会与国家的混杂，正是这一点，使温思罗普将占领马萨诸塞港湾视同于古代的以色列。"这也就是贝拉在"美国的公民宗教"之命题下反复强调的"’选民’和’上帝的新以色列’等象征体系"。有如《马可福音》第5章14节关于"城造在山上"的隐喻一样（贝拉从中读出的意思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公民宗教"中的自恋性情结，就在于"一种历史悠久的倾向"，即："将美国认同为上帝之城"。
贝拉从"公民宗教"的角度展开的诠释，既是在美国社会的基础上诠释当代美国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以基督教为依据诠释美国的社会。这种"互释"当中包含着贝拉对"美国基督教"之意义的一种细微的辨析："人们常常指出新教改革……用国家教会取代了世界性教会，上帝的荣耀成为民族的荣耀，从而为现代民族主义铺平了道路；……而美国却是通过实现了的千年希望，将上帝的荣耀融于民族的荣耀。"因此非但温思罗普俨然一副上帝代言人的姿态，就连被贝拉称作"唯一的公民神学家"的林肯，在他看来也体现着美国式的"上帝判断"；所以林肯"引用《诗篇》第19章9节，认为上帝的判断既是真实的又是正义的"无非是"声称上帝反对蓄奴制"。贝拉甚至说："据我们所知，教会对林肯来说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只有国家才必须承担信仰的使命--尽管这不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