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台独”

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公开返回台湾、公开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是一九八八年。民进党将台湾独立纲领正式、公开纳入党纲，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

“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诸问题、族群问题、台湾史论中的各种问题、“命运共同体”问题，民族定义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千方百计，要得出这些结论：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宣称远在台湾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在文学、文化上早已独立。

在这样一个反民族逆流下，台独派以雄厚资源拥有好几家日报、一家全岛性的电视台，几家周刊新闻杂志。“台独势力”并且以乡土教育之名，减少对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课程，加强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的教学。政府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中就颇有人用来强化社区意识和地方意识。当然，一九九八年由教育当局强行修改国民中学历史及社会科教科书，是明目张胆地经由台湾正规教科书，宣传和中国相针对的、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引人侧目。

也必须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登台以后，不惜以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二000年民进党政权登上台后，“台独”系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上台，占据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

“文学台独”及其发展形势

如果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在台湾文学论坛中长期以来的“台独”论，就是“文学台独”了。

历史地看来，“文学台独”论和“文化台独”论的发展，形影相随。但“文化台独”最早在台湾出现的面貌，却以台湾文学论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人物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虽然在戒严时期还有一些伪装，但却第一次提出了台湾文学的“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都源于“左”派台独“理认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

一九八一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来“台独派”蜂涌而至的反论。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

一九八二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现“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说的是台湾作家要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声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

一九八三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热烈赞赏叶石涛在《文学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而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的“本土性”与“自主性。

一九八五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家应以“台湾为中心”写作，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学台湾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逐渐把“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纠结起来。一九八七年，在德国一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后，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疾呼，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

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学台独”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了“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

到了90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不隶属于中国文学。一九九九年开始，陈芳明发表了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全面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全面炮制合于“台独”尺码的“台湾新文学史”。

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的统独之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台独”阵营有自己的广阔的言论阵地（如早期党外周刊、月刊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报纸副刊如《台湾新闻》副刊、《自由时报》副刊，文学杂志加《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等），而相形之下，反对和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一直不曾间断。

一九七七年，针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九七九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发表〈苦闷的台湾文学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于日本，主张日据台湾塑造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三脚仔”的“心声”。一九八一年，陈映真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加以批判。一九八四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则写〈走出“台独意识的阴影：宋东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加以驳论。针对张良泽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陈映真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西川满有台独意识和“热爱台湾”的谬论。统独双方对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表现在张良泽在一九九八年〈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加以理解。两个月后，陈映真写〈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加以驳斥。又不久，彭歌写《醒悟吧！—回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彭歌先生〉，加以反论。

一九八八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冬季号）发表了陈映真、曾健民和刘孝春、陈建忠等人的文章，编了“台湾皇民文学和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的专辑（一九九九·人间丛刊）秋季号），刊出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特别针对同情台独的台湾文学专业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加以批驳。

还必须特别提到，一九九七年（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了〈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争的精神与70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确认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而批评“台独”派文论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另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陈芳明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

一九九九年八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号称要根据日据期迄於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从而炮制了日据“殖民地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再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四五—一九八八）以及“后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八八迄于今日）。二000年七月，陈映真在同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推移的理论，彻底论破了陈芳明自己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从此，双方来回交锋了三回，至二000年十二月，陈映真发表〈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业史论可以休矣！＞而争论中止。

可以看到，早自一九七七年叶石涛和陈映真关于“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开始，一直到二000年陈芳明与陈映真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中诸问题的统独争论与斗争，一直都没有间断，而且交锋激烈。这显示了“台独”运动向来重视台湾文学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有其理论队伍，有其言论阵地，有权力的掖护，更有思想政治斗争的长久之计，绝不可小觑。

“文学台独”论的内容

概括起来说，“文学台独论”关于台湾新文学论中的具体问题的论说，有这几个方面：

一、台湾新文学的发韧是多元的，否认台湾新文学之发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亟言在与中国社会隔绝条件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也吸收了欧西与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的、自主的台湾新文学。

二、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属性上，绝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在与中国新文学隔绝近一个世纪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出有台湾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

三、30年代台湾（第一次）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说明台湾文学“自主性”和“主体性”意识的更醒，是第一次台湾文学范畴中“并吞派”、“汉族沙文主义”一派（主张将白话文推广为大众语，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的语言的一派）、和台湾“本土派”、“自主派“（主张先整理大众日常语、即闽南方言为宣传与创作语的一派）之争的斗争，否认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之争，其实是当时台湾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

四、主张关于日据下“皇民文学”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不能用“汉沙文主义”的标尺来评价，要有从“台湾立场”出发的独自的评价。主张“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应，主张“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殖民作家有“台湾意识”、“热爱台湾”。

五、认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界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六、认为一九70年代（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露，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窃掠和变造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与历史。

七、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的“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史的科学性知识。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带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因此，有关台湾文学论领域统独斗争的形势，就“文学台独”论的批判而言，我们以为统派有这些问题与机会：

甲、问题方面

（一）资源单薄，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政权上台后，拥有更丰富有力的资源。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悬殊较大。

（二）现政权积极在高教院校中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在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条件下，不能不使人担忧。

（三）由于独派拥有雄厚文化和教育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乙、机会方面

（一）“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彻底论破。

（二）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共同进行对于“文学台独”论的科学性、系统的廓清与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科学知识服人。

（三）台湾新文学史的新的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的各种破绽。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并与研究界分享，希望将资料公开化、透明化，使“文学台独论”接受实证性资料的检验。

结论

“台独”运动长期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有急迫性地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殊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并且以台湾文学系所为“文学台独”的基地。到目前，真理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著名编辑、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于上述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起到敲定主旋律的作用。即（一）他主张“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二）作为一个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抱着真挚、深情的关注，并且带着这样的关注去研究台湾文学；（三）在主张将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的同时，又坚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台湾本土作家，强调只有台湾本土作家才足以建设有“台湾气派”、“代表台湾本身”、有“台湾作家个性”的台湾新文学。这是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四）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具体实践上，和台湾作家、知识分子维持真诚、深刻的感情联系，建立了坚强的相互信赖和团结。

杨逵和范泉都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两岸省内外文学家、评论家共同讨论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最有领导性、最突出、也最杰出的典范。今后，在面对批判“文学台独”以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杨逵先生和范泉先生的风格与工作、思想作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启发。

宣传和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的新回合，正在蓄势待发。海峡两岸捍卫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作家和学者，势须建立清醒的认识，准备好面对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