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各个派别之间的历史消长,有三个带“9”字的年头特别值得注意。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潮流的历史趋向,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向,这三次转向的共同特征是:从自由主义转向权威主义。在文化问题上,自由主义是“西化派”;权威主义则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文化派或中国文化本位派,二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转向的转折点,都是在带有“9”字的年头上发生的:1919,1949,1989(参见下图)。(14)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历史现象。
1919 194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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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1915年到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全是自由主义者、西化派,可谓一派“西风压倒东风”;然而此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分成了三大派别:一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二是东方文化派、玄学派,三是唯物史观派。其特点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另外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崛起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直到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故,乃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二是从“抗战”爆发的1937年到“文革”结束的1977年,在194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是自由主义(当时激进的政治民主派)占据思想界的主潮地位,此后是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派”)占据统治地位。这次转折前后与新文化运动转折前后比较,有两个不同点:(1)就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而言,在发生这次转折前,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结成了同盟,由此取得了长足进展,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作品基本上是这个时期问世的;而在转折之后,他们在大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只好在港台谋求发展。(2)就自由主义而言,则在转折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结成同盟,而在转折之后也同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
三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1989年是其转折点:此前的80年代,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后来所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激荡的时期;此后,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邓小平理论”)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大陆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现代新儒家在大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这次转折与新文化运动中的转折是极为类似的。
以上“三9现象”(参见上表)所蕴涵的历史意味是极为深长的,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哲学”还是一个应以“现在进行时态”加以讨论的题目,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它的历史本质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
注释:
1、 这里所谓“封建”取其原初意义,即指商周时代的“封侯建国”的分封制度。自秦朝起,这种宗法的分封制被专制的郡县制所取代。“子学”指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经学”指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的以注释儒家经典为特征的学术形态。
2、 从政治制度的历史形态的角度看,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都属于宪政时代,其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宪法政治。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作为专制时代哲学的最后、最高形态,与作为专制时代主流学术形态的经学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以后,才逐渐取得其“科学”形态,而此所谓“科学”,是指的以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哲学为标准的学术范式。
3、 第一期名《青年杂志》。
4、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更确切的叫法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例如早期的东方文化派、尤其是直到今天仍然在活动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在政治上未必保守,有时甚至显得颇为激进,不亚于自由主义者。所谓“保守主义”或者“守成主义”主要是从文化立场上讲的,他们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本位。
5、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间错综的对立统一关系”,《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
6、 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第3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爆发于1923年,是一场著名而影响深远的哲学论战。
7、“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终结。”见许全兴等:《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 论战中所谓“玄学”指传统哲学、尤其形而上学(Metaphysics)部分。当时科学派秉承西方经验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宗旨,斥之为“玄学”。
9、 胡适:《实验主义》,原载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3号。“实验主义”是胡适对“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译名。
10、 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第36页。
11、“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12、 这些派别都以他们所办的杂志得名:《新生命》、《动力》、《新思潮》等。
13、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3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勾画,亦即忽略了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