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币制和纸币的流通(1)

　　　一　"袁头币"在国内银元流通中取得了主币地位

　　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最初由于战争的 影响 ， 中国 的 金融 市场、币制及货币流通一时呈现十分混乱的局面。当时通行的银元就有10多种，其中外国银元有鹰洋、站人、本洋等；本国银元有广东、湖北、江南、安徽等各种龙洋和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银币等。由于银元种类繁多，各地钱庄借机对各种银元价格抬高或抑低，从中渔利，不仅使人民遭受 经济 损失，而且给 社会 经济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严重阻碍经济交流和经济 发展 。

　　北洋政府为了整顿币制，划一银币，于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颁布《国币条例》十三条，决定实行银本位制度。《国币条例》规定："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一圆银币用数无限制"，即以一圆银币为无限法偿的本位贷币。

　　根据这一规定，于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 先后由造币总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一圆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头币"或"袁大头"。这种新银币，式样新颖，形制划一，重量、成色与法定重量均不逾3‰。所以发行以后，人民乐于使用，不论通商口岸及内地， 均能顺利通行。

　　"袁头币"发行流通后，首先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取代了龙洋地位，以新币行市代替了龙洋行市。（龙洋是清末各省所铸银元的总称。最先是由广东造币厂使用机器制作，形制、大小轻重仿墨西哥"鹰洋"制造，正面有汉文和满文，背面四周有 英文 、省名和重量，中央有蟠龙须，故称龙洋）。辛亥革命以后，原来上海银钱业所开的银元行市，即洋厘价格（即金融市场上银元折合规元的行情。例如，洋厘7225钱，意即每银元一元可折合规元七钱二分二厘半。当时银元和银两并用。对外贸易、批发和大宗交易等一般用银两 计算 ，而以银元支付。银元一元能折付银两若干，即以洋厘为折算率。洋厘每日由钱业公会分早、午两市开出，视当时市场上银元供需情况而涨落），每市分鹰洋、龙洋（江南、湖北、广东、大清银币）两种，大约以标准的鹰洋为主，龙洋减小二毫半或一毫一忽半，无正式行市的杂色银元兑换时，则需多少不等的贴水。"袁头币"在各地顺利发行后，中国、 交通 两行便与上海钱业公会协议，从1915年8月取消了龙洋行市。过了两年，即1917年， 北洋政府财政部又作出新规定：一切税项均应以国币计算税率，各一元新主币通行省份，征收税款应以该项主币为本位，新主币较多的地方，应专收该项主币或代表该项主币的银行钞票。在新主币少的地方，可按市价搭配收取旧银元、银角、铜元、制钱等。在银元充足的地方，税收机关不得收用生银。通用银元为数不多的地方亦应限制收用生银。至于外国银行钞票则不许收受，对外国银元，非不得已时亦不许收受。这一措施，无疑增强了"袁头币"的流通地位和流通力度。

　　1914年的《国币条例》还规定铸造银、铜辅币，实行十进位的辅币制度。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圆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关于银辅币，规定铸造总重三钱六分的半圆银币，成色均为银七铜三。铜辅币则有二分、一分、五厘、一厘铜币。银、铜辅币均为有限法偿货币，规定有一次授受的数额限制。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十进位的银铜辅币制度并未能实现。

　　关于一向带有辅币性质的小银币，辛亥革命以后，各省仍在继续铸造。最初推行尚顺利，后因造币厂贪图厚利，便尽量滥铸，铸发数量日多，供过于求。于是商人暗开行市，辅币的面额价值难以维持，因而，1923年以后银铺币的十进位制度被破坏了，不起作用了。

　　关于另一种带有辅币性质的铜元，辛亥革命以后，各省便纷纷设局开铸。由于铸造的铜元种类众多，重量、成色各异，因而铜元价格也是因时因地而异，行使范围也受到限制。如四川的大铜元只能在该省内流通；各省所铸当十、当二十铜元也多不能出省流通，甚至有的只能流通于小范围的数埠。加上政局动荡，各自为政，使铜元的十进位制度也完全被破坏了。

　　尽管这个时期银元本位制度和十进位的银铜辅币制度未能建立起来，但在国内流通界却发生了一个凸显变化。这就是国内流通界本国银元趋于统一，"袁头币"成为银元流通中的唯一主币。就是说，清朝末年各地流通的成色杂乱的银元，以及深受外商银行支持的并借以居奇的鹰洋，都逐渐从流通中被排除而趋于消失，而"袁头币"则成为国内一切支付大小交易中起唯一主币作用的银元。这一变化，无疑是我国近代货币流通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二　纸币流通及其特点

　　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的仍是以银元为主、两元（银两、银元）并行、银元铜元和纸币并用的货币制度。关于银元、铜元的流通情况前面已作了论述，下面着重介绍纸币发行和流通中的有关 问题 。

　　民国元年（1912年）清帝逊位，各处大清银行均改为中国银行。同年12月，财政部呈准由中国银行发行兑换券，明确规定：完纳各省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及交纳电报费，发放官俸、军饷以及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皆一律通用，不得拒收及折扣、贴水，并按券内地名，由各地中国银行随时兑现。根据当时财政部1913年4月新订的《中国银行则例》规定，该行享有代理国库， 经理和募集公债，特准发行钞票，铸造银币等权力，事实上已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银圆票有壹圆、伍圆、拾元、贰拾元各种，自1914年铸发"袁头币"以后，即发行有票面印明"兑付国库"字样的钞票。中国银行还曾发行铜元票，由该行北京、河南、南京、江西、张家口等分行发行，自1918年后，即逐渐并于各地的平市官钱局发行。

　　原由清邮传部奏准设立的交通银行，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继续发行钞票。1913年初，由袁世凯命令，使交通银行按照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发行钞票。北洋政府交通部于1914年3月另呈颁《交通银行则例》， 规定该行不仅经管路、电、邮、航四项款项，并得"受政府之委托经理国库"、"受政府之特许，发行兑换券"等，因而也成为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银行。交通银行在辛亥革命后，除继续发行钞票外，还获得分理国库权利，即中、交两行大致按七三比例处理，中国银行占七成，交通银行占三成。1922年后，交通银行又增收资本，增强了经济实力。当时，中国银行增收商股，总资本已近2000万元，交通银行也拥有国币1000万元。可见中、交两行都是官僚资本为主的银行，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银行也获得显著发展。其中一些商业银行，如浙江兴业、四明银行等，也都继续发行兑换券。

　　除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发行钞票外，各地方银行及官银钱号仍与清末一样，皆继续发行各种纸币。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财政无着，因而皆以发行纸币作为筹款手段。如辛亥革命后，广东省宣布独立，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成立军政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财政困难。 为了应付当时的财政支出， 除向港商借到40万元外，军政府印发通用银票1900元万，其中票面5毫的100万元， 1元的600万元，2元的200万元，5元的1000万元。此票正面印有"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文字，中间印币值若干元，右方是陈炯明像，左方为军号、指挥刀、步枪等。背面上端印有"此票准随时换现银"八个字，中间自右至左直写"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大都督通布"。军政府在发行银票时规定："一、凡纳钱粮饷项等，一律照纸面所列额数通用，不准留难；二、此票发行两年后，由军政府财政部备现银任由随时携票换回；三、如有伪造假票同谋行使者，均应律重罚不贷。"〔1 〕据初步统计，民国二、三年间，各省纸币发行总数约有16300万元。〔2〕纸币滥印滥发的结果，促使物价上涨，地方纸币普遍贬值，平均市价仅为面值的七折左右，不少地方的纸币贬价一半。

　　北洋政府曾企图对纸币发行进行整顿。1915年10月公布了《取缔纸币条例》，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新设立之银钱行号，或现已设立而尚未发行纸币者，皆不得发行。第三条规定：已获准发行纸币的银钱行号，仍准其于营业年限内发行，但对发行数额要加以限制，要求以最近三个半月平均数目为限，不得增发等。可是这一条例公布后并未收到很大效果，仅少数商业银行（如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暂时停止，或紧缩发行，或领用中国银行兑换券代为发行。而各省官银钱号根本不曾遵照办理。

　　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交两行发行的纸币都是银行兑换券性质，发行数额都不大，流通情况也较好。据统计，民国元年中国银行钞票发行额为1061636元，交通银行钞票发行额为793558库平银两。到1915 年，中行发行额增至38499228元，交行为24683110两。〔3 〕然而这时袁世凯为要恢复帝制，筹备即帝位的开支超过2000万元，而云南起义后，各省纷纷发动讨袁战争，北洋政府镇压起义，军费大增，遂使国库空虚，中、交两行的现银准备金也被提取，于是北洋政府于1916年5月12 日下令对中、交两行的钞票停止兑现。

　　停兑令发布以后，立即引起京津地区市面骚动，现银绝迹，物价上涨，人民所需要的食粮骤然上涨了二成。这时，政府各项租税、铁路运费等所收皆系纸币，因而不到半月，交通部便下令对一部分铁路运费按等级收取现银。接着买火车票、邮票、发电报皆收现洋，而不收钞票。财政税收机关收税也都要求搭收现洋。6月12日， 交通部还下令一部分所管铁路运费只收交通银行钞票，完全拒收中国银行钞票，以减低交通银行钞票贬值的程度。直隶省财政厅则下令拒收中、交两行钞票缴纳税款。一般商业界在停兑令发布后的三星期，也开始拒用钞票。于是银钱庄公然变动两行纸币行市，京钞市价常在七折至九折之间，最低时至五、六折，甚至四折。这就是在1916年京津少数地区发生的"京钞风潮"。

　　在纸币贬值和拒收拒用中交两行钞票的形势下，迫使北洋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整顿。首先利用1917年借当时庚子赔款展限之机，指拔该项延期赔款为基金；其次发行国民七年六厘短期公债及民国七年六厘长期公债两种，以京钞兑换公债，前后共收回京钞1000万元。但京钞仍未收尽，又于1920年以海关盈余为担保，发行金融短期公债，将流通的京钞全部收回。经历四、五年之久的"京钞风潮"，便由此而结束。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爱国热情，日本各银行的纸币，就因受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在关内便不能再流通。随着本国银行资本的发展与纸币信用的增强，外国银行的纸币在关内华北、华中及上海一带，便不得不逐渐让位于本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此后，外国银行纸币在中国的流通，便更带有地区性色彩，如日籍银行纸币只能在东三省流通，港币在广东流通，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安南纸币，只能在云南、广西流通等。就是说，在关内华北和华中及上海一带的纸币流通，本国银行的钞票便开始占据优势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