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在华经营动机、策略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2)

　　与其经营风格相适应，不同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竞争策略。各家外资银行结合自身一贯的优势领域，在具体业务模式上又各有侧重。一般地，批发和零售兼营的全能型银行选择了全面发展的战略，批发型银行继续拓展企业和银行业务市场，还有的则致力于专项业务。如纽约银行在华机构以贸易结算和清算业务为主，没有发放一笔贷款。这类经营风格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市场导向金融体系下的英美银行区别于银行导向金融体系下的日韩银行的表现。日韩银行同国内工商企业存在着长期固定的关系，形成了互相依托、共同发展的局面，批发业务以外的领域涉及较少。与此对应，日韩银行在中国境内也只致力于保持日韩企业的业务往来，其他的业务就很少。也就是说，一直到现在，日韩等国银行在华业务主体上仍然奉行“客户跟随”战略。英美银行习惯于直接融资高度发达的市场竞争环境，业务发展全面，在中国市场上也表现得十分进取性，染指了几乎所有的业务领域，其战略已经从“客户跟随”转向了意图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利润。

　　5.固守自身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特点以确保稳健发展

　　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已经表现出了比中资银行更强的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能够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提供灵活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具体到任何一家银行，经营上的灵活性则是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各自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精神的实际外延。在华的外资银行普遍不随意追求业务创新，而是力图保持固有的经营风格，特别强调把企业文化深深根植于每个员工心中。也正是由于它们对一贯的文化和经营作风的坚持和延续，外资银行才能形成各自对产品、市场和业务的共同价值观念。

　　三、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笔者使用了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交通、中信、光大、华夏、民生、广发、深圳发展、招商、兴业、浦东发展等共14家商业银行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固定效应分析。被解释变量分别由国内银行各主要经营指标构成，包括利息收入率、非利息收入率、营运费用率、税前利润率。解释变量为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它分别使用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和外资营业性分行数机构作为变量。被解释变量同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反映外资银行进入后对国内银行绩效产生的影响。

　　以外资银行营业性分行数目为解释变量的计量分析均未能通过统计检验。表明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数目的增加不敏感，外资银行为谋求在华发展而进行“布局”并没有引起国内银行较大注意，因而没有进行相应的经营调整。以外资银行占据市场份额的大小作为解释变量所作的分析中，只有利息收入率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表明国内银行利息收入率的变化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非利息收入率、运营费用率和税前利润率则都通过了统计检验，而且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外资占据市场份额增加，这些经济变量也增加了。

　　1.进入外资银行数目的增加对国内银行的影响

　　国外的同类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东道国分支机构的增加会显著影响到东道国银行的绩效，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机构数目增加甚至比其占有的市场份额对国内银行的影响更大。一般而言，外资银行从进入到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到获得一定的市场地位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在外资银行进入初期开始进行分支机构布局，而市场份额仍然较小时，机制灵活对市场变化敏感的东道国银行就会主动寻求对策，而较为迟钝的东道国银行则会在市场失去后才会“痛定思痛”。所以，我国国内银行对外资进入数目的增加不敏感，应该是对市场变化反应缓慢的表现，最终可以归结到我国银行的经营机制不灵活、管理层缺乏战略意识和危机意识。同时，我国国内市场大，银行数目少，相对规模较大，也是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没有很大反应的一个原因。

　　2.利息收入率

　　利息收入率同外资银行进入、经济增长之间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最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尽管目前银行在贷款定价上拥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总体上中国银行业“群体”经营仍然处于缺乏弹性和价格竞争机制的市场环境中，利息收入的外生性仍然很强。

　　尽管我国利率市场化一直在渐进式的发展，但银行定价权的充分放开是最近的事情。商业银行的基准存贷利率权长期以来掌控在中央银行手中，银行贷款投向和规模在较大程度上还需要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的安排，使得商业银行对利差没有太多的控制和调节权。

　　3.非利息收入率

　　在非利息收入率方面，我国银行的计量结果显示同、外资银行进入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国外研究中，中东欧国家银行在外资银行进入后，非利息收入出现了显著下降。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各金融市场间仍处于相对分割的状态所致。理论研究认为，在初步开放的国家，当东道国银行在某些领域竞争不利时，一般会在自己仍然具有领先优势的市场上，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等手段将部分损失转移到客户身上。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由于国内资本和货币市场的发展，传统的存贷业务竞争上的发展空间受限，国内银行在相互之间以及同外资银行的较量中，毫无例外地大力开发非利息收入盈利途径。而在我国目前分业监管下，非利息收入业务所依赖的资本市场，外资银行还不能进入，对于巨大的普通居民零售金融业务市场，外资银行缺乏网点的支持也难以深度介入。近几年来，国内银行在拓宽中间业务(一些银行甚至获得短期融资券的直接承销权)和提高零售金融业务技术含量(利用“金控”公司推出各类组合型个人理财项目)的同时，还纷纷开始对一些传统免费服务征收手续费，如银行卡年费、小额储户管理费用等等，一度成为国内备受争议的话题。

　　4.营运费用率

　　随着外来竞争的增强，国内银行为了弥补同对手之间的差距，较大强度地引进高技术和更新设备，改革原有的业务模式和组织，并加大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投入，这些都会导致营运费用率的上升。在这一点上，我国银行的表现同国外的情形以及相应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5.银行税前利润率

　　由于非利息收入率同外资银行进入上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并超过了营运费用率增加的程度，从而导致了国内银行税前利润率与之也有了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四、对我国银行业所受影响的讨论和政策建议

　　1.对我国银行业所受影响的讨论

　　同是面临强大的外来竞争，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银行在利息收入率上的表现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应当主要归因于中外银行“市场化”程度上的差异。国外研究的对象中尽管有许多同样来自经济转轨国家，但其市场化进程非常迅速，金融机构早已摆脱计划经济下行政指挥的影响，独立自主地按照市场要求运作。国内银行缺乏合理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金融企业。市场上缺乏大批量成熟的，懂市场经济规则和先进经营管理的职业经理人队伍，银行的管理层不能满足开放市场条件下竞争的需要。因而，我国银行不能及时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和采取行动，调整经营策略。

　　国内银行没有自主确定利率的权力，其产品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产品，由此导致的利息收入多少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经营绩效不能反映金融资源配置的要求。尽管表面上看来国内银行的利息收入没有受到外来竞争的影响也许并不是坏事，但是长久来看，国内银行依靠“体制”吃饭，不能发展出经得起市场“考验”的管理、技术和产品，这必然对未来同外资银行将进行金融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十分不利。

　　近年来，我国银行改革过于强调“改制上市”，并希望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外力”、“外脑”提升国内银行经营水平，反而在积极建设和深化真正由价格信号调控的国内银行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方面进步不大，这样的政策指导可能会造成外资银行更加强大而中资银行愈发孱弱的局面。

　　2.政策建议

　　中央政府和相应的金融职能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市场自身具有的实现效率和发展的根本作用，加快国内银行业市场基础制度、体系的建设，培育出“市场化”的银行、“市场化”的金融产品，这样我国银行业的长期良性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应该承认，近几年国内银行注重增加非利息收入，大力开发各种服务性业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同国外先进银行相比，我国银行在这方面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经过长期发展，国外银行使用过的中间业务品种多达两万多种，并从早期以结算、汇兑、账户服务、信托、交易服务等低附加值业务为主，逐渐向投资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投资等高附加值业务的方向转变。已经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无一不在跃跃欲试，企图借助其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将它们多种多样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市场上来，只是受制于目前我国有关法规以及客户资源条件的限制，它们还不能涉足。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和金融管理部门需要更加明确未来发展中间业务面临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在外资银行实现对市场“分割”的突破以前，建立起自己的多样化高附加值的服务和产品体系来，以在非利息收入市场上的争夺上占得先机。

　　总之，在华的外资银行正在充分发扬优势，弥补劣势，觊觎着广大的中国银行市场，而中资银行仍然受制于国内不完善金融体制乃至经济体制的束缚，难以积极灵活地调整自身的策略应对挑战。也正是因为如此，受外资银行进入影响的我国银行业绩效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我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不但需要中资银行在管理、技术、产品上继续努力，还需要政府决策部门和监管机构调整思路，做好市场基础制度、体系建设，为中资银行的发展壮大提供基础、保障和激励。在某种意义上，后者应该是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