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2)

　　第三，宁向东认为：“股东大会的斗争、股东之间对于表决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对董事会和经理形成压力，如果由于董事会的懈怠和经理人员的渎职而使公司业绩下降，有关当事人往往会被股东大会赶走，他们的声誉会一落千丈”。（宁向东，1999）这是美式公司治理的重要的一道防线。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在股东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从国际经验来看，股东之间的竞争产生倒逼机制，促其治理结构加速转变，从印度国家银行的改革来看，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竞争机制，促使了该银行的成功转变。

　　（二）对国有银行人事制度及激励问题的影响

　　国有银行在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三会外，还有一个党委会。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还在坚持，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实现对党委的制约，有利于真正维护现代企业制度的架构。战略投资者也许没有能力在董事会上推翻党委会的决议，但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后的党委会会议中，其重大决议不得不考虑战略投资者的反应，以前的决策机制就被打破，董事会的力量就被重塑。

　　“中国金融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对银行管理层的行政任命机制，用市场化的方式招募和选拔银行和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1

　　《财经》报道：建行郭树清董事长承认：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后，假如占到一定股份的战略投资者提出要派一个副行长或其他高管，则不可能用“中管干部”的资格去限制了。事实上，各大国有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后都已经设置了类似于副行长级的位置“虚位以待”国外的高管人员，这些人员的进入必然是对原有人事制度的一种打破，他们作为外方代表，不会服从于中方的管理方式，对于董事会力量的重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必然会悄悄地改变中方原有的用人制度和用人文化。

　　所以战略投资者对现有的人事制度是一种冲击，是对“官本位”文化的一种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引进一种商业文化，文化的力量会慢慢渗透，最终重构原有的文化。

　　（三）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国有商行的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和风险治理能力的提高

　　战略投资者在提升中资银行内控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的作用，可以预期在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改善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促进风险管理组织变革。战略投资者投资中资银行，为了有效参与所投资银行的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他们要派遣董事进入银行董事会，派遣高层管理人员进入银行高级管理层。他们希望派遣的董事能在一个规范高效运作的董事会中发挥作用，这必然关注董事的选聘程序和董事会成员结构，要求对董事会运作的基本规则和程序进行规范。对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职责的清晰界定，这无疑有利于中资银行建立起规范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这将为中资银行风险管理组织变革奠定制度基础。

　　另外，通过参与风险管理决策改善风险管理决策机制；参与风险管理和控制将推动中资银行对先进风险控制技术的运用；通过培训和交流促进我国风险管理人才队伍的成长；通过传输银行业务发展新理念促进中资银行全员风险管理文化的发展。

　　据报道：建行在引入美洲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后，公司治理的框架中开始设立董事会下属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且，正在建立风险垂直管理体制，将设立首席风险官，负责全行风险管理系统的组织、运行和垂直管理。此外，建行正在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手段以加强对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衡量、控制和管理。

　　三、战略投资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状况

　　（一）从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国有银行不能脱离金融生态环境而独立生存。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金融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易宪容，2006）

　　基础金融制度生成的最有效方式，是一个利益相关者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并以各方的妥协和让步实现均衡，从而对制度的安排达到最终同意的过程。基础性金融制度需要社会公共博弈来生成，而这种过程是通过民主决策程序，由各个利益主体参与提供相关信息，并以制度重复博弈方式充分反映各方的利益诉求，从而产生制度制衡。而在我国的制度决策中向来是政府主导，精英决策，在我国的决策文化中，也向来鲜见民主的传统。

　　基础性金融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好，大家知道，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股市却成了一个畸形儿。而四大国有银行改革，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架设“三会”机构，这些都是一些工具性的制度，能否与目前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兼容，仍是个问题，古语云：“南橘北枳”就是讲引进的东西要与环境相兼容的道理。要重构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必须改进我国的基础性金融制度的生成方式，增加良性制度的供给。

　　（二）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战略投资者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我国国有银行的问题本质上是体制和制度问题，其核心表现是：政府干预的介入面和程度没有跟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而相应缩小和弱化，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二十几年的改革中，政府尽管一开始就强调“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但事实上，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政府的利益也在不断增加，尽管计划经济已经远去，但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并没有放弃对资源配置的支配力，很多地方上项目不是银行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做法是，政府的领导班子开“办公会议”决定项目，要银行给予支持，目前各个地方在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一些民营企业在政府的授意下，大量收购一些地方国企，但所用的资金大部分是银行的贷款，给银行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现行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争夺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事实上是一种高收益、低成本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以地方GDP的增长为考评，决定政府官员的升迁，所以地方政府官员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的竞争最终演化为替企业争夺银行信贷资源，这样，国有银行是很难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的。

　　所以银行改革的必须转变政府职能，而不仅仅是银行本身，银行业的改革是无法脱离现有的政治体制环境而进行空中楼阁似的改造，一个健康高效运行的银行业，一定需要一个完善有效的外部体制环境。外资引入对这个体制环境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绝对不可能是主导性作用，体制不革新，所谓的战略投资者最终也会蜕变成财务投资人。国有银行的改革依然是“物理变化”，而永远难成“化学变化”。

　　注：

　　1查尔斯·古德哈特，曾晓松：《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未来之路》，银行家，2005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杨群，杨柳.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研究[J].新金融，2006，4.

　　（2）易宪容，卢婷.基础性制度是金融生态的核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2

　　（3）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看国有银行改革[J].银行家，2005，11.

　　（4）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几点看法[J].银行家，2005，11.

　　（5）欧明刚，石弦.印度国家银行在改革中前进[J].银行家，2005，11.

　　（6）窦洪权.银行公司治理分析[J].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版.

　　（7）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司治理[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版.

　　（8）Bernadell，Carlos，Coche， Joachim and Nyholm，Ken，“Yield Curve Prediction for the Strategic Investor”（April 2005）. ECB Working Paper No. 472.

　　（9）Shaomin Li ， Larry Filer， “The Effects of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n the Choice of Investment Mode and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May 2006）.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0）Erik Berglof ，Ernst-Ludwig von Thadden "The Chang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Paradigm: Implications for Transi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May 2003）. Conference Paper，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11）Joel S. Hellman ， Geraint Jones ， Daniel Kaufmann." Far from Home: Do Foreign Investors Import Higher Standards of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une 2004）. Conference Paper，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