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必要性(2)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决不只是为了筹资，更重要的是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严格的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这一意义来看，资金只是制度的载体。

　　历史经验表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仅仅依靠注资、不良资产处置，并不能解决其根本问题，其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缺少纠错机制(亦可认为其纠错成本大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其实质是缺少有效的公司治理)。只有通过目标明确的股份制改革，实现股东多元化，国有商业银行才有可能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引进战略投资者尤其是具有丰富、成熟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公司治理经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防范风险的内在机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境外战略投资者必然要求按国际规范组建新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这将有力推进银行的规范运作，可以不同程度地加强审计体系、风险管理体系的独立性，建立以绩效而不是官本位为基础的薪酬激励机制，以及制订能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其他行为准则等，以最大限度保护银行自身利益并间接保护股东利益，而这些均构成公司治理新的内容。

　　从股权分散角度说，让中资企业参股确实也能达到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部分目的，但是，中资企业参股的最大弊端是无法有效消除政府对银行的不正当于预，无法使银行的行为规范达到国际大银行的标准，这是因为中资企业与国有银行具有“环境同质性”，并且不少中资企业本身就是国家持股，他们缺少对政府干预说“不”的勇气和条件。有了外方投资者以后，银行高管在受到来自国内的行政干预或压力(如要他们不顾经济原则投放更多贷款)时，他们现在至少可以以外方股东或董事不同意为由拒绝接受。

　　其次，中资企业还存在资金量的问题。中建两行10%的股权为31亿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250亿元，能够拿出这笔资金的国内机构少之又少，即使中石油、国家电网、中国人寿这样的巨型企业，要进行这笔投资也属不易，而且由于行业背景的限制，他们很难具备银行战略投资者的功能。

　　有观点认为，应鼓励民营企业投资银行，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民营资本的介入将增大银行的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放松金融管制时期，有大量民营资本进入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最典型的是德隆集团。事实证明，大多数的民营资本向银行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取方便的融资渠道，不仅难以帮助商业银行解决其发展的问题，反而成为民营资本所有者的提款机，为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可见，股权多元化只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量”上的变化，我们不可舍本求末，为多元化而多元化，必须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核心目的。

　　鉴于我国银行业对外资完全开放的日益临近，既然国内银行目前的软约束环境依靠内部力量无法解决，引进外部力量、加强硬约束，已成为我们几乎惟一的选择。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加快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改变“官商”文化，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减少改革成本。

　　3.能够推动银行的成功上市及进一步改革

　　我们注意到，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入后，出于流动性的考虑，会期望银行尽快上市，这进一步增大了银行内部改革的动力，加快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上市进程；另一方面，也为国有企业以更有利的价格发行筹资提供了保障，这在境外上市的企业中尤其明显。

　　作为我国三大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之一的中海油境外上市的曲折经历清楚地反映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促进国有企业成功上市的重要作用。1999年9月，中海油拟定了一项发行20亿股新股、招股价介于8.46-9.61港元之间、集资25.6亿美元的发行计划。但由于美国股市和国际市场油价下跌两个极为不利的因素，投资者对公司反应冷淡，中海油只好决定暂停其上市计划。2000年10月，中海油通过配股引入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美国国际集团、亚洲基建基金、美邦保险香港、美邦保险百慕大、和记黄埔、香港电灯集团等多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再次拟进行公开发行与上市。尽管这次上市又遇到全球股市低迷不前，其中恒生指数跌破2年来最低点，而道琼斯指数亦一日连挫400多点，但中海油的股价却在挂牌后神奇般地逆市上扬，半月不曾跌破发行价。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一个首次失败的IPO一般不会再引起市场上什么热烈的反应，但中国海油却是个例外。”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战略投资者对中海油的认可消除了广大境外投资者的疑虑，并使中海油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战略投资者不仅在发行之前入股中海油，发行时继续认购中海油的新股，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市场预期，对中海油价格的平稳上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在境外上市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加入无异于向公众投资者发出明确信号，表明对银行投资价值的认可，能够提高境外投资者对银行整体质量和发行价格的信心，进而起到提高银行股票估值的潜在作用，这将显著地增加国有银行成功上市的概率。建行、工行、交行上市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建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在路演的市场推介过程中成为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正是由于美国银行对建行的大额股权投资，坚定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战略投资者对建行业务上的协助提升了对建行未来发展和竞争能力的良好预期，这不仅保证了建行成功发行，而且也是获得较高发行价格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建行管理层提出未来战略是重点发展零售业务，并将获得以零售银行业务著称的美国银行的协助时，没有一家投资者对该战略的实现提出质疑。建行引入美国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 改变了外界对中国银行业， 特别是中国国有银行的负面看法，极大地提升了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银行业发展和建设银行前景的信心。

　　汇丰银行作为国际顶尖的金融集团，在国际资本市场有着良好的声誉， 引资促进了交行知名度和市场形象的提升。在交行路演过程中投资者非常关注和重视汇丰银行入股对交行的作用和影响， “汇丰概念”极大地增强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汇丰以较高溢价投资交行之后，有效增强了交行资本实力，提高了交行的每股净资产，为交行IPO定价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在正式路演第一天，汇丰银行就下单购买交行股票，且没有价格敏感性，对交行发行定价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增强了其他投资者的信心。不仅如此，引资还促进了交行股价后市稳定并实现国有股的保值增值。近期，标准普尔提升了对交行的评级，其重要依据就是“交行与汇丰集团结盟所带来的利益可能将在中期内陆续实现”。交行股价稳步上扬，受益最大的是国有股，尤其是已转成H股的和中央汇金公司所持股份。

　　银行在境内外上市后，对于企业的监管不再停留在政府主管机构的层面上，来自境内外公众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迫使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业务经营、市场战略方面必须更多考虑股东利益，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期利益。

　　4.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制度创新的有效方式

　　我国银行业较为落后的是制度上的创新，由于初始的体制性缺陷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表现为经营机制僵化、内控机制薄弱、业务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已成为最为迫切和关键的一步，这也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面对全球金融竞争的必然选择。

　　引入国际知名的外资银行可以促使中资银行更加严格地遵守国内外监管部门所制订的游戏规则，引入先进的经营理念、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科学的业务流程，并且境外大银行一般都经过充分市场竞争的洗礼，经历过外部监管从疏漏到完善、内部控制从松到严的进化过程，有助于发挥我国商业银行的“后发优势”。比如美国银行入股建行后，在未来7年将会派出50多名专家，帮助建行完善风险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的发展策略。建行的另一战略投资者淡马锡，则是国有资产监管模式的典范，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其控股的新加坡发展银行原先只是一家小银行，经过6～7年的改造和并购，目前已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先进的银行之一。再如汇丰银行在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财务管理、资产负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向交行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汇丰银行派出2名董事分别参加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参与交行的董事会决策。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通过股权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有利于解决金融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有利于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银行制度，实现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和互相制约，进而使所有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体现资本的意志，有利于国有金融资本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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