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中的忧思——舞蹈创作现状的思考

关注近期舞蹈现象，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繁荣和发展是主流。这并非套话，而是以以下基本状况为据：
一、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某个时期的舞业发达程度，一般应以伴随“政令”以及自社会投入的人力、物力之总合概念为据。以近期国家对各项文化工程投入的大幅度增升，可窥舞业发展之一斑。
二、审视某个时期的艺术发展趋势，须对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一定影响力的艺术创作成果（数量、品质）予以评估。估且选取检验综合实力的大型舞剧创作为剖析面（样本），不仅新作数量递增——“遍地开花”，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主旋律作品）在题材拓展、思想深度、艺术呈现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三、关注人才资源——队伍（“舞体”）状况，除应肯定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个人、群体）的积极追求与探索，更应看到基层、群众舞蹈创作的空前活跃、提高。
四、尤其不可忽视舞蹈作品进入文化市场及产业化建设方面的进展。在组织、策划、推广、经营等方面，出现了多种形式（体制）的运营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果。
但就创作而言，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且存在的时间不短，波及面不小，令人忧思难抑。现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一、“‘大晚会’综合症”应引起注意
大型主题性诗舞乐综艺晚会，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也是时代发展之使然。有史可鉴的《大武》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颂扬武王伐纣之功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公认的20世纪艺术精品。此外，亦不可否认有一些大制作型的主题晚会，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任何艺术形式（现象）的生成、发展，都与社会情态、审美需求相关。改革开发以来，逢节日庆典、历史纪念、重大事件以及歌颂英雄等等，群情激昂，社会需要一种具有较大气派的、色彩丰富的艺术形式来歌颂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于是，这种“综艺性标题性大晚会”便应运而生。它们大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拼接型”制作，比原创性艺术作品的孕育、创作要快捷得多，但比起往日“唱中心、演中心”（图解政治）的那种“活报剧”，又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尤其是有了明星加盟和华丽包装，既能配合特定的主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群众的观赏需求。它的电视的传播率，远高过舞台艺术精品，故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审美习性。
仅此，亦无大碍。令人忧虑的是，由此而形成了雷同化的艺术模式，束缚了艺术创造力的开掘并衍生出一些“综合症”。

二、“‘大晚会’综合症”的主要表现
1、制作替代创作：此类大晚会大都是任务篇、急就章，其中大量作品是重复性、拼接型制作，少有独特、鲜活的形象塑造和创造的灵性。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一套“熟能生巧”的“制作流程”，被一些急于求成者争相效尤，波及当今之舞风。如此制作出品，犹如批量生产的物件，很难成为具有保留价值的艺术佳作。
2、“艺术激素”替代创作激情：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的先天不足，使创作者、表演者缺少艺术创作不可匮缺——蕴积内心的——真实激情，只得借助于夸张无度的煽情、造势来充填。那不过是艺术激素——为舞造情，掩盖不了作品的虚空、矫饰、苍白。
3、假招子替代真功夫：此类作品的“总导演”基本是“不掌勺”只“拼桌”，甚至采取“飞行”指导。较少真情投入、精心设计，也难以激发二度创造的热情。通用性技巧的堆砌和豪华包装的滥用，看似“花哨”，却没什么真东西。
4、套用、抄袭替代适度借鉴：缺少了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必然导致想象力、创造力的贫乏，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却提供了迅速获取他人灵感的便利。借鉴本是艺术创作难以或缺的滋养，但必须是创造性汲取——经历切身生活体验的酿造和联想力的生发，而非懒汉式的复制。令人悲哀的是，即使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也不乏明显的套用、抄袭现象（包括舞剧音乐）。
5、媚俗化的感官刺激替代观赏性：游离于作品基调的媚俗化审美倾向，在现时的舞蹈作品中并不乏见。浓妆艳抹、扭捏作态，外加服饰裸露度的盲目扩大，成为一些舞蹈追求“观赏性”的妙方。即使是比较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也难免会穿插、掺糅进低级“歌舞厅”的“佐料”。
6、舞蹈本体的萎缩：综艺性大晚会，歌星云集——形成“主动脉”，这并无妨。但舞蹈却成为其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蹩脚陪衬，劣质的“歌伴舞”不仅侵害了舞蹈艺术的独立品格，对歌的呈示也未必添色。
“‘大晚会’综合症”犹如感染力极强的“流行病”，侵润到诸多地区高投入予以打造的“精品工程”舞目中。某些主抓创作的领导，对其缺少识别力，审美品位趋同化；一些“腕”级主创人员，疲于接活，严重艺术透支，也有赖于此种模式走捷径。由此而逐渐形成非良性“创作生态”的蔓延，众人熟视有睹，却不觉其害。

三、与此相关的倾向性的问题
1、“三贴近”的差距：“三贴近”不是一时一事“响应中央号召”的权益之计，而应是长期创作实践中的自觉追求。当前一些重点舞目的策划——创作流程，存在着“三脱离”的组织行为模式：领导出题；高价招徕“勇夫”；云集宾馆纂本子、侃手法；，不惜工本搞包装、炒作------即使安排了“采风”，也旨在“立竿见影”——跑马观花。相比之下，平日对艺术家深入生活的常规性投入（含：时间、经费、人力）远不够重视。看似“方法”问题，实质是对文艺创作基本规律——“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艺术的拥有者、创造者”的忘典。长此以往，又何以产生“三贴近”的作品呢？

2、重“大”轻“小”：自古以来，文艺作品难以篇幅之大、小衡量其价值。无论是唐诗宋词之名作，亦或是芭蕾经典《天鹅之死》等等都非“大”作，却长久流传，具有永恒的魅力。建国以来，在《讲话》的指引下，在继承传统、深入生活、向民众学习的基础上，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小型舞目，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五脏俱全的“小”作品，对艺术的精致度、完整性有更苛刻的要求，磨砺、检验着编创者的功力。短小精悍的作品，演出灵活，也更易于贴近群众，乌兰牧骑就是很好的榜样（可惜近年来也存在“贪大”倾向）。现时的“形象工程”，多盲目贪大，不屑于搞生动活泼的小节目。不练手，不积累，无论条件成熟与否，各种“稀释”型大而无当的作品纷纷出台，艺术价值不高，浪费巨大，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3、民族舞属性的淡化：“民族民间舞蹈”这个称谓，在西方一般理解为在民间自然传衍的各民族（ETHNIC）的民俗舞（FOLK DANCE），难登大雅之堂。在中国，则包含各个民族在民间自然传衍的舞蹈和在此基础上经过艺术家加工、创造，具有专业水准的舞台艺术品——建国以来成为我国舞蹈创作中的主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之勃兴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建国初期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整理、加工民间舞的经验，也具有积极作用。“文革”前的民族舞创作，大都在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采风）的基础上，从原生型动作元素中提炼其审美特质，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意蕴、塑造新的舞蹈形象。历史地分析这一时期的民族舞蹈，具有不可忽视的创新、开拓意义——破天荒地将“下里巴人”的舞蹈，升华为精美的舞台作品，又回到民众中，为其喜闻乐见。尽管当时在理论上未明确论证，应该承认它们从内容到形式已具备社会主义的文化属性，并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自立于世界舞坛。但不可否认，时代的局限和文艺思想上某些“左”的影响，致使其创作方法的“一体化”现象日趋严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受到无形、有形的束缚。即使没有“文革”的摧残，不突破“一体化”模式，民族舞蹈创作也会陷入窘境，走入峡谷。
从“文革”后的复苏期到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发展的今天，民族舞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结构、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新生代编导的创新性探索，强烈地冲击——突破了固有模式，强化了民族舞蹈的视觉、情感冲击力。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但当前必须引起注意的倾向是民族舞属性的淡化和扭曲。
我们并不限制舞蹈编导依自身的个性和审美选择，创作各色品种、样式的舞蹈，也并非狭义地认为“民族性”必须依循特定的地域风格、传统形式，不可变通、借鉴、发展。但千百年来，民族舞蹈因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形态特征而成为了各个民族的“标记物”，这个“标记”随时代的发展而渐进性地变化着，如果艺术家的“加工”——人为“变异度”，远离其固有的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也就不成其为“这一个”民族的舞蹈（“标记”）了。
当前比较显见的做法是，打着“民族舞”的旗号把“劣质洋荤”当“创新”。随手拈来几个似是而非的“民族舞动作元素”，生硬地嫁接同样未经认真学习的“外来形式”，造成民族舞属性的淡化、扭曲。
4、学术品位的滑落：这不仅有见于导致民族舞属性淡化的“民族文化匮乏症”，在诸多历史题材的舞蹈中，也存在“胆大而‘格’低”的现象。如，以当下“服饰秀”式的形体裸现，阐释“唐代舞风之雍容、华美”；以盛行于阿拉伯地区的东方舞（俗称“肚皮舞”）为效颦，再现“古西域《龟兹舞》之风貌------诸多号称取材于“唐韵”、“宋
风”的舞目，不深入考查历史背景、人文风貌，缺少舞蹈形态之依据的任意发挥，随处可见。我们并不要求艺术创作等同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却提倡艺术家注重文化学养的修行。一旦“想象力”缺失了历史依据和学术后盾，必将导致认知、审美品位的滑落。

四、值得关注的理论与批评问题
毋庸置疑，舞蹈创作的诸多问题，与现时社会文化生态和一定的文艺思潮密切相关。所以，分析舞蹈创作思想，不应就舞论舞，而应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层次的问题。
1、 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情势下的文化思考：
如何看待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 以后，在文化领域该如何应对？这是当前文化思潮的焦点之一。其中有两种观点形成对垒：一是认为“文化一体化”趋势不可抗拒。有意无意地趋同于西方“强势文化”，认为这才是“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二是偏狭的民族主义倾向。认为“应对”就是单纯意义的“保护”，抵制外来文化——片面地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就大多数而言，是主张并关注中国主体文化发展的，但应对严重的挑战，须对中西文化的精粹有深刻的学习、领悟，才能把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对接点，这是长期课题，非一蹴而就。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在认识上、理论上，必须面对这个课题；目前不同领域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其中包括舞蹈创作），大都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相关。联系当前的舞蹈创作实际，窃以为，相比于偏狭的民族保护主义倾向，“文化一体化”似乎更有市场。或许舞界同仁不如某些知识界人士那样有明确的论点、主张，但付诸实践却“出手”较快——急于求“新”、立“异”，盲目择食。

确曾有非舞界的“著名”文人公开指出：中国舞“大都是皮相敷衍”，“与西方现代艺术接通了血脉，才能直逼生命的本质”（参见余秋雨《东方哲学的微笑》1997，11，　1.《中国文化报》）。这个论点颇有点代表性并为舞界同仁提供了“理论依据”。比较常见的“学舌”是把“继承”与“封闭”、“陈旧”相等同，把“创新”与“西化”相对应。没有兴趣下功夫深入学习民族文化（充其量是从“祖先”那里“掏”点“小本钱”），两眼瞄着西方寻求“标准”，却不求甚解难取精华。如：盲目推崇西方现代派艺术“面向自我、背向生活”的创作信条；生吞活剥地把西方流行舞的动作元素“塞入”民族舞等等——误以为是在向“现代化”迈进……大体是这种思想倾向的直接、间接反映。
放眼当今世界文化之发展，某种“围城”现象值得注意。即：发展中国家渴望与外面的世界迅速接轨，难免有盲目趋“洋”趋“新”忽视传统的倾向；而发达国家却热衷于寻根，对外推行“强势文化”的同时，注重于自身多源（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其文化政策调整，除政治需要外，也反映出经济、文化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社会，往往有赖于更接近于人性本真的原生文化予以激活；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汉族就曾数度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与滋养。这姑妄称之的“围城“现象，似乎蕴涵着文化发展的规律，需进一步研究。
置身于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异域文化之间的冲撞和相互交流、吸收、融合，确实日益快捷，这当然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借鉴。但却不意味人类文明的发展会顺应趋同化的走势，更不应把新形势下不同文化的“交汇”现象，误认为世界文化具有“大一统”的合理趋势。在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人们更渴望保护各自的精神领域——民族文化差异性，它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创造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的结果。此外，生活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比任何时期更渴求人性的回归和精神滋养。所以，维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彩性，是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每个国家、民族都应为维系各自的文化特异性承担责任。
舞蹈艺术的呈现方式直接付诸于感官，又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它对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导向——情感、意绪、品味的培养，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并将反转过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精神面貌。所以，中国舞蹈应意识到置身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不是趋同化而是突出特色；不是“接通西方血脉”——失却自己，而是强化自身的“消化力”——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全球文化一体化”论，既不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清醒认识，才能增强舞蹈创作的自觉意识。
2、关于优化社会文化生态——疗救现时“流行性浮躁病”的思考：
日新月异的生活，日渐丰富的物质条件，日趋开放的发展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进取、成就的机会，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但社会变革的剧烈、发展速度迅猛，使人们的心理节奏和处世态度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激烈的社会竞争与个人的“实惠”直接关连，而竞争机制的公平化——社会价值判断的完善，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凡此种种，促发了“流行性浮躁病”——注重短期行为，渴求速成、暴发。更有甚者，假冒伪劣有见于各行各业，学术、艺术领域也难免俗。
前面列举的舞蹈创作问题，大都与浮躁病相关，它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创作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创作主体对于所处环境因素本应具有其主观能动的自觉。当前，并非无人真正沉下心来作学问、搞创作。各个领域（包括舞蹈）并非没有出现可以传世的，或经过磨砺有希望传世的佳作、精品。只不过在相当程度上被淹没在弥漫着的浮躁风之中，没有形成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就大多数——创作群体或个人——而言，也并非对浮躁病无所醒悟，而是需要理性的支撑——摆脱功利的诱惑，调整心态，开阔视野，积极充电，厚积薄发。
但流行浮躁病的遏制，不能仅有赖于个人行为的完善，而应致力于优化社会生态环境的众多努力。实践证明，各个时代（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都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我们应进一步分析其内部结构因子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具体作用（方式、程度）——旨在从各个层面促进文化生态的优化。
窃以为：经济投入、政令推行、权威评判以及审美消费的培育、引导，是对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因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并共同作用于“舞业”、“舞风”之发展——形成“生态作用络”。经济投入的力度是强化政令的基础，而经济投入的指向则取决于政策取向；“政令”、“市场”、“权威评判”具有相互制约作用，它们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从本质上看，社会——历史——选择作用对于文化艺术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是以“受众”——长远的——的审美消费选择为驱动力。任何朝代、任何社会，这种“驱动力”都不可能是纯粹自发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制约下，实施某种政策的后延性结果。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无疑必须重视培育文化消费的导向。

按照上述的分析，如果我们能适度调整检验“文化政绩”的标准及相关政策，不
那么强调以“获奖率”论英雄，而是向各级文化主管要“累积性”、“后延性”成果——把目光投向更具长远意义的专业队伍的素质培养、文化消费的审美导向，有更大的耐心孕育精品自然分娩；如果在经济投入上强化科学论证，有效遏止“形象工程”的盲目上马；如果“官员”（领导）、“权威”（批评家）之间能建立起坦诚相见、探讨真知的正常关系，克服现时存在的相互“号脉”、“依附”、“驾驭”的不健康因素；如果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培育具有更长远的自觉意识，对名目繁多的畸形“暴发”——不正之风，有所治理，对赞助文化事业的企业家的审美品位，予以积极有效的引导------将会形成遏止“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3、 关于文艺（舞蹈）批评现状的思考：
近年来，舞评人并不寂寞——在热闹的文化活动中地位“见涨”，并保持着以稀为
贵的“优越性”。不过，在更真实的世界里，“批评失语”、“批评滞后”的舆论，令人惶惶然。面对“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的时风与“关系网”的羁绊，舞评人似乎显得很无奈。即使有勇气坚持独立品格，花力气写出具有一定见地的文章，往往势单力薄，难成气候。
不是吗？置身于创作第一线的人员有许多非艺术的“实际”问题要考虑，一纸批评——如不纳入“炒作攻势”，不能对作品的命运及主管者的升迁有所“贡献”，很难有“吸引力”。如若真产生了一点“批评效应”，轻则会施以压力，重则变相封杀。权力终究比“权威”更有权威性！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不能形成合理的“生态链”——缺少真诚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文艺批评（含舞评）何以获得恰当的“生态位”，真正显示其生命力呢？
也有人把“批评不景气”的症结归于稿酬太低——影响批评家的尊严、积极性。目前固然存在着不尽合理的价值评判和政策，但任何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首先是自身的斤两。窃以为，舞评人首先应该反思“内因”，对现时舞评之不正之风进行自我讨伐。
试想：如果那些轻易吐口、超标吹捧的“腻话”——有如食品里的糖、油超量，令人作呕；那些手到擒来味同嚼蜡的“套话”——放之四海皆“准”，缺少个性与血性；那些游离于具体作品的“泛论”——与套话“交叉感染”形成“并发症”；那些名词爆炸、概念堆积、云山雾照的“涩话”——“虎”味儿十足却暴露了理论的欠通透；那些“华丽辞藻”联成“流水线”的“花腔”——不啻是作品的蹩脚“化妆师”；那些胡乱上纲、上线的“霸气”——看似气势汹汹，实则色厉内荏-----凡此种种伪（虚假）、媚（媚俗）、违（违心）的“病态舞评”占有相当的比例——鼓噪“浮躁风”劲吹，怎能指望舞蹈批评发挥固有的生态功能？
批评的灵魂在于“真”——真话、真情；批评的智慧来自累积的学养和实践；批评者之于与创作者应该是诤友——在貌似“铁”与“酷”的面孔后面，跃动着火热的心，蕴积着深厚的情谊。健康的文艺批评呼唤适宜的文化生态，更呼唤舞评人的自觉与能动性。当优质舞评形成规模，蔚然成风时，“失语”、“滞后”才会得到比较彻底的改观，从而赢得舞评人的职业尊严。
……忧心忡忡，一文难尽。但“忧思”并不意味“人人皆醉我独醒”；“忧思”更不意味以偏（问题）盖全（成绩）；常言道：“爱之深而虑之远”！“忧思”意味着“位卑而未敢忘国（‘舞’）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