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

张光芒的长篇论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选取道德形而上这一视角，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框架内，通过梳理和反思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消长，发现“缺乏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姿态，却沉沦在道德实用主义、道德形而下的层面上”正是启蒙文学的最大缺陷[1]，同时也正是它成为了启蒙文学与反启蒙文学交替反动的内部审美形式学因素与隐在逻辑。由此，先后引起了陈晓明、张宝明的质疑，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这一老话题因涉及启蒙/反启蒙之辨、启蒙文学/反启蒙文学之变而有了新的阐释意义。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采用道德形而上视角来反思乃至重新规划百年中国文学是否可能，有关此视角的合法性张光芒在《再论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一文中已对张宝明、陈晓明二人的质疑作了相当清楚有力的回应，无需笔者就此再来饶舌。真正重要的则是在围绕该问题论争时，参与者所持的主体立场态度以及在道德形而上这一视角内以这样一种立场态度来处理百年中国文学时给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下文学的自我救赎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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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就启蒙文学研究而言，从道德形而上角度发现启蒙文学“缺乏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姿态”是一个更有深层学理性和历史感的学术观点。从世纪之初发端的启蒙文学到五四启蒙文学高潮，再从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开始至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启蒙的逐渐衰弱，然后从新时期文学启蒙再到到九十年代文学，应当说，张光芒得出的这一考察结论并非出自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想象，或是他对“历史之外的强加”[2]，相反这是基于对百年中国文学本身历史原貌的理性认知，或者勿宁说就是文学历史本身在特定视角下的呈现，质言之，张光芒道出的不过是长期来被遮蔽的一种文学事实，而非“在概念的领域完成的逻辑推论，被重述为历史的客观的运行轨迹”[3]。对该问题的争论应当与文学史事实无关，它涉及的是主体在对待这一事实上存在的启蒙文学缺陷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与立场态度。
　　长期以来，研究者在探讨启蒙在百年中国文学线性历史上的涨落时，常采用外视角，强调外在因素的冲击，诸如救亡压倒启蒙、翻身压倒启蒙等，这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因此，当张光芒从内部切入考察对象、采用反向认知的思维方式、在研究视点的内外置换中，将启蒙文学中道德形而上的缺乏视为它与反启蒙文学、非启蒙文学交替时的内在理路和启蒙未竟的内在原因时，引起他人的不适反应本也正常，然而强烈到让张宝明“心惊胆战”，却又不免令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导致他发生强烈不适的理解呢？读着他充满冲动乃至不无激愤的行文，笔者在感到张宝明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与人文立场之时，也发觉了他基于这一情结与立场在对待百年中国启蒙文学历史时及对张光芒的判断时理性的不足，这正是导致他与张光芒发生争论的认识论原因。张宝明之所以要并且能够一厢情愿地将逻辑上可作相对区分考察的文学内容层面与其形式层面的区别对待命名为“硬性剥离”，将张光芒所作出的关于百年文学史中启蒙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不足这一事实描述性判断视为价值重估的判断，进而将后者具有学术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的辩证结论抛置一边，有意去挖掘“思维方式和逻辑过程”的“大义”，硬性地把后者在纯粹形式学、文化/审美逻辑层面上对反启蒙文学所有的道德形而上的肯定与对封建旧道德内容的肯定或红卫兵情结等同起来，并锁定为“启蒙的反面”等等[4]，无一不是在情感屏蔽下的误读。其实从二人的论争来看，张光芒与张宝明有着根本一致的人文立场与启蒙追求，不同的只是他们思考问题的路径相对。然而在情感过度的推动下，张宝明难以理性地对待作为一种历史客观存在的启蒙文学的道德形而上的缺乏，尤其令他不能忍受的是张光芒认为恰恰是这种不足使启蒙文学在向反启蒙文学的嬗变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形式动力学因素。这种在情感偏见制约下将反思启蒙视为“反启蒙”的非理性的态度，恰恰与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有所扦格，自然“本身就是亟待被启蒙的对象”。正是由于历史理性的缺位，张宝明在批评实践中在一种主观的情感逻辑的作用下将一个原本清楚的问题“弄得混淆不清”，越说越糊涂了。
　　事实上，最好的对启蒙立场的坚守、对启蒙文学的偏爱正是从历史理性出发，冷静深入地反思与清理启蒙文学的不足，借鉴非启蒙文学、反启蒙文学的形式层面的经验进而谋求启蒙文学的重构与文学的自我拯救。任何振振有词地抬出“未完成的现代性”，借口启蒙任务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来为启蒙文学话语辩护，动辄将对其展开的深入反思与清理指称为“反启蒙”恰恰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行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具体对待启蒙文学的反思性批评时，最需要的当是现象学方法的采用，在理解与认识评判事物时，先要悬置任何偏见尤其是情感偏见，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对启蒙文学话语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将启蒙进行到底，这才是在清醒意识到文学启蒙任务的艰巨时最为理性务实的态度，在我看来，张光芒对启蒙文学的反思及从审美形式学层面对反启蒙文学中道德形而上的肯定正是这种立场和态度的具体体现，它给文学研究尤其是启蒙文学研究带来的是一种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学术理性。二

　　如果说，张宝明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对张光芒的质疑激情有余但理性相对不足的话，那么，陈晓明解构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认为“道德在文学作品中并不是万能或必不可少的”，则明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张光芒进行质疑。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语境呈现出一种尚未完成的现代性与正在进行的后现代性杂揉并存的状态，非启蒙文学借助着匆匆登陆的后现代文化潮流滚滚而来，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追“新”逐“后”中出现了群体性的媚俗化、商品化、感官化、欲望化、平面化、私人化的典型症候，文学从八十年代的启蒙高潮跌落，如同有人指出的那样是“启蒙神话的坍塌”。作家们挥舞着道德解构主义的武器，拒绝价值关怀与人文担承，文学不再表现作为道德主体与理性的动物的人追求生命的神性的一种道德形而上的冲动，变成了精神与道德的废墟，而缺乏了道德那双眼睛后的文学呈现的是欲望狂欢的风景。晚生代作家高扬欲望的旗帜，“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成为他们笔下个体信奉的行动法则，母女可同与一个男人相爱，父子亦可同嫖，性话语被处理为一种与道德禁忌和道德感无涉的中性话语。女性文学也走向身体和私人写作，性感的身体成为炫耀的资本，在上半身不管下半身的情况下，女人成了性暴露狂、性变态狂与性欲的动物。文学在完成对红色道德形而上的解构之后刹不住车，连道德也解构了，导致了道德虚无主义在形象世界中的盛行。面对文学已经远离道德、价值等人文关怀的病症，陈晓明解构文学与道德的后现代立场在自觉与当下文学实际进行某种合谋之时不免缺乏一种人文关怀的担待，也成为了谋求欲望叙事合法性的代言人。
　　如果说在反对极左话语与封建话语时，对感性的张扬自有其人文意义与价值的话，那么，在当前语境下它就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应当说，针对文学的这一病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那场激昂但不免粗疏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作出了一次诊断和拯救的行动。然而正如陈晓明所言：“倔强、妖孽式的现实却按照它的历史逻辑蛮横地前行，它没有让那些深思熟虑的理论有所作为，也不给它改过自新的机会”，面对现实的我行我素，怀抱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并不会因为“现实的执迷不悟”、“不给机会”而放弃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道德尤其是道德形而上的视角切入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反思性研究、倡导在文学中重建道德这一维度虽然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却也并不是一种奢侈和多余，反而来得正是时候。它显现了论者的学术敏觉与勇气，也是论者为了自己的人文理想而作的一次如同堂吉诃德式的学术抗争。
　　当然，联系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实际来讨论道德形而上的建构时，或许会有论者指出，不是也有建构道德形而上的作品吗？的确，与向道德说不的文学不同，在九十年代的历史叙事中也有祭起了道德形而上法宝的作品，以获得了读者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和《白鹿原》为例，无论是前者对最后一个理学家曾国藩的刻划还是后者对白嘉轩的塑造，都凸现了人物所具有的道德形而上精神，曾国藩和白嘉轩都把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一种自我的自觉意志与信仰，内外的一言一行无不本于内心的道德律令，其道德人格确实显示出了震动人心的审美力量。然而勿庸讳言，小说中的道德谱系显然是一种旧道德，因而其现代性话语并不发达。这表明在当下文学实现自身的救赎时，道德形而上如张光芒所述的确可成为一种审美形式学资源；但同时也从反面警示我们，在谋求道德形而上重建时，在新道德形而上缺席中旧道德形而上随时有可能替代出场，对此应保持某种必要的警惕。与一些历史小说作家聚焦于旧道德形而上不同，张承志、张炜等人在坚守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时，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表达了一种道德形而上的建构，不过他们或将一种道德乌托邦归于宗教或融入野地，从而在实现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冲动中，走向了另一种偏至。
　　显然，这与新道德形而上还有着本质的不同，从百年中国文学演进的内在轨迹来看，新道德形而上的建构一直是一个未能解决好的问题，而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正是文学救赎的开始。吸取启蒙文学与反启蒙文学各自的优长而不是缺陷，应当是今后文学的选择，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张光芒的论断对于当下文学发展的意义所在。如果依照张宝明的无视道德形而上缺乏的情感逻辑或者是陈晓明道德解构的后现代立场，这个启蒙文学失落的时代不仅毫无走向自身救赎的希望，而且还会继续失落下去。
[参考文献]
[1]张光芒.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2（3）.
[2][3]陈晓明.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对当前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J].长城，2002（4）.
[4]参见张宝明.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J].河北学刊，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