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救赎：教师身份的“返魅”

[摘要] 作为理性力量应用于教育的结果，教师身份的“祛魅”具有些许积极的意义，但也使其陷入了“祛魅”的悖论中。在现代性危机前，救赎的处方只能是寄望于教师身份的“返魅”。只有似冯志远一样具有人性之“魅”的教师才能引导那些懵懂的心灵“回家”。
　　[关键词] 教师身份；祛魅；返魅；现代性
　　
　　当冯志远由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摇身变为新闻媒体的焦点和广大教师学习的榜样时，人们在感动之余，似乎更应该觉得悲哀。在一个有着“尊师重道”之优良传统的国度里，我们曾经并不缺少似“冯志远”一样的教师。而“冯志远”在这个时代被推上浪尖也表明昔日由无数个“冯志远”所散发出的人性之“魅”而铸就的“教师”这一称谓头上的光环在今天失落了。这种失落在一个技术话语泛滥的时代里，似乎成了一种宿命。当教育渐渐演化成市场的奴隶，当教育渐渐蜕变为程序化的技术活动，教师也就沦为管理时间与空间的干事。而当“冯志远”浮出水面的时候，也似乎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期待和坚持。成为“冯志远”也就成了教育赖以抵抗技术宿命的唯一处方！
　　
　　一、困境：教师身份的“祛魅”
　　
　　尽管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那里，“祛魅（Disenchantment）”作为其用来表征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剥去笼罩在人类社会现象上的神话和魔化的光环，从而具有些许积极的意义。但当现代科学与“祛魅”携手并进的时候，尤其是当科学与技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时候，价值理性的消隐与工具理性的极度张扬作为现代性最致命的危机却成了“祛魅”之最为惨痛的代价。作为现代科学之前提及其后果，“世界的祛魅”宣称了上帝诸神之死，因为它坚信，被我们称为宇宙的一切（包括人类的事务）均可以在物理学的框架内得到解释。这种对理性力量的极度自信，在把人类推向宇宙中心位置的同时，也宣称了“人”的死亡。“世界的祛魅”促生了一种机械论式的世界观，从而埋下了人与自然交恶，更严重的是人与人交恶的种子。
　　毫无疑问，“科学”与“祛魅”携手并进。作为对世界的一种理性的把握，“祛魅”的世界昭显了其“文明”的一面。通过把诸神拉下神坛，人们告诉自己被我们称为宇宙的存在不过是一堆秩序队列的、可观测的“物质”而已，宇宙奥秘的解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蓬勃发展，使人类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战绩赫赫，“理性”的光芒迅速地照耀到几乎所有的社科领域。教育，这个越来越被重视的领域自不例外。人们当然有理由希望，关乎下一代成长，关乎国家未来的教育能够透明地、确定地，并且还要经济地发展下去。因而使教育“祛魅”便成了保证我们不断进步，取得成功的必然选择。
　　“教育的祛魅”对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对普适性教育规律的追求，却同样让它无法摆脱“祛魅”的悖论：在教育行为更加理性的同时，却又情不自禁地或者说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潭中。在一个“祛魅的世界”中，当一切只以经济效益为方向标的时候，教育于是不再肩负其内在的价值，这种价值曾几何时是为了“人”的不断完善，是使“人”成为“人”，是为了“人”之生命的意义和幸福着想的。而这些都销匿了，学校成了一个工厂，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批量生产符合市场经济的“人才”的工厂。教育的意义消解了，个体的身份消解了，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目的——掌握驾驭自然的技术，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地将“他者”“工具化”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曾经以培养出掌握宽容和理解艺术的国家公民这个开明、民主教育的传统目标，正让位于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惜一切代价争输赢”[1] 。
　　不可否认，“教育的祛魅”使得教育者的工作摆脱了以往过分依赖于个人经验的“私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者的行为更趋于理性化。教师职业的世俗化，使得教师这一职业形象从过往那种极其“神圣”的位置上回到了地平面。一个健全的人通常只要接受几年的训练（这种训练通常只注重学科知识）就可以成为一名教师。这种对教师身份的“祛魅”迎合了教育世俗化的要求，也使得人类的教育更加“科学化”。然而，也正是这种“祛魅”，在一个物道主义横行的时代里，在一个技术泛化的时代里，使得教师沦为了管理“教育空间与时间”的干事。他们只需要掌握一点点计划和组织的技巧，就像工厂里操作机器的工人，除此之外，再也无需其他的才干。因为他的任务在于确保每个人按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出现在自己的座位上，确保他们不在课堂上捣乱，确保他们记住一大堆的知识从而能准确地回答诸如“鲁迅是什么地方的人”这样的问题。因而，当学校因为想提高自己在区内排名时，他们可以让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缺席考试；当课堂上有学生瞌睡、耳语的时候，他们只会以各种方式加以惩罚，当惩罚失效的时候，他们会叫家长，对那些屡教不改的“顽童”，他们会告诉家长，你孩子不是读书的料，还是领回去让他到社会上去学点其他谋生本领吧！
　　所以，“祛魅”的教育大大简化了教育的价值，也大大简化了教师的工作。教师专业化的内涵无论理论家怎么诠释，教师成了“单向度”的人、成了“技术”的俘虏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现代教育在一个以市场为逻辑的时代背景里陷入了两个极端的误区。极端之一是，无视学生个体作为一个“完整人”的特征，把教学简化为传递确定的、不容置疑的一套脱离情境的原理、原则、公式；极端之二便是，把学生当作“消费者”，把教育工作者当作服务提供者。前者之弊端早已成陈词滥调，而后者则是当前市场经济与所谓现代教育理念结合的怪胎，它直接导致的则是“个人主义”的盛行、教师的自我放任以及道德的沦丧。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教师的身份本质上没有变化。如果的确存在某些变化的话，则是在后一种极端中他们曾经拥有的“权威”被消解了。在前一种极端中，他们是“管理者”，而在后一种极端中，他们成为了“服务者”。但无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服务者，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异，不同的可能是“灌输”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教师身份的“祛魅”使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这样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字眼变得肤浅了，因为人们现在只坚信，“教育”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萧伯纳“有能者做事，无能者教书”之讥讽正成为今日教师身份的真实写照！
　　
　　二、救赎：教师身份的“返魅”
　　
　　现代性及其批判皆在于“祛魅”。“祛魅”让一切变得赤裸裸，让一切变得肤浅，让一切变得没有了生机和灵性。当世人皆说“不过如此”时，我们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感叹、惊喜、悲伤抑或是深深的迷惑和焦虑。世界是什么？物质。人是什么？物质。我们于是可以学着狄奥真尼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光天化日之下打着灯笼寻觅，于是我们也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找不着真正的“人”。“人”终于被自己消灭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奥秘，不再值得人们敬畏。除了“股市”，除了“房产”，除了那挤满永远都不够宽敞的马路上的漂亮“汽车”，你还会关心什么？人们座在电视机前，人们住在网络世界里，除了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广告、美女帅哥和花边新闻外，你又看到了什么？人们的耳朵里塞着各色耳麦，人们手里拽着各样的手机，里面传出的各种音乐，除了庸俗和肤浅你又听到了什么？崔健的嘶喊：“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①还回荡在谁的耳边？郑智化的“简单的大脑和复杂的身体已渐渐越分越开”②又是在“歌颂”谁人的事实？　所以，杜威的话现在仍是对的，当他半个多世纪前指出“科学方法有效地决定大众生活的具体经济状况，但科学方法并未被利用去自由地和有系统地决定实际状况所服务的道德的、人道的目标，并决定目标和价值的实况”[2] 时。怀特海也仍然是对的，当他说出“技术效率自身只能导向平庸和乏味，一个人可以理解所有关于太阳的知识，所有关于空气的知识和所有关于地球的知识，但却看不到‘日落的光辉’”[3] 这样一个真理时。然而，人类，自喻聪明的人类，麻醉在“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物质浮华中，欲罢不能！任何寄望于人类自觉的愿望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与幼稚幻想，唯一可能的救赎，就是教化民众。但教化不是依靠忙于挣钱的父母，不是依靠被商业奴役的大众传媒，不是依靠纸醉金迷的社会，不是依靠臣服于市场的教育系统，不是依靠只“管理空间和时间”的教育者。那我们该依靠什么呢？神的慈悲？
　　没错，救赎的唯一处方只能是“神”的慈悲。但这里的“神”不是某种超验存在，不是人们宗教信仰所指称的对象，而是以“教化”①为己任的“教育”，是以帮助和引导个体发展的理性和德性为己任的、千千万万个似冯志远一样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或许可以欣喜今日人们所生活的这个“祛魅”的世界较之曾经那个“诸神纷争”的、充满愚昧无知的世界是如何优越，我们也可以欣喜今日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较之曾经只为特权阶级提供服务的教育机构是如何的民主，我们还可以欣喜今日“有法可依”的教师较之曾经只凭一己之见而施教的教师是如何的开明和博学，但“祛魅”的背后是却是人类深深的偏执和轻狂。现代教育的发展只让人看到了“量”的热度，从“神坛”走下来，并且经受着各种名目的职前、职后培训的教师也只让人看到了“技”的硬度。教师身份的“祛魅”这一原本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却再次异化了教师的身份，他们身上曾经所散发出来的人性之“魅”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了。教师这一职业对他们而言，只是“教书”而不是“育人”，只是他们在这个世界赖以挣钱糊口的谋生手段而不是他们所深深热爱的，并且甘愿为之奉献的伟大事业。
　　并不危言耸听地说，我们的确走到了路向的“拐点”上。当周浩用镜头残酷地勾起那些烙在每个爬过“黑色七月”的人灵魂深处的苦痛时，②当被荧屏放大的冯志远这一“师道”典范勾起那些久违了的敬仰和感动时，我们难道不该深思么？我们不该捡起诸如“传道、授业、解惑”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这些古老而又年轻的师道传统么？我们不该让教师的身份重新披上“魅”的光环么？
　　我们当然不是要求把教师重新送回“神坛”，送回启蒙伊始那个教师就是绝对真理的地位。“返魅”只是要让教师意识到自身的职责，不是“管理时间空间”如此简单，不是讲授本本上的系统知识那么单纯。对“灵魂”的培育从来都不会是简单的“技术活”，尽管“技术”构成了培育的重要根基。这就像识谱对于歌唱，懂得识谱并不保证你能写出动人心弦的曲调。“艺术”一词我们现在越来越害怕将其冠在“教育”之上，“艺术家”也与教师毫无瓜葛，然而那些让人永远感恩的教师，那些启蒙着无数灵魂健康成长的教师，又何尝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呢？要知道他们创造出来可是鲜活的“灵魂”！
　　
　　三、回家：荆棘坎坷的旅程

　　
　　1959年的一天，以传统和严谨而著称的威尔顿预备学院迎来了一位名叫“基汀（John Keating）”的年轻教师。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教师“怂恿”学生撕掉被奉为“权威”的刻板的教材，带着他们站在历史画面前用心聆听自由的声音，他让学生像他那样站到课桌上，学着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这群少年心中被压抑已久的激情渐被点燃，一些人开始学着冲破那些加在他们灵魂上的镣铐，把握自己的人生。然而，在那个保守、传统的环境里，基汀终究没有逃过“叛逆者”的悲剧。于是基汀被“放逐”了，那个重组了“死亡诗社”的大男孩尼尔在违逆父亲的意志用生命的激情演绎了“仲夏夜之梦”里的精灵后，也用死亡来昭显生命的尊严。而在基汀悲痛地转身离开的瞬间，当那个曾经胆小、懦弱的托德不顾新来教师的怒斥，引领他的同伴以基汀教过的方式站上课桌并深情地呼唤“Captain! My Captain!”的时候，基汀嘴角浮现的微笑仿佛在告诉人们，“船长”倒下了，但新的生命已被孕育！
　　这是影片《死亡诗社》①所讲述的动人故事。主人公基汀用诗人般的激情完美地阐释了“教师”的真正身份：像“船长”一样引领孩子成为他们自己，引领他们“回家”，即使自己最后倒下。故事也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回家”的路途是多么的荆棘坎坷！毫无疑问，教育的良性发展需要合理健全的制度保障，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大力协作。但当这些外部因素本身走向了歧途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不停地埋怨而不自省，只是一味地随波逐流、顺其自然，试问进步又怎么可能？所以，如果我们想改变现状，阻止“病毒”继续蔓延，我们就必须增强人们的“免疫力”，但这首先需要我们的教师治愈自身，需要我们从“祛魅”回到“魅”这个曾经的“家”。
　　尽管与基汀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今日的境况已有了大大的进步，但“回家”的阻力仍然巨大。不健全的教育体制的束缚，教师生活状况的极度狼狈，经济社会的各种诱惑，这些都是今日为师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教师像“蜡烛”一样“无私”奉献，因为教师也是生活在这个现实社会的“凡人”，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过日子。但身为教师，你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责，知道选择这条路就会像“洞穴”里的“囚徒”那样，在忍受各种苦难的同时，引领那些懵懂的心灵趋向“光明”！
　　“回家”以及引领别人回家，对于现如今的教师而言，这是一条荆棘坎坷的路途！但我们都需要“回家”，因为“家”是“人”的驻地！
　　
　　[ 参 考 文 献 ]
　　[1] 斯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1.
　　[2] 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5.
　　[3] 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