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间的彷徨——解读《新青年》的民主观

[摘要]：
本文指出《新青年》所宣扬的“民主”并非一个内涵明确的概念，它至少经过了五次虽有关联，但却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界定。这种民主理念的流变反映了《新青年》及其背后知识分子理性与非理性间的彷徨。由于中国传统资源中缺乏“民主”和“理性”生存的土壤等原因，当被作为工具价值引进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形，仅仅停留在了口号或形式的宣传上。

　　在中国新闻史上，《新青年》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的功绩不在于“新闻”本身，而在于“民主”和“科学”等新思想的宣传。新闻史学界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文化发起摧枯拉朽的猛烈攻击，唤起了整整一代青年的觉醒，在思想文化史和新闻事业史上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吴廷俊教授评价说，“《新青年》的创刊，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悟，他们企图仿效当年法国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启蒙家那样在中国发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把国民动员起来，创建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 “虽然这种民主主义的宣传是行不通的，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民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3]

　　《新青年》所宣扬的“民主”涵义为是什么？学界道出了“民主”的影响，其具体涵义却语焉不详。进而言之，如果不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与概念的分析之上，评价往往疏于主观。本文试图对《新青年》民主观的流变进行解读，通过这种诠释，我们可以更为深入的了解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经常徘徊、彷徨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这一重要特征。

　　一

　　第一种诠释，见于《青年杂志》第一卷，“民主”被界定为“人权”、“平等”， 即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并未明确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当时的主张是欲使中国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应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看来，“民主”的涵义之一既是“人权”：“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方刚所能忍受”；[4]并把民主与科学比作一辆车的两只轮子，缺一不可。要求人们驾着这两战车，向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发起冲击。此外“民主”还含有“平等”之意：“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5]

　　第二种诠释，见于《青年杂志》第二、三卷，“民主”被界定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6]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尊孔复古，《新青年》在此背景下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7]强调思想、学术上“百家平等，不尚一尊”。[8]

　　第三种诠释，见于《新青年》第四、五、六卷，“民主”被界定为代议制制度，并认为该制度适合中国国情。陈独秀针对康有为等康有为等人所持“今之中国武人专政，国民无力实行共和，徒慕共和之虚名，必致召乱亡国”等言论进行了反驳。陈独秀认为，帝制初改共和，照例必经过纷乱时代，不足为异。陈论证了若用代议制，更益以联邦制、责任内阁制，民主之制完全适宜于中国。有了这些制度，便可排斥武力政治、一党政治，去除军人、官僚、政客之害。

　　第四种诠释，见于《新青年》六卷五号至七卷六号，民主被界定为“民治主义”。共和制下的民治就是把政治的民治主义与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当作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他对政治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议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9]

　　第五种诠释，见于《新青年》八、九卷，先前所倡导的“民主”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而被否定。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一翻往昔，尖锐地批判了代议制度、民治主义等主张，斥责世界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强调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建立起劳动专政，把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指望将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10]1920年，陈独秀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称，我们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但是，资本主义时代不过是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说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11]在这里，“民主”亦全然发生了转向。

　　以上五种诠释之间虽有联系，但在不同时段对民主的诠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足以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对民主的追求既有理性的成分，又有非理性的成分。理性超越感性、知觉、情感、欲望，运用理智的分析来把握真理；非理性则恰与之相反，任由本能、感觉、意志翻转来超越理性，其表现形式经常为信仰的跳跃、不受约束的自由与英雄式的背叛。《新青年》对“民主”的不同解读，鲜明地表现了新文化运动发动者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彷徨。

　　二

　　《新青年》理性与非理性间的彷徨表现之一，即对西方民主从理想化到妖魔化的跳跃。上述五种诠释，前四种几乎都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为坐标。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中称，东西民族根本思想差异有三：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12]他高度评价了前者，严厉贬斥了后者。《新青年》当时所倡导的，便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为达此目的，“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3]然而，到了第五种诠释时，西方的民主制度变成了他要推翻的对象。并不是西方国家在这短短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无论在将西方民主共和理想化时，还是后来将其妖魔化时，都没有真正采取完全理性的立场。

　　《新青年》理性与非理性间的彷徨表现之二，即对“民主”目标与手段的脱节。《新青年》对民主的内涵作了多重诠释，目标虽然明确，实现手段却流于空洞。如，《新青年》创刊时，即力倡“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国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4]但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却没有指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打破家族宗法制的枷锁，如何使人们摆脱愚昧落后的现状，来实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同样，《新青年》主张实行民治主义，实行宪法权威下的法治与权力的制衡，却同样没有指明如何使这一切不流于形式，如何取得实效。结果，一阵摇旗呐喊之后，虽造成了浓厚的空气，思想上的解放并未推动现实民主政治实践的进步。

　　《新青年》理性与非理性间的彷徨表现之三，即民主追求中内发与外铄地位的颠倒。辛亥革命后，中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是反民主的思想传统亦然根深蒂固。《新青年》倡导民主，正是针对这一现实。然而，在中国，致力于推进民主共和的社会中坚力量过于弱小，不仅传统的政治力量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传统思想及相应的社会组织也占据着优势，在此种背景下，《新青年》的“民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社会为范本的。极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图谋振兴中国的感情，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亟不可待的要从外部寻找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外铄的功能因此压倒了内发的作用。

　　三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什么？加拿大著名政治学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曾经说，“民主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已经变得很不清楚，它甚至有看起来彼此相反的意义”。《新青年》所诠释即是此种意义上的含混不清甚至意义相反的民主。

　　民主制度是西方世界得以迅速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与西方意识形态、社会体制、市民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深厚的历史传统密切关联着，可以说，它是西方世界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那些来自较不发达国家的、承担着向其人民传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训练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构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15]《新青年》对西方民主的移植，即是在此理念下发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无民主资源可以利用，儒家所谓“民贵君轻”的主张也只是倡导政府“为民”（for the people），而不是政府“属于人民”（of the people），更不是“由人民所掌握”（by the people）。《新青年》对西方民主的引介宣传了多重层次上的民主理念，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了形式上的投票制、议会制等等，该制度背后的建构方式则忽略了。撇开历史传统试图从外部强行植入民主制度的趋向，使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迫切要求，但这种做法在一些西方论者看来是不会成功的。“此一发展趋向，甚为不幸，因为这些西方信徒行事所依据的信念，虽说会使他们各自的国家较快地模仿并获致西方的若干成就，但是它们亦将阻碍这些国家做出它们各自的独特贡献；更有进者，并不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够或都应当被移植于其他文化基础之上的；更进一步看，如果人们容许那些受西方影响的地区所生发出来的文明自由生长，而非自上而下地迫使其生长，那么它们就可能以一种更为快捷的方式获致适当的发展形式。如果缺乏自由进化的必要条件，那么不争的是，没有这种精神支援，就绝不可能生成发展出任何有生命的文明。”[16]

　　《新青年》理性与非理性间的彷徨即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自身无传统民主资源可用又试图从外部强行植入民主思想——步入了历史舞台。德国哲学史家E•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书中比较17世纪与18世纪的理差异时，指出了17世纪理性所用的多是演绎法：在17世纪的那么多形而上学体系里，理性是“永恒真理”的王国，是人和神的头脑里共有的那些真理的王国。但随着神权的衰落和科学、哲学革命的兴起，这种演绎的方法到了18世纪被分析与归纳的方法取代了，“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能力，而不是把它看做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接。……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17]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压力与刺激下产生的，民主理念的产生无传统资源可以利用，带有科学实证性的归纳法自然行不通。《新青年》的民主观实际上是在演绎思维方式下提出的。它以西方文明为“永恒真理”的王国，用这一王国来衡量中国的一切，

　　社会民主制度经由演化而来，而非由理性推理而来。演绎法这种方式，使理性在中国很快陷入了困顿的境地。其一，西方的“永恒真理”王国，经过18、19世纪，早已被证明不是先于一切经验的绝对真理。当《新青年》将这种“理性王国”移植到中国时，不得不设法弥缝“理性王国”的罅隙；其二，中国传统上缺乏“理性王国”生根立足的土壤。詹姆士说，“实践的商业世界，对于政治家、军事家和富于商业精神的人来说，是高度理性的。”[18]但中国并无这种“商业世界”，自然经济与半自然经济亦然占据着支配地位。

　　在这种演绎思维下，被视为永恒真理的民主要引入中国必然面对一堵难以逾越的现实鸿沟。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不遗余力地宣扬思想言论自由的思想，在后来的文学革命中，却主张“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9]在理性的呼号无法在民众中获得应和时，《新青年》指出，“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20]《新青年》改组后进一步宣称：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作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21]先前倡导的建立民主制度逐渐让位于“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序不可”，[22]在现实的重压与裹挟之下，这种“民主”已经逐渐流于口号和形式甚至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了。

　　此外，中国民主主义从落地开始，就存在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在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理念中，民主的目的价值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作为国家的富强之道，或者不服务于国家的强盛，那么它就缺乏意义和价值的基本前提。“在什么地方价值被看做达到强盛的工具，这些价值就可能会被弄的靠不住，脆弱和畸形了”。[23]到了最后，一些价值观念甚至除去剩下一个名号外整个变得无影无踪。　四

　　这种转变对新闻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早在《新青年》创办之时，基于对西方民主理想化的认识，力倡思想言论自由。但在五年之后，基于对西方民主的“妖魔化”认识，《新青年》声称：“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但舆论每每随着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 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共和国底舆论不是如此？”[24]《新青年》确实道出了问题的一面，同时却也把西方新闻界在维护民主制度的功绩一并抹杀了。这种思维在中国新闻史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新青年》可以说是其滥觞。

　　在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曾说，“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25]民主制度及新闻事业的进步亦是如此。试图寻找一个永恒的“理性王国”，并不是一种足够理性的做法，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强行植入外部观念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问题的解决最终须取决于民族思维方式和社会基础的沉郁转型。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16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1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5][14][25]《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9-15

[6]《袁世凯复活》，《新青年》2卷4号，1916-12-1

[7]《答俞颂华》，《新青年》2卷6号，1917-2-1

[8]《答程演生》，《新青年》3卷1号，1917-3-1

[9]《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7卷4号，1919-12-1

[10]《谈政治》，《新青年》8卷1号，1920-9-1

[11][24]《国庆纪念价值》，《新青年》8卷3号，1920-10-10

[12]《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卷4号，1915-12-15

[13]《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1916-11-1

[15][16][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3-4页，三联书店，1997，

[17][德]E•卡西勒著，《启蒙哲学》，1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18][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1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9]《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5-1

[20]《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9卷3号，1921-7-1

[21]《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9卷l号，1921-5-1

[22]陈独秀，《答张崧年》，《独秀文存》，820页

[23][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212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