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的滥觞——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1]的报道[2] (1942年4月30日——1944年1月1日[3])

关键词： 典型报道 吴满有 解放日报

[摘要]：
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之滥觞。笔者通过分析1942年04月30日～1944年01月01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揭示出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吴满有的缘由——在延安极其恶劣的形势下，延安《解放日报》通过报道吴满有，号召学习吴满有、使边区度过难关。本文还分析了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报道的特点，指出了其中的报道时机、报道技巧、语言风格等。本文还探讨了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吴满有之弊病，比如报道失实等。

　　1944年，丁玲的会客厅里除了悬挂毛泽东、朱德的油画像，还悬挂着一位农民的画像。什么样的农民这般荣耀？竟能让丁玲如此顶礼膜拜呢？这位农民便是吴满有。[4]

　　吴满有在当时的延安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源于两年前（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对他的报道。目前许多学者认为，“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首篇典型报道”，因为此前的报道均“没有有组织的各报联动，又没有上下统一的共同口径，更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5]相比较而言，《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宣传则是党报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其意义不言而喻。

　　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理解”——“直接的观察性理解”和“解释性理解”。《解放日报》为什么要宣传吴满有？——这属于“解释性理解”的范畴，而“只有参照一种更为广阔的知识构架，一种社会行动才能被适当地理解和解释”。[6]笔者没有“广阔的知识构架”，只能谈谈一孔之见。笔者认为，延安《解放日报》大规模地宣传吴满有，是当时延安的形势使然。

　　1941——1942年期间，延安发生了一些“迟缓和失误”[7]。毛泽东在回顾1940——1941年的历史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盖”。[8]他接着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9]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痛恨国民党的“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是因为这几乎切断了外援。1940年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占边区财政收入的74.7%。而是年十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禁邮，外援也大部断绝。[10]国民政府停发军饷，让八路军陷入困境。1940年11月30日，朱德、彭德怀发出通电，质问何应钦，“八路军经费特少，而今停发，不啻置我军于死地”。[11]

　　国民党在“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在军事上对边区实施包围。1941年１月的“皖南事变”（亦称“新四军事变”）让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的“破裂已经成为事实”，“虽然国共双方都不承认统一战线已经破裂”。[12]其后，国民党陈兵四十万之众，进一步加强了对边区的包围。[13]

　　为了应付1940年和1941年两次与国民党的摩擦，中共陆续调回在抗日前线的军队，以保卫边区。于是边区的脱产人员激增：边区脱产人员1939年为4.9万人，1940年为6.1万人，1941年为7.3万人。[14]党政军脱产人员占总人口的5.4%，也即每二十个人中有一个是脱产人员，这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3%。与之同时，1941年的人均公粮负担竟为1937年的10多倍。[15]1941年的谷物税则超过1938年的20倍。[16]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党内外反应强烈。

　　在国民党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开始对进行“扫荡”。1940年8月，彭德怀领导了“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的一次主要进攻战”——“百团大战”，让整个华北的铁路都不断被切断，碉堡群被粉碎。[17]“百团大战”引发了日军的军事报复，日军增加了驻军人数，实行“三光”政策。这对中共而言是一次“极大的灾难”，以后中共没有发动同样的攻击。[18]

　　如果说上述均为“人祸”，那么“天灾”更是让边区雪上加霜。费正清说1941年的延安“天时不利”。[19]以降雨为例，1941年，延安全年降水量为313.6毫米，降水日为49天[20]，而陕甘宁盆地的每年平均降水量约为450毫米[21]。也就是说，1941年的降水量比每年平均降水量少136.4毫米。恶劣天气造成农作物歉收，政府只征收到了总量的10%的稅，而此时没收地主的粮食已耗尽。[22]1942——1943年间，华北各根据地普遍遭受旱灾和虫灾，让边区经济状况更为恶化。

　　穷则思变。1942年2月1日，延安正处在严寒的冬季，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号召开展整风运动。两个月之后，春季已然来临，春耕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改版后的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吴满有，可以推动边区春耕，进而使边区度过难关。

　　笔者认为，延安《解放日报》之改版与《解放日报》报道吴满有，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是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23]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日报》“对于边区中所进行的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24]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意味深长的八个大字——“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发出通知，要求：“……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25]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决心“有一个彻底的改革”，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欲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报纸必须“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26]

　　1942年4月30日，痛改前非的《解放日报》推出了对吴满有的第一篇报道——《（引）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连年开荒收粮特别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且将其“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头版头条。这样的石破天惊之举在改版前是不可能的。版面位置的变化，不仅是形式上的变革，更蕴含着深意——《解放日报》要成为像吴满有这样的群众的“反映者、喉舌”。《解放日报》要真正完成“报纸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27]

　　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

　　从报道时机来看，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可谓“恰逢其时”。从“惊蛰”至“夏至”后的十余天左右是延安的“春耕”时间。[28]对农业生产来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事关收成、收成事关边区的财政。所以《解放日报》非常注重在“春耕”中发挥“推动与倡导”的作用。1942年4月30日，“春耕运动时间，只剩一月左右”，但是“今年（1942年——笔者注）边区春耕计划，尚未完成半数”。[29]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解放日报》报道吴满有，既可以振奋人心、又可鞭策后人。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引）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连年开荒收粮特别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报道了吴满有的事迹。当日的《解放日报》同时配发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号召“边区两百万农民们……抓紧时机，努力开荒，努力生产，向吴满有看齐！”。纵览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笔者发现，其对吴满有的报道历时长久、善始善终。在“春耕”期间，除了4 月30日的报道之外，5月5日的头版的《（引）边府号召边区农民（主）向吴满有看齐（副）政府予以奖励 各机关纷纷送礼》、二版的《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和5月6日头版的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均高规格、高频率地报道了吴满有。随着“春耕”的结束，此后的五个月中，《解放日报》并未如此高规格、高频率地报道吴满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解放日报》淡忘了吴满有——事实上，《解放日报》是根据形势的需要遴选报道的议题。10月29日——“秋收”结束之后——《解放日报》二版的《今年丰收 吴满有特别好》报道了吴满有“在这次秋收中，已获得优异的成绩”。延安《解放日报》不仅报道吴满有的“春耕”也报道吴满有的“秋收”，可谓有始有终，这既体现了《解放日报》统筹全局的能力，也激励着其他人向吴满有学习。

　　从报道技巧来看，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大量地使用“忆苦思甜法”。列宁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党谙熟“忆苦思甜法”，通过今昔对比让人们谴责昔日的罪恶、颂扬今日的幸福，最终的会取得除政治效果之外的道德效果和宗教效果。延安《解放日报》在改版时就宣称要“反映他们（群众——笔者注）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忆苦思甜法”在《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第一篇报道——《（引）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连年开荒收粮特别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就初现端倪。这篇报道引述吴满有的话：“想想当初，再想想现在，我怎能忘记革命的好处，忘记边区的好处呢？”。当日的二版《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更是列举了吴满有昔日的苦难：“民国十七年逃难沦落在延……吃的是树叶和麸皮，后来才向地主租得了两三亩荒地……就过着半饥半寒的生活”。而到了“土地革命时代”，他“分得一架荒山”。这种反差让吴满有感喟：“我是从革命里爬起来的，我忘不了革命的好处”。这是“忆苦思甜法”的预演，在以后的报道中，这种方法屡屡显现、臻于成熟。1942年5月5日《解放日报》二版的《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吴满有“把十一岁的女儿，换得了二十四元的代价，卖给一个姓张的做童养媳了，但还是顾不上吃，又把三岁的女儿，向一个姓曹的人家，换得了五升粗粮……”、“为了缴不出‘维持费’，吴满有被带到荒山里‘狠狠的揍了一顿’” ……这种鬻女求生、任人欺凌的漫漫长夜终于在“民国二十四年的红五月”露出曙光，“妈的，穷人也有翻身的一天”。“翻身”的吴满有不仅经济改善：“弟弟和儿子，都讨了媳妇，家境由贫农变做了中农”；在政治上，吴满有也进步了：他“被公选做乡参议员”、“担任了优抗主任”。《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更为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革命前后吴满有境遇的巨大差异。这篇报道还意味深长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是什么力量，压制着他的生存？现在又是什么力量把自己从囚笼里解放出来？”。其实，这种疑问已不再是疑问，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此后，延安《解放日报》时常敲响“忆苦思甜”的警钟。如1943年3月9日《解放日报》四版刊载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便饱含深情地“写你（吴满有——笔者注）受苦的日子”、“写你翻身”。甚至到1944年1月1日，《解放日报》的《吴满有和吴家枣园》第一段就报道了“革命前后的吴满有”。对于我党的这种“忆苦思甜运动”，李泽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它既是政治运动，又是道德运动，又是宗教运动，其宗教性质是通过今昔对比证明人间确有一位神似的救星，其道德性质，则是警告如果忘记‘幸福之源’便是道德良心的败落，其政治性质就不言自明了”。[30]

　　从报道策略看，延安《解放日报》还依据时机灵活地调整对吴满有报道的侧重点。如前所述，吴满有作为一名农业劳动英雄，《解放日报》对他的报道一般是侧重于农业生产方面。 如1942年《解放日报》报道了吴满有“春耕”和“秋收”。1943年更是早在1月8日便报道了吴满有的农业生产计划。[31]但是到了1943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引）吴家枣园完成战斗动员 （主）号召展开备战大竞赛 （副）吴满有决心捐献一切保卫家乡》——却报道了吴满有备战保卫边区，此时的吴满有“在和平生产中，他是劳动英雄，在战斗中，他一样的要当英雄”。吴满有不仅成了农业生产的榜样，也成了军事战线上的榜样。延安《解放日报》用吴满有的事例，号召人们既要建设边区，也要保卫边区。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是 1943年5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的解散，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反共的机会。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会议。在《质问国民党》中，毛谴责道：“担任河防任务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边防，大部分空虚起来”。[32]在这一危急时刻，毛质问国民党：“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仅仅“质问”是不够的，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943年7月9日，延安三万民众举行大会、发表通电，“号召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中国”。[33]在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的笔下，对共产党充满感恩之情的吴满有以及他所在的吴家枣园“致函全边区劳动英雄，劳动农民，和模范劳动村，号召他们也像他和吴家枣园一样，立即动员起来准备战斗，并希望开展大竞赛。[34]《解放日报》对吴满有军事动员的报道是中共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的一部分。在这场宣传战中，中共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记者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致蒋、胡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35]

　　从报道的语言风格看，延安《解放日报》的吴满有的报道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解放日报》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众化”。所谓“大众化”，按毛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36]与吴满有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的记者莫艾捕捉了这样一个镜头——吴满有感喟到：“妈的，穷人也有翻身的一天”。[37]《解放日报》把这句话登在报上，刻画出吴满有翻身后的喜悦。纵览《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没有一篇是文字晦涩的，甚至连诗歌也是如此。1943年3月9日，艾青的长诗《吴满有》在《解放日报》第四版整版刊出。为了创作这首长诗，艾青说：“我把我写的《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38]艾青如此“察言观色”，也与毛泽东一年前的倡导有莫大关系。毛言辞激烈地抨击“党八股”，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毛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的、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要改变“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的文风，“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39]在《致读者》一文中，《解放日报》检讨了过去“以八股反八股”的错误。洗心革面的《解放日报》在29天之后报道吴满有时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这些报道言之有物、生动活泼。如《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报道了这样一个精彩的画面——“在政府号召切实展开春耕运动的时候，他在乡政府几乎兴奋得跳了起来”。[40]着一“跳”字，吴满有的兴奋之情跃然纸上。这一“跳”字足见《解放日报》记者的笔力。用“跳”来展现人的兴奋之状，《解放日报》的记者莫艾是否是第一人，笔者无从考证。但 “跳”生命力顽强、至今仍屡屡出现在新闻报道之中，霍英东先生在中国女排获胜后便“跳了起来”。[41]

　　在报道内容上，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细致详尽。1942年4月30日，在对吴满有的第一篇报道——《（引）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连年开荒收粮特别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记者就列举了吴满有“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的六个原因：“第一，起身比谁都早……第六，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1943年，《解放日报》更是将吴满有的生产计划悉数列出。1943年1月8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引）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计划今年扩大生产（副）种地八十五垧努力发展副业　勤锄草多施肥增产粮十余石》——报道了吴满有开荒、劳动力和耕牛使用的配备、副业和植树四项计划。这些计划细致入微，连种什么树、种多少棵都予以报道：“梨树十株，桃树二十株，柳树十株……”。在胡宗南大军压境之际，吴满有所在的吴家枣园“生产中显英雄，在战斗中也要显英雄”[42]在胡1943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第二版的《吴家枣园保卫边区的动员计划》报道吴家枣园的计划有如下部分：概况，动员组织，武器、担架，训练

教育，严防奸细，交通运输，有待抗属，储粮劳军，加紧生产，战时公约。生产和动员计划如此详细，决非画蛇添足。“党报决不能使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着，而应该是各种运动底积极的提倡者和组织者。”[43]《解放日报》知道自己的使命，将吴满有的各项计划详尽报道决非“有闻必录”，而是更好地担当“提倡者和组织者”。吴满有的生产计划之所以被详尽列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边区农业生产比较简单，吴满有一个人的经验能够推广至边区的大多数地区，也即吴满有的典型示范有可操作性。此外，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虽在扫除文盲等方便作了不少工作，文盲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文盲的比例仍高达百分之九十三至九十五。较之以前，仅仅下降了四至六个百分点。[44]所以李良荣先生认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报纸实际上是办给干部看的，干部需要报纸指导他们的工作。[45]的确如此，1943年1月8日，《解放日报》在列举吴满有的计划之前，就明白地写道：“望各地政府同志注意，在春耕准备时间，深入农村，扩大宣传，帮助农户制定生产计划，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46]《解放日报》将吴满有的经验、计划详尽列出，有利于干部举一反三地指导工作。

　　从报道范围看，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呈逐渐扩大之势。1942年《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大体上仅仅限于吴一个人。1943年2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杨朝臣向吴满有挑战，杨说：“我的一切条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条件来和你竞赛，并且请你我的区、县长作见证人，请高、霍厅长作评判员，你说好不好？”。[47]翌日，《解放日报》便报道了吴满有对杨朝臣的回应，吴满有不仅接受了挑战，而且提议争取“劳动英雄庄”——“不仅你和我两个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看谁个庄子打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光荣名号”。[48]此时，《解放日报》的报道范围不仅限于吴满有，开始扩大到了吴满有所在的吴家枣园。如1943年4月27日《吴家枣园变工开荒超过计划》报道了吴家枣园的生产成绩，1943年7月18日的《吴家枣园保卫边区的动员计划》报道了吴家枣园的军事动员。此后，《解放日报》进一步扩大报道范围。在1943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引）响应高岗同志号召（主）吴满有创造模范乡（副）制定柳林区二乡明年生产计划）——报道了吴满有所在的柳林区二乡的“现状及本年生产成绩”和“明年生产任务和计划”。《解放日报》循着“吴满有”——“吴家枣园”——“柳林区二乡”的轨迹，报道面逐渐扩大。吴满有为了“真正拥护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而提议竞争劳动英雄庄[49]；吴响应高岗的号召——“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和推动一个村一个乡群众生产的核心和旗帜”——而提议“创造模范乡”[50]。吴满有对中央亦步亦趋。作为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不过是借助吴让人们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罢了。事实上，《解放日报》对吴的报道也的确收到了这个效果。李维汉说：“学习吴满有成了边区农民的一个运动，对于提高边区农民的觉悟，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51]1943年边区粮食总产量达一百八十四万余石，消耗粮食一百六十二万石，余粮二十二万石——边区群众达到了“足食”。[52]

　　那么，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是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瑕疵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些报道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貌似细微的问题也许在当时无足轻重，但在三十多年后的文革中危害尤烈。有些问题至今仍应引以为戒。

　　首先，延安《解放日报》在报道吴满有时刻意塑造其“高大全”的形象，犯了片面性的错误。新闻报道必然要对事实加以取舍。典型报道塑造的典型人物当然有诸多优良的品质值得人们效法，但是典型人物有时也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典型，不可能没有丝毫缺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众所周知的至理名言。如果将某人塑造为“高大全”的形象，既与事实不符，也违反辩证法的原理。《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存在着这个问题，记者笔下的吴满有是“能叫每一个人心里都折服的劳动英雄”[53]。1943年3月9日，艾青在《吴满有》的附记中写道：“他（吴满有——笔者注）说：‘……人家调查了八次，是背后调查的，没有一个人说咱坏话’”。笔者不知道调查了哪些人，但是笔者却在６天后（1943年3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赵长远对吴满有方向的质疑。3月15日的《解放日报》刊载了赵早在2月2日就写好的信。在信中，赵肯定了吴的“公民品质、劳动态度和经营技术”，但是却质疑吴的的“经济本质”，认为吴满有的方向是“富农的方向”。[54]《解放日报》在《关于吴满有的方向》中虽然分析了赵长远观点之谬误，但是赵长远质疑“吴满有方向”却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也有人不折服吴满有。这对吴满有而言，无疑是“坏话”。

　　其次，延安《解放日报》存在着更为恶劣的硬伤——报道失实。1942年10月29日的《今年丰收 吴满有特别好》报道“吴满有村子上一般每垧约打五斗至六斗，但是他却打到八斗”。1943年1月8日的头版头条——《（引）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计划今年扩大生产（副）种地八十五垧努力发展副业　勤锄草多施肥增产粮十余石》——报道吴满有“去年（1942年——笔者注）已耕地六十垧”。学过小学数学的人都会

计算出吴满有1942年的粮食产量应该是8斗/垧×60垧=480斗=48石。但是1944年1月1日的《吴满有和吴家枣园》却报道吴满有“这年（1942年——笔者注）种了七十七垧地，打了四十二石粮食”。两组数据打起了“内战”。若依前者，多出的六石粮食从哪里冒出来的？若依后者，问题更为严重：后者表明吴满有在1942年每垧产量为5.45斗，那么吴满有当劳动英雄的“合法性”便动摇了。吴满有之所以能在《解放日报》上崭露头角，是因为“庄家得法，人家平常每垧地打粮平均五斗，他种的地每垧却打粮六斗”。[55]从《吴满有和吴家枣园》的报道来看，吴满有每垧地产量只比别人多0.45斗，吴满有比别人高明不了多少嘛。《解放日报》在关键数据上的失察，使整个报道的可信度大为降低。

　　再次，延安《解放日报》在报道吴满有的过程中渲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精心准备，1942年2月整风运动正式开始。这场旨在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运动，一年后便结出了硕果。刘少奇在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至此，全党奉“毛泽东思想”为圭臬，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空前。整风运动自然也影响到《解放日报》记者对吴满有的报道。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吴满有既忘不了“革命好处”，也忘不了“毛主席给的好处”[56]。1943年3月9日《解放日报》刊载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你吴满有：‘谁带给你好日子’你说：‘毛主席！’你说没有他，你就活不成；你说他到那里，你就到那里”。在1943年11月8日的报道中，吴满有说：“毛主席领导革命廿几年，样样事情办得好，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努力干”。兴奋异常的吴满有喊出了“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57]毛泽东固然是有过莫大的功绩，但是《解放日报》如此渲染吴对毛的个人崇拜，过犹不及。吴满有后来是否投敌，至今仍有争论。[58]若吴满有投敌，“你说没有他，你就活不成；你说他到那里，你就到那里”，这就无从谈起了。《解放日报》缺乏远见，让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即使吴满有未曾投敌，“你说没有他，你就活不成”宛若情人之间的对话，也似不妥。

　　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是我党大规模典型报道之滥觞，对以后的典型报道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后的典型报道都或多或少地沿袭了这种报道模式。“择其善者而从之”，固然可喜。但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典型报道多次踏入同样的浊流，以至于一些学者呼吁废除典型报道。

　　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赫洛说：“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于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59]考察典型报道的起源，不仅仅是为了追忆一段逝去的历史，更是为了深刻地理解今天的典型报道何去何从。

[注释]

[1]本文研究范围还涉及到《解放日报》对吴满有以及他所在的吴家枣园和柳林区二乡的报道。

[2]本文的“报道”应从广义理解，这些“报道”中，有新闻报道、有社论、甚至还有诗歌等等。

[3]笔者之所以截取这个时间段，是与“滥觞”有着莫大关系。大规模的典型报道始于1942年4月30日，已获学术界认同。 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大批典型人物，仅农业生产方面就有扬朝臣、申长林等人。1944年1月1日，《解放日报》甚至开辟“边区生产运动”专栏，几乎每天报道一名劳动模范，共持续三个多月。（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27辑》，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笔者认为“典型报道”至此已由“涓涓细流”积蓄为汹涌澎湃之势，也已不再是“滥觞”了。

[4]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32页，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第一版。

[5]朱清河：《典型报道：理论、应用与反思》，第2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

[6]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第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7]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9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0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1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20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

[1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9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13]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19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1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0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1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0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16]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7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

[17]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9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18]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9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19]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9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20]乐天宇、徐纬英：《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第5页，中国林业出版社，1957年6月第一版。

[21]乐天宇、徐纬英：《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第1页，中国林业出版社，1957年6月第一版。

[2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9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23]参见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致读者》

[24]参见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致读者》

[25]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2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

[26]参见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致读者》

[27]参见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致读者》

[28]参见1943年2月28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农家事》

[29]参见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第一版《集中力量突击春耕》

[30]李泽厚：《世纪新梦》，第49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31]参见1943年1月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引）劳动英雄吴满有 （主）计划今年扩大再生产 （副）种地八十五垧努力发展副业 勤锄草多施肥增产粮十余石》

[3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33]参见1943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

[34]参见1943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引）吴家枣园完成战斗动员 （主）号召展开备战大竞赛 （副）吴满有决心捐献一切保卫家乡》

[35]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06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

[3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37]参见1942年5月5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

[38]参见1943年3月9日《解放日报》第四版《附记》

[3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40]参见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第四版《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

[41]刘明华、张征：《新闻作品选读》，第1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42]参见1943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引）吴家枣园完成战斗动员 （主）号召展开备战大竞赛 （副）吴满有决心捐献一切保卫家乡》

[43]参见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致读者》

[4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6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45]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25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二版。

[46]参见1943年1月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引）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计划今年扩大生产（副）种地八十五垧努力发展副业　勤锄草多施肥增产粮十余石》

[47]参见1943年2月2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生产战线上英雄辈出 杨朝臣向吴满有挑战》

[48]参见1943年3月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引）覆信杨朝臣（主）举行全村劳动竞赛（副）吴家枣园生产小组成立》

[49]参见1943年3月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吴满有建议边区军民 广泛展开生产竞赛》

[50]参见1943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 （引）响应高岗同志号召（主）吴满有创造模范乡》

[5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4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5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5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53]参见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第二版《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

[54]参见1943年3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关于吴满有的方向》

[55]参见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引）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连年开荒收粮特别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

[56]参见1943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引》前日劳动英雄大会上（主）掀起生产竞赛大热潮（副）吴满有赵占魁李位提出号召 百位男女劳动英雄当场响应》

[57]参见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劳动英雄吴满有：人人都说共产党好 咱们一齐拥护毛主席》

[58]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载《党史文汇》，1995年11月。

[59]马克•布赫洛：《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参考文献]

《解放日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乐天宇、徐纬英.陕甘宁盆地植物志[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5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