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研究的进程与障碍

关键词： 新闻理论研究 进程 障碍

　　改革开放迎来新闻理论的春天，回眸走过的坎坷之路，颇有丰收在望之感。但面对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又有几许急切的渴望：未来应当更好，有更丰硕的成果！在我看来，丰盈而纯熟的新闻理论成果，在下个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出现，种种学术障碍急待同仁们共同去清除。

　　理论新闻学的三十年进程

　　我始终认为，今天的新闻理论成果是初步的，若干年后才可能进入成熟期。即使今天的初步成果，也经历了三十年、两代人的艰苦努力，踏涛越浪，实在来自不易。80年代初，在陆定一撰述的基础上，由王中、甘惜分两位教授的开拓，新闻理论开始形成体系和特有的风格，开启了曲折发展的第一阶段。

　　王中和甘惜分是跨越三个年代——革命年代、左祸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的老一辈学者，人生挫折使他们的学术生涯充满磨难，直到80年代才形成特定的理论阐释。王中教授虽然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观点，但直到2004年《王中文集》出版后才惠及许多专业读者。甘惜分教授成为80年代新闻理论的领军人物，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搭建了党报范式，构建了中国意识形态下的新闻理论学说体系。此后，在狭窄学术空间出现的60多本新闻理论著作和近千篇学术文章，把党报范式和三大板快（新闻、新闻事业和党的新闻工作）模式稳定下来，党报学成为当代我国新闻理论最早的蓝本。

　　今天奋战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有几十人，许多中青年学者加入探索的行列，在新出版的10多部论著中，把西方传播学知识引进党报范式，出现了理论研究的第二波生机。这些学者对“板快模式”进行了强烈反思，创建了传播学范式的新体系。

　　自90年代末到新世纪，新闻理论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发表的20多本综合论著、专著和几百篇学术论文，提升了理论的抽象程度，理论范畴不断深入和扩大。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有四个突出特点值得总结：一、阶级斗争和新闻工作方针高于新闻规律之上的理念，在许多论著中被纠正，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热恋西化，学者们在理论化上下功夫。二、陆续提出大量新概念，尝试对这些概念做出解释，充实了新闻理论的概念群。三、出现了新的理论框架，哲理范式与党报范式、传播学范式并存，形成三个并立学派。四、新的理论成果指导了新闻报道实践，影响了新闻政策的制定，被学者最先提出的“新闻真实度”、“第一时间”、“传播力”、“整体真实”、“新闻观”、“信息透明”、“主流媒体”、“公信力”、“软实力”、“网络安全”等概念及内涵，已在业界广泛使用，也被高层的新闻管理文件所采纳。

　　一门学问一旦出现若干流派，离它成熟的时机已经不远。只准一家之言，只有一种体系，不可能导致学说的科学化，也难以形成其科学形态。任何理论都是在几种学派的争鸣、比较和借鉴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流派被多数人赞成和追随而成为主流学派，其他流派也同时存活和苒生，是所有科学的共同发展规律。我个人预测，今后15年左右，理论新闻学的科学范式才能占据主流地位，新闻理论研究将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究竟哪种理论学派属于科学范式，被绝大多数学者和业界所采纳，只能由实践和历史做出回答。

　　不容动摇的研究方向

　　新闻理论，无疑研究的是理论问题，由一系列概念、原理、论断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以科学论证确立新闻实践及实践方式的正确性。有志于新闻理论研究的学者首先须检查一下自己的论著提出了哪些理论问题，是否有严密的论证，使用的是阐释的语言还是陈述的语言。对新闻现象坚持理论概括，揭示新闻实践的本质，反映正确的规律，是今后新闻理论研究不容动摇的方向。

　　早在90年代初，针对理论著作缺乏理论的现象，陈力丹教授曾认为，“如果按照学科判定律的条件，这些书中有些内容算不得学术理论，理论研究要遵守客观、理性、实证的原则。一种理论除了要有其概念、命题、原理系统和逻辑系统外，还要有其必要的功能系统（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目前的新闻理论著作，离这样的要求尚远。”[1]这一见解同样适用于今天。现有的理论著作主要包括“新闻学概论”、“新闻理论”或“新闻学原理”两类。“新闻学概论”应陈述简要的新闻学知识，归纳基本观点，贯穿理论阐述，进行严密而简要的论证。以“新闻理论”或“新闻学原理”命名的理论著作，除集纳丰富的新闻知识，对原理做出丰满、深刻的缕析，论证的厚度也要加大，并贯穿周密的抽象与演绎过程。新闻理论论文是对单一命题的阐释，多联系现实问题或某个理论迷团论证作者的新见解，同样需要一定的理论抽象。

　　现今许多新闻理论论著缺乏理论演绎，对论点缺乏论证，逻辑支撑脆弱，但却热衷于直白地（不是论证）介绍新闻工作要求、新闻方针政策和新闻史的知识。这类不具备理论规格的论著，称为“新闻学概论”或“新闻理论”都是勉强的。正如黄旦教授所说：“只述不作，有‘理’无‘论’，在众多的文章中，除少数外，大多都是就事论事，即兴发挥，充其量不过是某一文件、政策的诠释、注解和说明。”[2]

　　最近几年，新闻学界普遍存在忽视新闻理论的倾向，有人竟提出，学习和掌握那些“臭理论”有什么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会有完全自觉的行动，说话、写文章或从事实践，难免思维混乱。就新闻理论的特殊作用而言，没有正确的新闻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新闻思维，不知如何认识和分析新闻现象，预测新闻事件的趋势。一部新闻理论著作除研究媒介及新闻本身的规律，还要“对新闻视野下的社会现象做出阐释，给记者报道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提供答案”。[3]人们常常发现，电视主持人的现场报道缺乏新闻语言，表达迟钝，说了很长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更没有深刻的见解。这是由于他们理论贫乏，缺少思维训练，不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新闻理论论著和新闻理论教学，对培养高水平的记者占有首要的地位，掌握新闻理论是做好采访、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必要条件。新闻官员只有掌握正确的新闻理论，才能制定正确的新闻政策，对媒体实施有效而科学的管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正确的新闻理论究竟来自何处？果断地说，正确的理论来自新闻活动实践，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来自文件和西方传播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作为党报工作和现今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新闻理论的源头。“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唯一源头，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说得非常清楚，则被许多人忘记和抛弃了。理论新闻学坚持理论化的同时，必须坚持理论来自实践、服务实践的原则，真诚、老实、大胆地提出实践问题，以有说服力的论断回答这些问题。

　　理论化，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寻求新闻报道理性化的恰当形式，贴切地揭示新闻活动的实在性和规律性，语言力求准确、直达、简洁而清晰。如果把许多外加的东西与故弄玄虚的理解，渗入对新闻活动本质的概括，论证云山雾罩，产生理论浮肿，是在制造理论泡沫。但理论抽象高于实践，是深刻的理性逻辑系统（不是就事论事），许多人开始看不懂，是正常的。因为理论有一定的深奥性，需要讲解才能了解深层规律，这正是新闻教育的重要任务。科学发现很复杂，有些见解在今天没有被人们认识，在几年、几十年后可能被普遍承认，这种先知先觉在各个学科都存在。麦克卢汉学说的怪异，在50年代被称为“天书”，招致冷嘲热讽，到80年代后有些内容才被人们理解，他的观点风靡全球，在各国走红。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新闻理论的揭示性和预见性一旦被人们普遍掌握，就能引导媒体、记者和新闻政策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报道问题。有的学者早就提出“媒体有权在第一时间报道除国家机密外的任何突发事件”，这一同某项“规定”矛盾的观点终于改变了强硬的“新闻政策”，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6月删除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媒体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报道突发事件”的规定，体现出正确理论的伟大价值！正确的新闻理论来自实践，往往在若干年后才能被人们理解，那种来自新闻工作文件的理论，永远提不出上述论断，因为它是头脚倒置的产物，不仅无用，有时甚至成为新闻工作的麻烦。坚定地研究新闻工作实践，从实践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是新闻研究理论化的更为重要的方向。

　　清除新闻理论研究的障碍

　　新闻理论研究应瞄准理论化、科学化和系统化，依赖团队的传承精神，攻克理论脱离实际、缺少逻辑演绎的堡垒。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障碍。首要的是，学者应成为有学术精神和学术道德的人。有科学头脑，忠于和献身科学，不是句动听的口号，而是学术研究的严肃规则。对学术探索最大的干扰来自追求权位的动机。忠诚、正直和求是作为学者必备的品质，同虚与委蛇、钻营求生的处世哲学势不两立。迷恋后者，不可能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和揭示真理。

　　新闻理论同政治是近亲，但二者不是一回事，新闻学观点即使错误，也不可能威胁政治稳定，这同新闻报道的作用是不同的。而正确的新闻学观点，却能有效地指导媒体的报道，动摇记者对错误的新闻观念和报道方式的忠信。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研究者要么投入政治怀抱、按政治要求判定真理，要么回避客观规律、难以揭示和钟爱真理。不清除政治压抑学术追求的障碍，美化谬理或绕道走就成为学者的庸俗习气。“新闻学常常不区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不少所谓的学术研究其实是阐释领袖语录、图解新闻政策的理论宣传”，“新闻学患上政治附庸症”。[4]一些学者何以患上此症？主要不是外因，而是他们甘愿踏上“市侩”之路，投足放言，先看能否得到权位或明哲保身，把学术视为敲门砖。有人一生研究新闻学，总是左顾右盼，鬼头鬼脑，判测风向，这种市侩作风不可能有什么理论创见，更谈不上实践科学发展观。他们有时标榜自己有党性，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的党性，把“没有科学的态度就没有党性”[5]的原则丢得一干二净。科学态度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尊重规律的态度。

　　学者必须风骨铮铮，德艺双馨，待人待物宽容豁达，对真理“执迷不误”。这样的学者可能发生错误，但他们知错改错，对同行的意见诚示尊重。有的学者眼界狭窄，心数不正，肆意散布同行的流言蜚语，甚至恫吓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一个学科的研究团队没有健康的风气，不是相互尊重和借鉴有价值的成果，这个学科不可能快速进步。

　　任何学科走向高峰都不可能由一个学者一挥而就，一个学者在某一方面、甚至在某一点有所发现，就是了不起的贡献。若干学者相互引用、继承和发展他人的创见，在学术自由和学术批评的温馨环境中，相互传承几十或上百年，才有学科的完全成熟。清除坏的学风，遏制学术败德，是推进新闻理论研究必须扫荡的障碍。

　　有些论著对有价值的创见也有引用和传承，但偷偷摸摸，不注明观点引用的出处，或东拼西凑，拿出一个大拼盘。抄袭剽窃阻隔了学者互为切磋的光明正道，销蚀了团队的互助精神，对理论丝毫没有推进，写出的大多是内容重复的论著。每当我读美国塞佛林和坦卡德写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和应用》[6]一书，颇为美国学者的诚实而感动。该书使用的每个来自他人论著中的观点，都以“句后括弧注”标示出作者的名字和年份，清清楚楚，一丝不苟。一页常有三、五处，多者一页竟达12个括弧注，把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交代的十分清晰。在一本书中，引用大量他人的论点不是坏事，不应羞愧。这是种学术积累的壮举，是一种贡献与光荣，因为搜集、整理、鉴别、选择和罗列他人的观点并作出解释，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也包含创造性的因素。只有那些窃取他人论点与学术精华而不加“出处”的人，才是奇耻大辱，应有羞愧之感。学术上的不诚实，破坏了学术传承的自然过程，成为新闻理论发展的有害障碍。

　　一个诚实的理论研究者，使用特定的概念（不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成为公共知识的概念），应指明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谁、在哪一部论著中提出来的，如果对它的内涵要做修正，还必须直接引介原作者的内涵，让读者加以比较。引用他人的概念和观点，必须求本溯源，确定最早的出处，不能把源流当做源头，斩断、颠倒学术脉路，除非找不到原著、原文。即使这种情况，也要指明观点的最早提出者，在注释中标明“转引”的字样。能否遵循上述学术规范，直接影响理论研究的质量，也决定理论新闻学发展路径的顺畅。学者的高尚道德与正派，汇纳百川的学术胸怀，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因为许多学科和学者的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的独辟蹊径、独特发现和全新创造是罕见的。

[注释]
[1]陈力丹：《成果丰硕，任重道远——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十年回顾》，载《新闻大学》1991年夏季号。
[2]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载《杭州大学学报》1994-2。
[3]参见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转引自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与反思》10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5]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该书第四、第五版由郭镇之主译，华夏出版社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0年和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