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的信仰价值

【 作 者】侯惠勤/方章东
【作者简介】侯惠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章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 正 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和深刻内涵已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因为这一重要思想既立足于现实又放眼于未来，既激发人们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情，又引导人们超越片面的物质功利追求而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科学地将小康社会这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与共产主义这一更具超越性的价值信仰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深入挖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信仰价值，不仅能够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意义的认识，而且能够为重塑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和变化，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人的共同价值信仰有所弱化。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人认为，现代化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信仰下降为纯粹的私人事务，共同的价值信仰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可能，现代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后信仰时代”或“无信仰时代”，因此，无需为共同信仰的弱化而忧心。实际上，共同价值信仰的存在之所以是必要的，其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纯粹的精神寄托，它往往关涉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并成为社会凝聚力的源泉。在我国，共同理想始终是我们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共同理想，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变革了人们的信仰方式和内涵，这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当代性重建。它注重通过科学方式来理解、认识信仰，并通过科学的途径来塑造信仰，从而突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藩篱。它把信仰归结为共产主义理想，又把这一理想归结为历史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和人的发展逻辑，因而达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它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作为共同的理想是每个革命者把握实际、凝聚人心、开创未来的精神动力源，并成为党的共同行动的重要依据。邓小平指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这里所揭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共产主义理想、逻辑和哲学之所以能够同实际紧密相联，就在于它是革命者把握实际的眼界和方法。这种理想不是脱离现实的观念，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不是空洞的口号、僵死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历史过程，是生活本身的逻辑，是历史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通常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第二，它作为个人信仰是每个革命者超越自我、奠定生命的不朽价值的终极依托。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换，“人民”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上帝”，“为人民服务”成为个人有限生命获取无限价值的现实途径，“艰苦奋斗、不骄不躁”则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内在素质和政治本色。“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也是每个党员干部生命价值追求的需要。
　　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就在于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就具有某些未知、不确定的性质。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空想，就在于其误认为可以从每个具体细节上把握理想和未来。圣西门的“实业体系”、傅立叶的“协作制度”和罗伯特•欧文的“合作公社”为人们设计了未来社会的模型。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只能把握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其具体细节、形态是不知因而也不能去预设的。“我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历史的展开过程，因而是终极性和阶段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和高级阶段（即成熟的共产主义），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列宁首先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问题，随后努力探索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作为中国这样一个革命前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显然更为漫长。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百年左右时间，我们总体上看还属于社会主义的不合格、不发达阶段，一切要从这一实际出发。江泽民则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同上，第42页）这就把中国社会现今和以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三是与全世界一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也体现了我们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迈向成熟、发达社会主义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实基础，因而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形式。说到底，共产党人之所以永不自满、艰苦奋斗，就因为心中装着共产主义大目标，理想的阶段性将被理想的终极性所不断突破。

　　应当指出，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终极性，只是相对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而言，它决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马克思曾经预言，阶级社会的解体、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是“人类史前史的结束”和真正历史的开始。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结束。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的信仰方式也会不断地更新，而共产主义理想中的某些不朽价值也将继续以更新了的形态存在。
　　　　二
　　科学信仰体系总是与特定的行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天，“三个代表”信仰价值集中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奋斗目标固然有着社会发展的全面指标，然而最能表达共产主义理想价值的却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经济和文化建设终究还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理论层面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从实践层面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既体现了现实的需要，又体现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大趋势。
　　目前需要克服的一个思想障碍，就是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今天没有实践价值。其主要根据是：其一，从纵向看，我国根本上还处在工业化阶段，异化现象（尤其是劳动异化）大量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为时过早；其二，从横向看，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富民强国，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子指标。不难看出，此论一旦蔓延，那种见物不见人、甚至以牺牲人的发展去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风气必将日甚，而党的十六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则将落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上述思想误区实际上涉及如何区分劳动的自由与真正自由的界线问题，也就是究竟怎样看待异化劳动。
　　经济建设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从总体上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将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历史又一再表明，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并非自然而然地同步，相反，经济的发展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则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争事实。因此，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将损害人的自由发展的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关键在如何看待这种对立，并在实践中开辟两者协调统一的道路。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主要在两方面：劳动的异化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化和劳动的合理化对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限制。实际上，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前者是历史形成的对抗，后者是自然形成的矛盾。随着历史的发展，对抗将消失，而矛盾将永存。对这两方面不加区分，其后果要么因肯定经济的合理化而肯定异化，要么因否定异化而否定劳动的合理化。由此，许多论者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持悲观态度。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化现象必须正视，克服这些现象难度相当大，但是如果据此而否认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则理由不足。且不说马克思与我们许多论者在异化劳动的历史所指上的差异，单就其价值分析的前提来看就出入甚大。比如说，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的价值前提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不少人就将其理解为娱乐休闲式活动。其实，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形成后，对劳动的自由一直有明确的界定。虽然他不赞成亚当•斯密把劳动看做诅咒，因而必然是令人厌恶的、强制性的，“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及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劳动即便已成为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也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和严格的科学性，因此，“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及其紧张的事情。”（同上）马克思故而称物质生产领域为“自然必然的领域”，“在这个范围内，自由不过是由这点形成：社会化的人，也就是，共同结合的生产者，将会按合理的方法来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财富变换，把它安置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下，不让自己受一种盲目力量的统治，并用能力的最小的消耗，在最无愧于人、最适合于人性的条件下把它完成。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总是一个必然的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的彼岸，以本身作为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领域，方才开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3页）
　　事实上，人们通常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真正的自由领域的标准衡量物质生产活动，从而得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今天没有可能的结论。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真正的自由领域和自然必然领域的自由划分中不难看出，消除劳动的异化，决不意味着消除劳动的艰辛、严酷、牺牲和奉献及相应的社会（纪律）约束，也不意味着劳动本身可以是充分展示自由个性的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消除劳动的异化性质无非是指：其一，消灭劳动的外在强制性，使劳动（含守纪与吃苦）成为劳动者的自觉行为，“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下，第112页）；其二，消除劳动的非人性质，体现劳动者的尊严和价值，为此，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改善劳动条件和协调劳动关系；其三，消除盲目力量的统治，不断地认识经济规律，驾驭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必须消除旧式分工，打破个体之间、行业之间的隔阂，实现现代劳动者的联合，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这些方面看，我们今天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消除劳动的异化问题，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把劳动所能达到的自由归结为自然必然领域的自由，决不意味着其无足轻重，相反，此种自由乃是达到真正的自由的基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真正自由的领域将不断地扩大，人们的闲暇时间将不断地增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空间也将不断地拓展，相应地，我们的劳动条件和人际关系也将不断地改善，但是无论如何，物质生产领域永远需要严谨自律、开拓奉献和真诚合作。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是辩证统一的，都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