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VS新闻学

[摘要] 新闻真实吗？如果任何一则新闻事件都是被符号承载着，那么符号本身的建构原则自然会限制和引导事件意义的展开。符号就会以遮蔽事件的方式，给事件以意义。如果新闻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通过媒体接触的各类信息为什么可以成为做出判断和行动的依据？当符号学与新闻学相遇的时候，符号学告诉我们符号是有遮蔽性的，所言不等于被言之物。新闻又始终把真实、客观、中立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任何一则新闻都寄居于某种符号之中。

在符号学的视野下我们如何揭示真实与所言的关系；在新闻学的视野中，我们又该如何坚定真实的信念？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追问和思考中，引出了符号学VS新闻学的一系列话语。

[关键词]符号；符号学；新闻学

Abstract: Is news true? If every news event is expressed with symbols,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symbols themselves will restrict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ent. Symbols will give meaning to the event in a way that screens the event. But if news is not true, why the information we receive from the media can be the bases for our judgments and actions? When Semiotics meets Journalism, Semiotics tells us that symbols can screen the event, and what to say does not equals to what to be said. Truth, objectivity, neutralism，are alway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news, while every news is expressed with symbols. In the visual angle of Semiotics，how we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the words? In the visual angle of Journalism, how we stick to the faith to truth? Facing such a series of questions, I will introduce the situations of Semiotics versus Journalism.

Key Words: Symbols，Semiotics Journalism

一、符号学的想象力

对于符号学研究者来说，都会记得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 中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称之为符号学”。[2] 从符号学研究范畴看，它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字、图像、动作、音乐、物品，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仪式、或表演，在更大的范围理解，一个事件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后，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符号。因此，符号学的研究涉及到意义表达的一切领域。在大众传播日益发展和广泛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项目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的符号性和用各种符号建构意义的方方面面，已引起人们的充分注视。罗兰·巴尔特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还不敢肯定除了人类语言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具有某种广泛性的符号系统······所有的符号系统都与语言纠缠不清。[3]

1、索绪尔语言学的启示

（1）语言/言语（Langue/Parole）的对应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准则。语言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原则。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正是语言的原则性、社会性、集体性，才保证了言语活动的有效性。

言语是指人们所说的话。与语言相比，言语活动基本是个人选择和实践的结果。言语是根据语言规则形成的有差异的个人的表达。从历史上看言语先于语言存在。但是，今天我们却找不到不符合任何语言规则的言语。言语的多样性不能改变语言的规则，否则言语无法交流。而语言存在的合法性，要依赖言语的实践需要。

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言语在这个共同的“集体中”[4] 是指人们的语言实践——所说的话。言语本身却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它的表现总是个人的和暂时的，[5] 没有“集体”的东西，因此它的整体活动没有办法认识。言语的个人性和语言的集体性使它们必须分开两路走。

这样，二者通过区别和归附关系阐明一切。索绪尔的研究就是对这种语言关系的创造性的陈述。

（2）能指/所指（signifier/ signified）

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又是强制的。

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非自然的，是可以改变的。把语言结构拆分成两个部分思考，首先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能指—声音、形象部分与所指是不同的。那么，谁最初规定了这种对应关系？其二，既然一开始的对应就是约定俗成的，那么，改变关系是可能的了？谁又有权力改变呢？索绪尔的结论是个人无法改变，改变是在集体约定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个结论势必吸引我们对语言的成规如何形成，个人如何在成规下进行语言实践产生浓厚兴趣。

（3）组合/联想（syntagme/associations） [6]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组合/联想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展开的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组合构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征为基础的关系。在话语中，一个词语和一个词语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意义就产生于言语的链条之中。每一个词语是在与排列在前、或者排列在后的两个词语相对立，才获得意义价值的。例如：“如果不下雨，我们就去游泳”。“爱是需要珍惜的”等符号构成的句子被拆解开放在字典中，变成“如果”、“不”、“下雨”、“我们”、“游泳”等单个的词语，它们就没有句子表达的意义了。

另外，在具体话语之外，许多词语都可以归放到和自己有某种共同点的一类词中。如教师这个词与“老师”、“先生”等联系起来。这种联想的关系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有共同点的词语不是以句子的长度为支柱的，它们属于每个人内部的语言词典。

2、罗兰·巴尔特 [7]的符号“神话”说

和语言符号一样，任何一个符号都包括了能指/所指两个部分。罗兰·巴尔特从意义建构过程将两个部分分成了表达层面（plan d’expression, E）和内容层面(plan de contenu, C)，有时候这一对概念也可以用直接意指/含蓄意指替代。意指行为（R）相当于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用ERC表示。这种表达被制成下列表：

这个表说明当我们进入使用符号的实践过程后，有一些符号早已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对应的关系（能指E1+所指C1=能指C2），例如，在各种字典或者词典中一个字或者词语具有的基本意思（本意，延伸意等）。在进入第二层表意活动后，符号学研究不是要对这些已经形成的原始对应关系采取拆解工作，当它发现了原始对应关系建立的规则后，告诉我们今天在使用的符号大部分已经不在原始对应的关系中心，它们已经离开中心很远的距离。有些词还保留回去的路，有些已经对过去的样子模糊不认了（能指E2+所指C2）。不论它们现在是哪一种，它们又都可能成为新的对应关系建立的原始基础。依次继续，不会完结。

（1）意指功能（the signification）

意指是研究能指/所指的关系模式。也是以整体的方式看待能指与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模式主要有3个层次。

A 直接意指（Denotation）

能指同时既是意义又是形式。在形式方面它是空洞的，在意义方面它又是充实的。因为空洞，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有偶然性，是约定俗成的。所谓充实，是说它提供一种阅读方式和感觉方面的现实。当我们识字的时候，它在我们的认识中一直是充实的。因为在我们认识它之前，所指已经把意义延置到能指上。或者说外延的关系已经确立。如照片，通过把所指的外在形象延置到相纸上，这张照片与被摄者的基本关系确立。在这个层次，能指本身的价值首先是具备足够的合理性（文字符号中树具备的“木本植物的总称”这一意义也由于集体的约定俗成而合理化。）。其次，它提供了知识、记忆，还有事实、理念、相对秩序等。[8] 而当它成为一个固定形式时，又自我掏空，变得赤贫。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赤贫的形式具有了继续被操纵的可能，需要意指作用发生，重新填满意义。当最初的意义大举后退以后，意指的作用发生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第二个层次上，即能指E2+所指C2。

B 含蓄意指（Connotation）

罗兰·巴尔特强调符号构成的一个基本的要点：形式—能指并未完全吞食它的意义，只是使意义贫乏化。在第一个层面上建立的意义在第二个层次失去了一些价值却保持着被激活的生命元素，为接纳新的意义做准备。对形式而言，意义总是在历史的瞬间保留过，在快速的更迭中被部分移植。在含蓄意指层次上，符号意义的产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所致。即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第一个关系确定后，以第一层符号外延的意义为基础，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构成另一个所指。这种附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没有限制的。

C 主体间的互动

了解主体间的互动首先需要了解“主体间性”（Intersub jectivity）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心灵，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的），某物的存在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就是主体间的。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一个心灵不仅能够体验到其他心灵的存在，而且包含着与其他心灵沟通的意向。

巴尔特分析使用符号的双方——指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彼此可进入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可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证实。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相同相息的程度大。巴尔特认为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在本质上并不是因人而宜，他们首先是臣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影响的意识。不论是制码，还是解码，都可以意识“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因为，所有的感知都是针对符号而发的，符号的意义在认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后，进入解读过程。解读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心灵彼此进入，然后获得“共享世界”。

这一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有人称作“意志共通感”）为同一文化群体成员所有，因为这个世界的主体间性“对于许多个体来说是共有的，因此其本身就包含着主体性”，[9] 使我们对许多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产生一致的领会。这种“共同性和共享性”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时势的产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或当下的社会里，成为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员共同感受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中被认可的。因此，它也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确认的前提，它允许同一群体每个成员认识的深浅差别和感知的前后。所以，相互的共同性深受文化的左右，也是文化影响群体所有成员的路径，而文化的成员属性也由此产生。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共享既是一个获得意义的过程，因为意义既不是传播者也不是接受者一方的财产，也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意义不是早已存在于所指之中的，意义在收听或观看的实践中出现。另外，不同文化背景成员间的符号交流也有许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历史的，可以发生变化，有时候变化会在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只是表面难以察觉罢了。

（2）符号的“神话”性

“神话是一种言谈”[10] ，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单位，无论是话语符号还是视觉符号，都是一种言谈。言谈是一种传播，是信息传播。任何言谈都不是自在之物，只是针对自在之物的说法。将言谈解释为神话，就是强调言谈不是一件物、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想法，而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 因此，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

巴尔特如此描述言谈被神话化的过程：当一个概念被赋予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形式—意义上时，它并不使已有的意义消失，它的功能是扭曲、扩张原有的意义；当神话赋予在第一个层面上的时候，神话掏空了第一层面的概念，只保留形式-能指，然后将神话置入其中，便构成了表达新的意义的符号。[11]

A 含蓄意指的再度植入

巴尔特认为任何一个符号的形式必须经常能够再度生根于意义之中。它必须能够藏在意义互换的现象中，继续意义与形式不间断的“捉迷藏的游戏”。在符号的神话性产生过程，其形式包含的直接意指的意义被驯服后，逐渐地退到远处，再度植入的意义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某种认识。它一旦被植入，就具有了意义，不过这个意义不是自然形成的。

巴尔特在分析一张法国国旗下敬礼的黑人军人照片时，详细而生动地解释了意义再度植入时发生的变化[12] ：

敬礼的黑人不是法国帝国的象征，他有太多的面，他展现了丰富、经验、随兴、天真等。但同时，这个展现被驯服，置于远处，几乎变得透明了（前面所言“赤贫化”。作者注）（再度置入意义后。作者语）他变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共谋者，法国的帝国气派·······当他是法国帝国的概念时，又再度与世界的整体性、法国的一般历史、他的殖民冒险史和他现有的困难相联系。

B 神话——文化意义的召回

读者在这个层面上看到的不是一位名叫查里·约翰逊的正在敬礼的黑人，而是法国的帝国性。帝国性一旦进入照片，便使照片神话化了。照片的写实性提供了法国帝国性进入的基本条件，帝国性一旦进入，写实性就会被弃绝。黑人查里·约翰逊已经符号化为一类人，同时也淡化了其直接意指的意义。这个符号与法国少数族群效忠法国的概念建立起对应关系。

另例，2003年世界爱滋病义演晚会的名字叫“466/64”，这个数字是南非前总统著名的世界人权领袖曼德拉被关在狱中牢房时的号码 [13]。这个号码在今天早已经和数字以及选取这个数字的原因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也不是数字顺序中的一个位置。“466/64”是曼德拉狱中生活的象征。曼德拉的监狱生活又是反对种族歧视的象征。反对种族歧视又是平等、和平的过程，作为过程又与这个号码沿用了26年有关。关爱爱滋病人体现的是人类世界的和平、仁爱的主题。这就是说“466/64”作为能指其所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所指的不断移入，使得能指中的直接意指意义淡出，越来越多的文化意指进入到“466/64”这个符号中。“466/64”也就与更多的所指建立了对应关系。

3 雅克布逊的“语义路线”

雅克布逊认为符号意义不论在哪个层面上运作，其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是隐喻和转喻 [14]。

雅克布逊认为交流主题（topic）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主题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连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的。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转喻中得到最集中体现。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

转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15]

当转喻的概念用在非言语的视觉符号上时，我们看到图像符号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自然构成的。一张玛丽莲·梦露的肖像促使我们接受，是因为二度空间的视觉表现足以代表三度空间的实体。同样，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些相对应的特点，地图和比例模型也可以用来代表原物。例如，电视中的视觉符号在第一层面的表意阶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毗连性关系，即符号和它所代表的实体之间是一种被技术建筑出来的部分相等，就是使用了转喻的手段，它将真实的世界的部分转移到电视画面中。

在第二层面的表意阶段，其含蓄性主要是隐喻功能起作用的结果。如，当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春节晚会出镜拜年的人物由各类娱乐明星换成科学家，或者科学家出现在屏幕上的次数已经超过歌星、影星时，表达的意义是科学家在社会中受到尊重的程度。在此，意义的移位现象是由一个社会价值的平面转移到表现频率的多少的平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隐喻建立的。

二、符号学VS新闻学

当符号学VS新闻学时，两者对话题的选择显得十分关键。关于符号学已经有较充足的篇幅进行阐述，新闻学的哪些构成要素与符号学有对话的价值呢？新闻学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选择了信息—事实、传播者与接受者三个话题构成“VS”的过程。

1、信息—事实

什么是事实？按照习惯的解释：事实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事情又被解释成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信息（消息）在信息论中是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受符号者事先不知道的。不论是事实还是信息，它们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存在着，这是我们的基本问题。按照上述解释，事实是客观存在着的，信息是通过符号被传送的。事实如何与我们发生关系？事实被你或他目睹，事实被言说。任何耳闻目睹，它只要出现在人的记忆中，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被保留，它也是被语言组织过的。事实在符号中，是指以书面或者口头、影像记录，它自然就是一种符号了。从这个意义讲，不存在不依附于符号的事实，信息也是如此。

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总是包含在另一个概念之中，也就是说解释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一个概念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一个事实的认定也是在另一种说法之中，事实也永远在被言说之中。

（1）真实性与神话性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符号能够表达的意义首先要获得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历史的、当下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对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的认可。我们每个人出生和成长过程已经有了语言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必须接受约定俗成的语言事实，因为语言不是个人的。因此，真实性也是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的，也需要以集体的认可为前提。但是“神话”何以成为“事实呢”？

A 神话的有效性

神话的有效性是通过两个方面支持的：

在第一个层面上符号（权且称它为基本符号，类似于词典中一个词的本意）的特定性和信息的准确性给予支持。当能指与所指在第一个层面上的对应关系确立后，在第二个层面上，基本符号又可以与第二个所指建立对应关系，组成新的符号。根据这个原则，符号可以在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建立新的关系。

以下三幅图片正好可以用来解释符号赋有意义的过程。

第一幅图：由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正撞向世贸中心大楼（“9·11”事件经典镜头）。这个镜头在第一时间播放时，新闻价值是最突出的，它传达的主要信息是由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正撞向世贸中心的大楼。这个镜头被新闻报道语境召唤的信息元素有：时间——2001年9月11日；地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事件——一架飞机（图1是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的情形）正向世贸中心大楼撞去；原因-不明。

第二幅图：在倒塌的废墟上竖着两根光柱，图中有自由女神像、美国国旗和象征和平的美国儿童（这是一幅画）。用两根光柱替代不存在的高达427米有110层的世贸中心大楼。光柱与“9·11”具体事件的直接关系再连接自由女神像、美国儿童，表达了人们对两座被撞毁的大楼的怀念，也表达着美国人对恐怖行为的一种挑战和谴责。如果说两个光柱已经不是新闻意义上的真实，那么就意味着它是“符号（ERC）”，这个符号作为新的“能指E2”与“所指C2）”相遇，又构成一个新的能指—符号。

第三幅图：用数字9、11、01构成。其中数字“11”高耸其中，用美术手法处理后，成两幢大楼的形状。图3已经让图1、图2的意义进入到自身，图3从真实性讲已经离开图1很远了。图3完全是一个象征符号，一个用于纪念的标志。

从图1的直观（记录）到图2的记忆，再到图3的表征，非常巧合地可以用来说明巴尔特关于意指行为过程的解释。当然，恐怖分子选择世贸中心作为轰炸目标，也是因为世贸中心是美国的一个象征，轰炸世贸中心就是对美国的恐怖行为。这一个镜头—能指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恐怖”意义占据，甚至像历史一样占据。在纪念“9、11”一周年，两周年，一直延续下去，这个镜头中冒烟的世贸中心大楼永远成为象征（图1），不再只是一座建筑的影像。因为它可以被放在其他的图片中成为构成另外意义的一个元素。甚至被模仿、改变，这种所指的转移恰恰是任意性与成规性导致。它告诉我们，任何被视为自然的象征符号，是有历史积累和文化积累的，而且也是多变的。

今天，也许在今后无数个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接受它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照片传送的信息，恰恰相反，我们已经不在乎它作为事件的时效价值和真实价值。因为它一旦被记录并且公示过，它就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永远可以被第二层、第三层表意占据的符号，这个过程回应了罗兰·巴特关于意义生成两个层次的解释。我们看到符号是这样在“事实”（我们可以暂且把符号规则的某些原始意义看作是事实，如时间、地点等）的基础上占据其他意义的：有一些符号早已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对应的关系（能指E1 +所指C1），例如，在各种字典或者词典中一个字或者词语具有的基本意思（本意，延伸意等）。这种占据使符号在进入第二层表意活动时有了合法性。

符号学研究不是要对这些已经形成的原始对应关系采取拆解工作，当它发现了原始对应关系建立的规则后，告诉我们今天在使用的符号大部分已经不在原始对应的关系中心，它们已经离开中心很远的距离。有些词还保留过去的痕迹，有些已经对过去的样子模糊不认了。不论它们现在是哪一种，它们又可能成为新的对应关系建立的原始基础。依次继续，不会完结。如果把新闻事件当作一个符号的话，这个符号在占据了新闻的五个W之后，它就可以再生成许多意义来。意义越多，离开中心也就越远。

第二个层面上符号与使用者的文化需要的契合程度，靠我们对一种概念的认可程度给予支持。这种契合决定了神话能够与外在真实（相象）相沟通，并且同时给与“真实”以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这正是概念自然化为神话的基本功能。在语言的原始表达中，因果关系是顺其自然的关系——类似“因为大旱少雨，西瓜价格上涨”的逻辑关系。在符号学——神话的层面上，因果关系是构造的结果。例如一张表现法国帝国性的黑人查里·约翰逊的照片。

符号作为神话的有效性在于它利用话语规则取得对某个事件的合法性表述后，只要符合不断地将新的意义植入的符号产生的逻辑就可以了。

B 真实性遵循的规则

总结以上新闻图像神话化过程的细节，我们看到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在符号学的视野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经确认的规则性的话语中信息可以被检验。例如新闻的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这里的事情应该是指事情的类型，如天灾、人祸等都是可以被验明的，验明的规则又是大家认可的）、原因（同样可以通过调查用证据说明）。二是人们认可的语言本身具有的“转换”特征。如果在语言的第一个层面上（直接意指）人们已经达到了某种共识的话，在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含蓄意指）被人们视为深度理解。当然这种深度理解必须具备合理性与逻辑性。这种深度常常被用来作为可以共享的思想，或者当下受用，或者延续下去成为历史的共识，沉淀在文化的海洋里。在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中，我们看到当下共享的和沉淀在历史中的意义，不是一种单纯的最美好和最崇高的，它也包含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渗透过程，包括个人的偏见和企图。我们举例子分析个人好恶与媒介偏好如何操纵话语的倾向。

例：关于美国7岁女童杰西卡驾机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新闻报道。

1996年4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美国广播公司先后报道了美国女神童杰西卡英雄般的创举。杰西卡驾驶一架单引擎的飞机从加州的哈夫蒙贝机场起飞。她还计划横穿美国大陆，成为世界上架机横跨美国东西海岸年龄最小的飞行员。当时许多观众都在所在地通过电视节目看到这位小英雄，并且十分关注她的全部飞行计划实施情况。如果从媒介的传播效果看，关于杰西卡的报道是成功的，杰西卡事件是典型的体现媒介偏好的事件。只有在飞机失事后，媒介才开始反思对这个事件报道的初衷。美国《飞机》杂志总编说：如果没有媒介的哄吵，类似这样的飞行就不会有，联邦民航允许孩子驾驶飞机只是为了促进教学，并非鼓励冒险，而且少年飞行员也要满16周岁才能获得驾驶执照。他批评媒介是造成杰西卡死亡的帮凶。美国广播公司《晚间热线》节目主持人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我们的确对此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在录制关于杰西卡飞机失事的节目，因为这是当晚收视率最高的节目。[16]

从上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符号学的视野中，事件的真实只能在被描述中表现，只能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中体现。描述所用符号的非透明性就注定了“描述的”不等于“真实的”，但是它可能具备真实性。因为存在一个未被描述的事实，描述之间互相验证（例如五个W是否相同）后，其相同部分证明了这种存在，这也成了获得真实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新闻传播在符号学视野中不提及真实的问题，它只关注符号中能指与所指是如何建立起对应关系的。

（2）新闻文本的隐喻与转喻模式

我们已经在雅格布森关于隐喻与转喻的论述中获得共识，这一对概念不是只涉及到特殊的、个别的修辞方式。媒介在传播活动中建构任何的意义都离不开隐喻与转喻的方式。这就使得它们从遣词造句的文本中走出来，成为社会叙事这个大文本所有意义彼此相连接、相对应的主要方式。因此，隐喻或者转喻本身的功能也从纯粹的修辞功能转变成具有使个别意义加入到另外意义中，不断系统化，融贯一体的功能。这种复杂功能的具备，又可以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考查。任何隐喻都在构思过程中完成，构思主要是一种认知过程和思考方式。因此，隐喻也意味着一种思考方式。转喻在社会大文本中主要起到连接上下文的作用。

A 隐喻的框架作用[17]

台湾学者把隐喻看作是认知历程和构思方式 [18]，指出新闻报道里的概念和故事有丰富的隐喻，这种隐喻有系统性和融贯性。新闻报道中的新隐喻提供新的选择材料的角度和观察的方式。例如，在中国大陆关于反腐倡廉活动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针对偷工减料不符合工程设计标准要求的建设项目——桥梁、防洪大堤、住宅、公共设施等，用“豆腐渣工程”来隐喻。“豆腐渣”在我们已经有的概念中是指制作豆浆剩下的渣滓，因此它也因为归入“渣滓”类而被作为可以遗弃之物。其次，“豆腐渣”完全松散，无法成型，不堪一击。“豆腐渣”一词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隐喻没有价值之物，或者不可靠之物。再来看关于工程的概念：工程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且复杂的设备进行的工作，如水利工程、机械工程等。[19] 因此“豆腐渣工程”所隐喻的主要是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不合格建设项目。在《人民网》刊登的关于“湖南衡东‘豆腐渣’工程黑幕曝光”报道中 [20]，有如下关键内涵与“豆腐渣工程”相对应：

投资数额大（ 投资上亿元的——衡东大源渡水利水电工程投资上亿万）

项目来源与政府有关（衡东大源渡水利水电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

项目承包涉及到政府官员的行贿受贿

承包公司非法经营

损失大（“豆腐渣”工程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0多万。 ）

处理严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庄湘吉团伙成员作出刑事判决：和庄湘吉团进行权钱交易，为其提供保护的衡东县其他25名党政干部也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衡东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也被调离原职。 ）

这些内涵构成的隐喻的框架作用类似一个取景框，它带出社会的政治智慧、生活判断和新闻故事情节的特点和思考方式，也为新闻报道提供了重新框架关于披露官员腐败行为的新闻报道的隐喻空间。

从政治智慧看，“豆腐渣工程”这个隐喻既是创新，又承袭了旧有的传统。创新在于将“豆腐渣”与“工程”放在一起构成一个隐喻，“豆腐渣”物质结构的松散和工程的复杂性放在一起，产生触目惊心的效果。承袭是指它与我们生活中已有关于“豆腐渣”的概念和这个概念包含的价值诉求、感觉经验结合起来，直接、明白地揭露了类似工程的腐败性。使公众很容易地接受这个隐喻。使它在反腐倡廉的政治改革中，很快成为揭示腐败官员非法行为的有效概念，这种隐喻一旦与腐败工程的对应关系建立起来后，对于政府政治改革反对腐败形成有力的支持。

“豆腐渣工程”这个隐喻为新闻报道提供的隐喻空间包括了“政绩工程”、“指标工程”、“泡沫工程”、“烂尾楼”等。例如，一则关于“政绩工程”泡沫现象分析的新闻列数了政绩工程的特点 [21]：

买官、卖官有价有市；透支地方财力、物力，策划“形象工程”；虚报发展数字，计委与“一把手”讨价还价；以地生财成为官员、商人非法谋财的捷径。

类似的隐喻也会扣连出一群相关的语汇，这些语汇形成的网又可以与任何一个类似事件建立对应关系。

B 隐喻的意识形态性

笔者曾经对大陆和香港电视广告创意中隐喻方式进行了文化分析，探讨两地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在两地广告中，隐喻方式应用的区别，展开了意识形态差异对隐喻过程的影响面。[22]

研究选取了一则广告进行对比分析，广告的主要画面是：

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画面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

在这则广告中，作者用人们见到女鬼会受到惊吓的效果隐喻手机跌价将会带给消费者的惊讶程度。实际上告诉消费者手机低价是不可思议的。 [23]

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隐喻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被否定。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文革”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臭名昭著。在公开的场合中装神弄鬼是没有“市场”的。经过了对“鬼”形象的口诛笔伐后，在公开场合人们对鬼的认识是一致的，完全负面化了。在通过正面的渠道组合一个完整意义时，“鬼”不可能有出现的机会。

以上隐喻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它与“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风格不谋而合”。[24] 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不管对应物是什么？也就是在寻找对应物时没有政治意识的限制，只要能够强烈刺激观众就行。所以在香港的电视广告中“以邪压正”的例子也时常出现。

在大陆，即使是广告中的角色也不可能由一个在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面角色来担任。人们潜意识地会排除以反面人物或者事情为中心点建立与他人或物的对应关系。例如用女鬼来对应削价的程度等。

2、编码者与生产性文本

信息与物质材料不同，信息在编码或者解码的过程中不断生产着意义。了解意义的生产过程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分析了编码者与解码者在“生产性文本”中生产意义的过程

霍尔首先对传统传播学研究关于传播的概念化解释进行批评，指出：传统传播学关于传播由发送者/信息/接受者构成的线形特征，只是在信息交流层面上的认识。霍尔认为传播模式是“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的模式 [25]。这个结构由几个环节组成：在生产/流通环节，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符号又是根据语言规则构成，最终“产品”的形式就是话语形式，话语在传播通道中流动。

（1）编码的形式中包含的意义

编码形式的意义是由媒介制度、媒介知识（生产程序、技术支持、职业的观念、文化背景、媒介定位、设想和预期效果、有关观众/读者的期待）等建构起来的。因此，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话语中的意义不是完全通过话语一对一地再现“真实”，而是依据真实的关系和条件用语言准确表述后而获得的产品。对于解码者而言，他通过媒介所接受的永远是被言说的事件—意义。解码者首先接受“阅听形式”或者“阅读形式”，根据符号约定俗成之规则获取其中的意义。虽然解码者不是语言记录仪，他自己的解码环境对符号承载意义做第二次建构。但是第二次建构与第一次建构仍然有一致之处，即他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符号。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传播有效性的基本保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在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许多符号的内涵部分呈现较大的差异呢。霍尔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符号似乎获得了全部的意识形态价值，似乎可以自由、清楚地表达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意义。因此，在其“联想”意义的层面上讲，意义和联想的流动性完全被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利用。

霍尔一方面肯定了符号的外延相对内涵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这种确定性由于人们幼年就可以通过学习得到，因此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似乎就是“天生的一对”，这种关系已经被“自然化”了。[26] 但是，霍尔也看到符号的内涵层次更具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导致的多义恰恰又是解码过程出现差异的事实。差异并不完全是自由表达，而是多重的被利用。

从流通角度看，当生产建构起“意义”时，流通就从这里开始。信息的传播效果在于解码者接触到这些针对他们而来的信息后，是否能够如其（传播者）所愿的接受意义。因此，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信息/意义都是符码化的，也就是说语言形式“占主导地位”。一个事件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经过了报纸话语的“阅读形式”符号化，在电视中播放，经过电视话语的“阅听形式”符号化，可以依次类推到其他媒介。阅读形式是不同媒介的语言形式。任何事件—现实都在话语（媒介话语）[27] 之外，我们所能知道的和所说的一切不得不在话语中通过话语产生。媒介不同，符号形式不同，也形成意义的差异。如，当一张一岁儿童的照片出现在家庭照相簿中，他/她是一个有具体姓名和身份背景的人——某人的孩子，籍贯，出生地，还有国籍；当这张照片出现在“如何培养健康儿童”主题展览中，他/她是代表健康儿童；在有关儿童营养米粉广告中出现，他/她是吃了营养米粉的儿童代表。符号的选择也包括了话题设置、事件选取、人物的知名度、社会的关注度等。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建立在已经符号化（巴尔特所言意义生成的第二层次的符号。）的各种意义与符号化的文化的深层意义相互交叉的地方，交叉地还活跃着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控制，也有“对支配和控制功能的反抗，以及反抗产生快感的过程”。每一个交叉点产生的意义都是可能成为附加于一个能指的所指（意义延异）。

（2）编码形式受制于“主导文化秩序”

联想意义与能指建构起新的关系首先受到“主导文化秩序”的限制。任何一种文化/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封闭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恰恰是特色保存之地），其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秩序要“强行”推行到所有处在其中的每个人身上。所谓“强行”可以理解为必须推行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其秩序的维持。也可以理解为隐蔽地使每一种话语事件就范的力量的存在（尤其是面向社会的话语）；其二，建构起“主导性话语结构”。社会生活领域的划分实际上也是不同话语领域的划分，各个话语领域安排组合主导意义或者选中的意义进入其中。因此，在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件只有被选中进入话语领域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尽管媒介从它的生产逻辑看，应该是组织各种意义进入其领域的，但是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和商业性往往使它在此方面的所作所为包含着轻重缓急，体现其利益的意义总是在优先考虑之列。这种被优先考虑的意义在编码过程中支配其他意义，或者让其他意义服从于它。这种优先的意义总是以因为“有意义——代表了媒介的利益”而被选中。对于“选中”的过程霍尔有细致合理的描述：[28]

······其内涵层次虽然也是固定的，但更为开放，服从于利用其多义价值的更为活跃的转换······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域，等级分明地被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我们说“主导的”，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

被“被挑选出来解读”方案和由方案选中的意义既“镶嵌”进整个社会秩序，又“显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实践 信仰”系统，也在强调解读方案是对每一次解读实践的限制，是对具体事件从头至尾的支配：选择、解读、形成认识。

3、解码的“生产”意义

用“生产性文本”的观念理解“解码”与新闻学关于新闻传播的效果研究的根本区别是：前者关注解码者何以做出如此反映，后者在意解码者做出了什么反映。在前者的立场上，解码被视为“将符号放在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29] 的主观能力。后者把解码者放在“获得信息与知识的”接受者位置上。传统传播学提供了“选择性感知”的思路，但是，这种思路认定的可以不断提高甚至达到“完全清晰的传播”（只要不断地进行实证调查，如发现解码者回忆起多少条消息，就可以据此找出增强理解度的有效办法，再次实施）的目标本身，总是在面对“意义被扭曲般地解读”的传播现实时遭到质疑。因此，即使是通过实证获得的结果必然是被“扭曲”后的结果，主要的是这种结果“隐瞒”了扭曲的存在。因此，不存在“完全清晰的传播”。

在符号学看来，解码与编码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自己的存在条件与后者大相径庭。有效传播必须包括编码的时候与解码的时候建立某种互换关系，即编码过程建构某些界限和参数，解码是在这些参数和界限中发生的。这一点保证了传播交流的实现。解码是在限制——接受限制/中断限制——生产意义（最后的环节也是传播的出发点）过程中完成的。霍尔假设了解码的三种地位：主导——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 ）、协调的地位（negotiated code）、对抗的地位。从话语的层面理解这三种地位，本文将其分成主导性话语、协调性话语和对抗性话语。

（1）主导性话语建构了信息秩序

信息秩序包括信息、编码与解码。从表面看，解码者直接接触媒介并从中获得内涵的意义。他们遵照信息编码的规则解码，以达到“完全明晰传播”的理想状态。

事实上，任何传播首先进入主导性话语结构。职业传播者面对的各种信息已经是被社会“主导性话语结构”选中的信息，是这种话语霸权的产物。就是说这些信息先有被选中的地位，然后才被选中。传播者要将这些信息传送出去，只需要使它们符合职业对信息符号的要求，即进入“职业性话语结构”中。这种“职业性话语结构”被霍尔称作“职业符号”——职业要求、技术特性和实践标准，它相对于“主导性话语结构”有一定的独立性。

虽然，信息变成职业性符号是对原符号的转换，但是，它没有逃离“主导性话语结构”的控制，只是从职业传播的需要上对体现主导性话语霸权的信息进行的转换。这种转换只是对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意义的一种再生产，并没有新的意义出现。以电视访谈节目嘉宾选择为例的分析，使我们看到职业选择的背景。所谓嘉宾一般是社会中的精英（例如，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我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各种军事专家。），他们的精英身份既与主导性话语结构相关，又有共同的利益。

由于“主导性话语结构”与“职业性话语结构”之间有差别，强调媒介的独立性使人们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忽略主导性话语结构的存在。通过下图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主导性话语结构对解码者的影响以及最终对信息的影响过程：

由于编码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新闻传播的信息环境始终是主导性话语控制的环境。编码置于解码之前的顺序也规定了解码对编码的依赖。所以任何的解码首先是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进行的，他的生产也是对这种话语的延伸。

（2）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的协调性话语

解码者既与媒介有长时期的接触，又与社会主导性话语结构发生关系，因此，他们对什么是主导性结构中的话语，什么是职业性结构中的话语是清楚的。在具有霸权性质的主导性话语结构中，“事件或含蓄或明显地与宏大的总体化、与宏大组合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他们对各种问题采取‘夸大的观点’，他们将事件与‘民族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学相联系······”[30] 。因此，霍尔指出主导性话语结构能够保持主导位置有两个方面的支持：1）它用自己的语言界定可能产生意义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文化中各种关系的完整层面；2）它带有合法的印记。它与社会的关系被看作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在协调的位置上，解码本身即有相融的意愿，又有相对抗情绪。它认可在宏大意义生成方面的合法性，又会在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所属利益群体以及个人价值取向制定的一些规则与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一致起来。这种使主导界定在“部分——有限、群体地位”后，通过它继续维持各种话语和权力逻辑有差别、不平等的关系的现象，在宏大意义生成方面，产生血缘、地缘和文化的一致性并且相融的动力。在群体或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方面，对抗情绪因为群体和个人利益的暂时或者较长期不被重视而滋生，又因为主导性话语结构的界定获得一致。

（3）主导性话语结构接纳对抗性话语

解码者总以为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主导性话语，并且能够将它们放置在自己选择的参照框架内重组话语结构。例如，当他们收看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时，当听到美国维和部队进驻巴格达市区的消息时，会把维和部队解读成侵略。在关于提高物价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说法中，他们把国家利益解读成特权阶层利益。在这个层面大众暂时获得胜利，他们把主导性话语结构提供的信息作为建构新话语结构的资料，形成对抗性话语。

霍尔肯定了大众对抗式的解码过程，他认为大众解码式的对抗力量势必要求任何的编码过程去了解对抗的意义，并在适当的地方做出一定的妥协。与第二种协调式解码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是编码者向解码者寻求共同性。但是，对抗性话语的存在并无力彻底改变主导性话语的地位，对抗性话语永远是主导性话语的“对面”，不是“第一面”。因此，即使对抗，也期待着被主导性话语的接纳。

以上三种假想的解码地位在现实情形中，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对抗的力量和坚持的时间总会在协调中失去，协调在吸收了对抗性话语后，也会将其纳入主导性话语结构。

三、符号学VS新闻学的终结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揭示了语言的非自然状态，即语言相对于所言之事不是一对一的透明状。语言自成体系，虽然我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言说中看到语言的存在，但是由于语言所表述的事件（或着叫做言说之事）的凸现，很难将语言看作独立的部分，甚至忽视语言的独立性。不过，语言本身没有因为我们的忽略而削弱了自己规范言说的力量。事实恰恰相反，语言不是事件贴身的、透明的服装 [31]。语言给所有被言说事件一个表达的同时，也使这些事件臣服于语言的规则之中。如果说一切意义都是某个范式策划的结果，那么，新闻事件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被说，而不是它的发生。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的意义。

因为我们所说的事件只能在语言中被阅读，即使是直接阅读事件，也有语言的先在才使事件成其为事件。[32] 从这个意义讲，事件没有语言就无法组成（事件就是语言表述结果）。语言的可操作首先使语言与事件的原本状态开来。其次，使语言有了建构一切事件的权力（不是没有事件就没有语言，而是没有语言就没有事件）。

罗兰·巴尔特的文化符号研究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巴尔特关于符号的神话性的研究，继续坚持了语言的非自然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揭示出语言非自然性的规律。[33]

雅格布森是从诗学研究的立场出发讨论语言的意义。他认为诗学即语言学。正是在对诗何以成为诗的回答中，我们再次看到语言的独立性和可操作性。诗之所以是诗就是因为他有了关于诗的所有要素：讲究平仄、押韵、对仗等。例如，杜甫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所以是诗，因为它符合诗的规则要求。如果根据其意义用非诗歌的语言表达，就不是诗了。例如：看不到边的树正在往下落叶，从遥远不见尽头的地方长江水滚滚流过来。我们轻而易举地根据诗的规则说：这不是诗。这些研究更进一步证明了诗的非遮蔽性-非透明性。这些来自对诗歌语言符号的分析，为符号的非自然性存在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在已有的众多关于新闻符号的研究中，符号只是被放在的意义生成的第一个层次被言说，即使在第一个层次，符号的约定俗成原则也被忽略。因此符号在使用符号者手中强调成了“透明”的载体，符号与被符号承载的意义之间完全打通了，使用者便在这里给自己一个合法性确认。同时，也排斥人们对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的遮蔽性和遮蔽的合理性的质疑。

符号学VS新闻学之后，新闻学看到自己研究的一种局限。如果新闻学将符号学的思考导入自己的研究视域，那么，新闻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将被重新确认，例如本文一再提及到的新闻学为新闻确认的基本原则。如果新闻学延续自己的研究范畴，那么，符号学将从自己的批评立场出发，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的研究。这样一来，新闻学成为新闻知识学，即新闻是什么。新闻符号学将成为对新闻知识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它提供关于新闻的另一种知识，回答新闻何以是这样的问题。

不论从符号学的哪个角度思考新闻学的问题，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都是一种神话，一种理想。符号学不会在揭示符号的神话性的同时，又去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所以，符号学是对新闻是什么的解构。

[1] 索绪尔是本世纪最出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学生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年，根据学生们的课堂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以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的。1916年第一版在法国巴黎出版。

[2] 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38页。

[3] 罗兰·巴尔特著，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 1999年6月版，第2-4页。

[4] 索绪尔用如下方式表示语言的存在公式：1+1+1+······=1（集体模型）。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1页。

[5] 索绪尔用如下方式表示言语的存在公式：1+1’+1’’+’’’······ 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2页。

[6] 也有学者将这一对概念解释成组合/聚合。用轴线表示两者的关系：横向是组合，纵向是聚合。

[7] 法国符号学家。主要贡献在于文化符号学研究。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成功地运用到文化符号研究方面，并且有进一步发展。影响到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

[8]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9] 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3，b（格兰-多培尔译）1975年，第219页。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519页。

[10]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224页。

[11]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12]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3] 曼德拉曾经被关押在南非罗本岛监狱5号牢房长达26年。牢房门外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到：曼德拉/466/64。意思是曼德拉是1964年进入罗本岛的第466号囚犯。

[14]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转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参阅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页

[15] 参阅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页。

[16] 参阅李岩著：《大众传播的异化现象》，《新华文摘》1998年第1期，第145-148页。

[17] 隐喻是建立一类事物与另一类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方式，隐喻的框架作用是指通过取舍性的构思，编织出可以将一类事物放在其中被解读的意义网，也可以看作是构思一类事物与意义网的对应关系的过程。

[18] 邓育仁，孙式文著：《隐喻框架：台湾政治新闻里的路途隐喻》，《新闻学研究》2001年·67第87-90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376页。

[20] 《人民网》2001年8月06日， 引自“央视国际”。

[21] 王巧丽著：《安徽阜阳“政绩工程”的泡沫》，《作家文摘》2003年第696 期第1版。

[22] 参阅李岩著：《从电视广告创意看大陆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3] 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

[24] 参阅李岩著：《从电视广告创意看大陆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5]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载于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45-358页。

[26] 在一个文化群体中，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自然化”，在另一个文化群体中就不同。例如，红色在中国的民俗中与节庆与喜事联系，在西方文化中则不同。“红灯区”另有所指，它是色情业所在之处。

[27] 此处媒介话语强调具体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事件的存在方式至少有两种：一个事件或者意义在成为媒介话语之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即以自然方式存在，没有被言说；已经被言说的存在。媒介的信息源有直接来自事件的自然状态的，也有来自言说的。言说之事成为再次被言说的资料。

[28]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3-354页。

[29]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5-357页。

[30]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7页。

[31] 芭蕾舞男性演员演出时总是穿着这种透明的、贴身的舞蹈服。

[32] 事件的基本元素是在言说中被确定的，语言给这些元素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声音-符号。例如：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等。

[33] 符号的非自然性是索绪尔语言的非自然性观点的继续。在巴尔特这里强调非自然性的目的是强调语言的文化性。即语言的言说意义功能不是来自自然的赋予，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俗、现实需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