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矛盾的主要危害

一定的利益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一旦利益矛盾突破了社会治理的“界点”，必然对社会的发展带来隐患，甚至直接阻碍社会的进步。中央与地方、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并非转型期中国所特有，在主权国家治理中，都可能遭遇。但是，转型期中国的这些矛盾，具有中国式甄维，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大。本文重点从转型期社会利益矛盾对中央权威、对共同富裕、对资源利用、对生态环境、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利益矛盾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危害。

一、利益矛盾损害中央政府权威

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权威作为主权的体现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央政府部门依法做出的决定在地方得不到落实，必然对甚至整个社会得以维系运转的法治权威提出严峻的挑战。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客观需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现代化，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打破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传统观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克服导致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和矛盾，把社会现代化运动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程序性轨道。这就必须要有中央的权威，否则，必然带来发展的缓慢、动荡甚至内乱。印度的经济学家曾说，中国经济能够比印度发展快，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地方官员拥权自重，不断挑战中央的权威，把中央政令当作一纸空文，势必使整个国家管理失去规范，改革的各项政策就难以落实，就可能使改革半途而废或者发生质变。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要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基本前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配置。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不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投入，更重要的是对要素流动的高度阻碍和市场的人为分割，使产业做强做大所亟需的要素积聚难以在更大范围实现，技术升级困难，高度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看，西方国家中央政府都是有意识地强化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能力，并在收入公平分配、社会保障、提供公共财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880年，西方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一般都在10％左右，如德国为10％、英国为10％、美国为8％、瑞典为6％；1985年，德国变为47％、英国为48％、美国为37％、瑞典为65％。1900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的34％，到1985年却提高到了58.5％。

二、利益矛盾影响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区域利益矛盾的恶化，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既影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也影响发展的成果共享。

一是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总量上分析，198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是50%、30%、20%。2004年变成58.5%、24.7%、16.8%，发展差别拉大。从增长速度分析，1981-1988年期间，西部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3%和10.77%，分别是同期东部年均增长率11.80%的92%和91％。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三大地带经济增长速度均大幅度下降，其中中部下降最大，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48%，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西部增长率为6.11%,略高于东部地区。但在治理整顿结束后，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大幅度地高于中、西部，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格局（表：3－3）。

表3－3：三大地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比较

年份		1979－1980	1981－1988	1989－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东部	年均增长率 相对增长率	4.64 1.00	11.80 1.00	5.76 1.00	19.23 1.00	19.23 1.00	16.40 1.00	13.99 1.00
中部	年均增长率 相对增长率	5.53 1.19	10.83 0.92	3.48 0.60	13.37 0.70	13.37 0.70	13.52 0.82	12.51 0.89
西部	年均增长率 相对增长率	5.00 1.08	10.77 0.91	6.11 1.06	10.74 0.56	10.74 0.56	10.46 0.64	9.87 0.71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和«中国统计年鉴» (1977－1995)的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从人均GDP分析，1980年，东部与中部的差别是1.51∶1，2002年是2.1∶1。东部与西部1980年是1.91∶1，2002年是2.61∶1。目前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30%，但人均GDP仅占东部的40%（

表：3－4）。日本最富的东京地区与最不发达的北海道地区的差距仅为1：0.7，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以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

表3－4：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数比较 单位：人民币元

年份 地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东部地区	2236	7247	11334
中部地区	1338	3708	5982
西部地区	1157	3044	4687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总值为1，东、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如（表3－5）所示，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差额比1990年扩大了4.96倍（2000年是1990年的5.96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值差额多大了5.16倍（2000年是1990年的6.16倍）。

表：3－5 东、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较（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

年份 地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东部地区	1．93	2．38	2．42
中部地区	1．16	1．22	1．28
西部地区	1	1	1

表：3－6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东部的绝对值差额 单位：人民币元

年份 地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中部地区	1338	3708	5982
西部地区	1157	3044	4687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表3－7：1997年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剃度差异

比较项目	东部	中部	西部
人均GDP(元) 地均GDP(万元/平方公里) 人均工业产值(万元) 地均工业产值(万元/平方公里) 人均进出口产值(美元) 地均进出口产值(万美元/平方公里) 人均实际使用外资(美元) 地均实际使用外资(万美元/平方公里)	8 844.0 3 445.0 3 789.7 1 476.4 393.0 230.3 31.0 31.0	4 951.0 769.0 1 853.0 283.3 40.0 6.2 12.0 1.8	3 810.0 199.0 1342.1 68.3 34.0 1.8 6.0 0.3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7年各项具有代表性相对经济数据的东中西比值：人均GDP为1：0.53：0.43，地均GDP为1：0.22：0.05；人均工业产值为1：0.49：0.35，地均工业产值为1：0.19：0.05；人均进出口产值为1：0.10：0.09，地均进出口产值为1：0.03：0.01；人均实际使用外资为1：0.15：0.07，地均实际使用外资为1：0.06:：0.01。

省际差距更为惊人，如浙江与贵州相比，人均GDP的差距由1991年的2.70：1扩大到2002年的5.3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年广东、浙江分别达1.1万元和1.2万元，贵州只有5944元，相差近一倍。2002年，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是贵州的3.32倍，比1991年扩大了0.73倍[1]。另据对中国10个城镇样本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增长率的调查与统计，1995—199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北京、广东和江苏的人均工资的增长率分别是84.1%、79.1%和55.7%，而甘肃仅为3.9%[2]。

二是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2002年，仅占全国人口25%的地级城市（不含辖县）实现的GDP占全国63%，而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实现的农业增加值仅占全国GDP的15%。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从20世纪80年代年均279.2元增长到90年代的年均2104.8元，1998年达到3265元，2003年则猛增到5850.0元。城乡收入差距比从最低的1985年1.86：1扩大到2002年的3.1：1[3]，绝对收入差距更是扩大到5850.0元。如果考虑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并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考虑进来，这个差距将接近6：1[4]（表3－8）。

表3－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情况

年份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差额：元	城乡居民纯收入之比：以农村为1
1980	477.6	191.3	286.3	2.50
1985	739.1	397.6	341.5	1.86
1990	1510.2	686.3	823.9	2.20
1992	2026.6	784.0	1242.2	2.58
1994	3496.2	1221.0	2275.2	2.86
1997	5160.3	2090.1	3070.2	2.47
1998	5425.0	2160.0	3265.0	2.51
1999	5854.3	2210.1	3644.2	2.65
2003	8472.0	2622.2	5850.0	3.2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1998、1999、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01年较高收入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地区，而中西部及其农村地区收入相对仍然较低，农民收入的增速明显低于城镇居民，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8.5％，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仅4.2%。从总体上分析，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情况在1990-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都有较快增长，但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绝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表：3－9）。

表3－9：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相对比较（西部地区收入为1）

地区	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相对比较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相对比较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东部	1.23	1.34	1.41	1.53	1.93	1.86
中部	0.93	0.95	0.92	1.11	1.22	1.23
西部	1	1	1	1	1	1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 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58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94倍（表：3－10；3－11）。

表3－10：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绝对数比较 单位：人民币元

地区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东部	1 729	5 187	7 940	850	2 206	3 138
中部	1 303	3 644	5 217	617	1 396	2 071
西部	1 404	3 843	5 642	556	1 145	1 685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表3－11：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差距 单位：人民币元

地区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中部	426	1 543	2 723	233	810	1 067
西部	325	1 344	2 298	294	1 061	1 453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三是社会成员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有两个数据说明了转型期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一是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1988年是0.341，在警戒线以内。但在1994年就翻过0.4

表3－12;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

国别	基尼系数	调查年份	国别	基层系数	调查年份
中国	0.42	1998	日本	0.25	1993
巴西	0.60	1996	韩国	0.32	1993
墨西哥	0.54	1995	法国	0.33	1995
俄罗斯	0.49	1998	德国	0.30	1994
美国	0.41	1997	印度	0.38	1997

的“警戒线”达到0.434，而且每年以0.1%的速度递增，2003年达到0.461[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甚至估计，2003年实际已达到0.5以上，中国已由一个收入差距较为均等的国家变为较为悬殊的国家（表：3－12）[6]。二是欧希玛指数，即五等分法。就是把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分成五等份，1/5最贫穷的，1/5次贫穷的，1/5中间的，1/5次富的，1/5最富的。根据有关方面的抽样调查，中国1/5最穷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4.27%，1/5最富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50.13%，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移动。从1994-1997年，中国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值从41.80%上升到55.86%；而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值则从4.06%降到2.50%（表:3－13）[7]。

表3－13：中国五等分贫富差距

年份	最低20%	第二个20%	第三个20%	第四个20%	第五个20%
1990	6.40	11.00	16.40	24.40	41.80
1994	4.27	9.12	14.35	22.14	50.13
1995	5.50	9.80	14.90	22.63	47.50
1997	4.06	8.63	14.14	21.77	50.40
2003	2.50	7.67	13.25	21.32	55.86

从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对比分析，城镇1998年为3.9倍，到2000年，达到5.02倍；农村，1998年是4.8倍，到2000年，达到6.5倍。贫富差距拉开的直接后果不仅使社会贫困问题更加突出，更使公平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热点，中央党校调研组对学员问卷调研显示，2004年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为第一，占43.9%，“社会治安”为第二，占24.3%，“腐败”为第三，占8.4%[8]。

三、利益矛盾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地区经济崛起的背后，不同程度暴露出初放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资源挤压。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这种担忧，既表现在对中国庞大经济体持续增长打破了全球资源供给的平衡，更表现在对中国滞后的资源利用方式造成的严重资源浪费上。

一是水资源浪费严重。中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9]，但是，中国水资源的利用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406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美国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0.45，很多国家已经达到0.7—0.8。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62％，发达国家平均75％—85％。生活用水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全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高达20％，每年浪费达100亿吨以上[10]。水的浪费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增加了污水排放量，加重了水体污染。

二是工业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单位产出能耗(生产一单位的GDP所消耗的标准能源总量)为0.49千克油当量/美元，虽比1980年、1990年下降了52.9%和60.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显较高。其中，比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美国高出2.3倍，比单位产出能耗较低的日本高出5. 1倍(表：3－14，3－15)。中国单位产出能耗比新兴工业国家高近60%[11]。中国单位产出能耗也高于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12]。另据有关资料，中国十二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高出发达国家五至十倍以上，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4.9%，但消耗的石油、原煤、钢铁、氧化铝、水泥分别为7.4%, 31%，27%， 25%和40％。近十年来中

表3－14：主要发达国家单位产出能耗 单位：千克油当量/美元

国家	1980年	1990年	2001年
美国	0.47	0.23	0.15
日本	0.22	0.10	0.08
德国	0.31	0.16	0.13
英国	0.25	0.15	0.11
法国	0.20	0.12	0.13
意大利	0.23	0.11	0.12
中国	1.04	1.24	0.49

表3－15：几种能源密集型产品能耗指标的国际比较

	1997年			2000年
	中国 平均	国际 先进	差距	中国 平均	国际 先进	差距
原煤耗电，kWh/t	29.8	17.5（美）	70.3%	30.9	17.0（美）	81.8%
发电厂自用电率，%	6.80	5.11（欧）	33.1%	6.66	5.07（欧）	31.4%
火电供电煤耗，gce/kWh	408	324.3(日)	25.8%	392	316(日)	24.1%
炼油单因能耗，kgoe/t	14.14	9.0	57.1%	14.1	8.9	58.4%
钢可比能耗，kgce/t	976	656(日)	48.8%	781	646(日)	20.9%
水泥综合能耗，kgce/t	172	124(日)	38.7%	162	126(日)	28.6%
乙烯综合能耗，kgce/t	1210	870(日)	39.1%	1057	714(日)	48.0%
合成氨能耗，kgce/t	1399	970（美）	44.2%	1200	970（美）	23.7%
铜冶炼综合能耗，kgce/t	1352	820	64.9%	－	－	－
平板玻璃能耗，kgce/重箱	25.7	14.1	82.3%	24	16	50%
纸和纸板单耗，tce/t	1.57	0.70	124.3%	1.5	0.65	130.8%

注：1、 国际先进水平是指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的平均值；2、“日”指日本，“美”指美国，“欧”指欧盟；3、本节各表数据的差异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4、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2版》，国家统计局；《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战略研究》，中国电力出版社，2001年1月。

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除产品综合能耗同国外有较大差距外，通用耗能设备的能效水平同国外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表：3－16）。

表3－16：2000年通用耗能设备能效水平的国际比较

	设备容量	年耗电量	能效水平
			中国平均	国际先进
工业锅炉	52.63万台/1256.7BW	耗煤380Mt	60~65%	80~85%
电站锅炉	212.8GW	耗煤528 Mt	33.84%	40.63%
中小电动机	300GW	耗电660TWh	87%	92%
配电变压器	高耗能的 2.38亿kVA	损耗41TWh	空载损耗高90~190% 负载损耗高50~60%

资料来源：《中美洁净能源技术论坛论文集》，北京，2001年8月。

三是矿产资源开采损失突出。中国目前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达 30% 左右，平均比国外低 20%。有色金属矿的采选回收率为 50%～60%，采矿综合回收率为 33%，有益组分综合利用率达到 75% 的选厂只占选厂总数的 2%，而 70% 以上的伴生综合矿山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到 2.5%。据有色系统统配矿山 1983～1991 年综合资料统计，中国铜矿石的损失率、贫化率分别为 16.26% 和 19.6%，损失铜金属 16.6万t，多采出废石 2064万t；铅锌矿石损失率、贫化率分别为 10.6% 和 19.7%，损失铅锌金属 54万t；钨、钼、锡矿石的损失率为 10.4%、17.6% 和 13.6%，贫化率为 62.1%、26.9% 和 26.4%，如果计入保留矿柱的损失，整个采矿损失率高达 30%～40%。

从利益上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利益矛盾协调不够，没有形成有效节约资源的行为规范。一是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的价格约束机制。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明晰资源的产权问题。三是发展观的偏差使然。

四、利益矛盾破坏生态安全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经济活动，生态环境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成为中国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震撼国人的与环境破坏有关的事件，有的是森林破坏、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形成的自然灾害，比如，1998年危害14省区的长江大水灾、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频繁的沙尘暴、2006年肆虐中西部地区的创历史记录的特大干旱等；有的却是追求所谓的效益、“政绩”形成的“人祸”，如中石化的松花江污染、川化的沱江污染、甘肃徽县群众血铅超标等（表：3－17）。

表3－17：西部地区地质灾害型人为原因

地区	地质灾害类型	人为原因
内蒙古	地面滑坡、地面塌陷、地裂、震灾、泥石流、煤自燃	过牧、垦荒、矿产资源开发、地下水超采
陕西	泥石流、崩塌、滑坡、塌陷、危岩、岩崩	坡地开荒、森林砍伐、地下水超采
重庆	地裂带、岩溶塌陷、水毁、地震、井泉精竭、矿渣污染	坡地种植、矿产资源开发、修水库、公路建设
四川	滑坡、崩塌、泥石流、塌陷、地裂缝	坡地开荒、采矿、植被破坏
青海	崩塌、泥石流、塌陷、地震	草场退化
云南	地震、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岩崩、泥石流	坡地种植、矿产资源开发、公路建设
贵州	滑坡、崩塌、泥石流、塌陷	坡地种植、矿产资源开发、公路建设
广西	滑坡、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岩崩、泥石流	坡地种植、矿产资源开发、公路建设
新疆	滑坡、崩塌、泥石流、煤自燃	过牧、垦荒、矿产资源开发

资料来源：石生泰，《西部生态环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环境问题最典型的是跨区流域污染与生态分割。由于沿河流及重要交通干线一般都要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在不同行政区域主体之间经济发展中利益关系的影响下，河流的上下游之间、湖泊的周边地区之间、铁路的上下线之间和中心城市与所在地区之间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产业分工和合作关系，相邻行政区交界地区经常发生相互转嫁环境污染的行。以淮河流域为例，淮河流经河南、安徽，由江苏入洪泽湖，是中国经济较落后地区。50年代三省分工合作，上游建水库，中游建蓄洪工程，下游建排洪工程，有效遏制了水患。近年来由于各自追求本流域辖区的经济利益，上中游数千家小造纸厂、小酿酒厂盲目发展，严重污染了淮河水质，特别是二、三级支流大部分成为排污沟，常年发臭，并不断恶化，许多水库因污染而报废，农用灌水因污染致使农作物减产和死亡。下游许多城市的水厂因污染被关闭，城市居民用水紧张。

另一个典型问题是，作为重要生态涵养的西部地区，近年来环境破坏超越了临界平衡极限，主要表现在：一是严重的植被破坏。不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毁林开荒，使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西部地区森林覆盖率为 9.88%，比全国低 6.67％。四川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 30年代的34%下降到80年代的13%，其间曾下降到 9%。岷江上游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30%下降到90年代的 12%。云南由20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到80年代的 20%[13]。西部草场面积占全国草场面积的84.4%，退化草场面积约331万平方公顷，引起草场退化的原因主要是人为因素[14]。二是废水污染。西部地区在1994年共排出废水31亿吨，而1998年排放量增加到43亿吨，处理达标率比全国低8.9个百分点。2003 年黄河平均每天要接纳污水 500万吨，在宁夏段，氮、氧的平均值和汞的平均值分别超标50%和36%。三是废气污染。1998年西部 地区废气总排放量28910亿立方米，处理量为14092亿立方米，占总排放量的 48.47%。四是酸雨污染。五是固体物污染。1998年西部地区工业固体物综合利用率为29.2%， 比全国低12.5%。六是农药化肥污染。

人为环境破坏和污染，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重要原因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监管虚设。甘肃省徽县水阳乡群众血铅超标事件[15]和湖南省岳阳县饮用水源砷超标事件[16]，尽管事态目前已被控制，需引发人们思考的是：导致甘肃徽县群众血铅超标事件的肇事污染企业，为什么能10年来一直超标排污；岳阳县饮用水源砷超标事件的元凶们，为什么能没经过环评就擅自开工？这中间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2004年全国生产总值GDP为159878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经虚拟治理成本调整的生产总值为15700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17]。这再次证明了，环境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发展。

五、利益矛盾积聚社会风险

无论是地区之间还是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积聚了大量的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因素。

一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极易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甚至“仇富”行为。目前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等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和绝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等人口庞大的低收入弱势群体，两者的安全感都很差。前者的不安全感来自财富的合法性认同危机，后者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后者更容易引发阶层冲突。据西部重镇成都调查显示，62.4%的人认为“贫富阶层之间有利益冲突”，认为“贫富阶层之间冲突严重存在”的占到了31.5%[18]。

二是加剧不同群体“利益受损”心理和社会“底层现象”的蔓延。一些省份和地方靠先发优势过度掠夺和浪费资源，一些部门和行业靠垄断获取超额利润，一些人靠钻体制和政策漏洞牟取暴利，而另一些社会群体一度成了“弱势群体”，由于社会舆论和宣传往往把改革描绘得过于理想化，随着现实与理想差距的拉大，部分社会成员产生“利益受损”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目前贫富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弱势群体”还在不断扩大，社会“底层现象”异常突出。当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实现的时候，更容易使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局部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不仅直接利益相关者容易形成“利益联盟”，而且也极易寻求到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支持，积聚起规模性冲突的社会情绪。

三是严重贫富不均诱发犯罪行为。1978-1994年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变化与罪案趋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86—1994年，城镇基尼系数由0.19上升到0.37，刑案总数由万分之11.2上升到万分之34，杀人案由十万分之1.6上升到十万分之4.1，抢劫案由十万分之4.0上升到十万分之34.9。农村同一时期刑案总数、杀人案、抢劫案也呈大幅上升态势。1988－1994年，中国城乡基尼系数由0.38上升到0.43。与此同时，刑案总数也从万分之7.59上升到万分之14.11，杀人案则由十万分之1.46上升到十万分之2.26，抢劫案件则由十万之3.33猛升到13.53（表：3－18)[19]。

表3－18：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与刑事案件比率

	年份	基尼系数	刑案总数 (人口万分比)	杀人案 (人口十万分比)	抢劫案 (人口十万分比)
城镇	1978	0.16	-	-	-
	1986	0.19	11.2	1.6	4.0
	1990	0.23	44.6	2.5	15.5
	1994	0.37	34	4.1	34.9
农村	1978	0.21	-	-	-
	1986	0.31	3.7	0.35	0.19
	1988	0.34	5.4	1.2	2.4
	1994	0.41	7.9	1.7	7.0
城乡	1979	0.31	-	-	-
	1988	0.38	7.59	1.46	3.33
	1994	0.43	14.11	2.26	13.53

　　　　资料来源：《青年犯罪研究》、《中国法律年鉴》1978-1994。

“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对先进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20]。

[1] 朱庆芳.居民社会质量变化和消费市场的新动向[A].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 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变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版。

[3] 暸望（新闻周刊）,2003,(11)。

[4] 李培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和趋势》摘自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 孙立平.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J].战略与管理,2004,(1).

[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位于0.3～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而0.4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1996、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996、1999；李强等：《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分析》，载《科技导报》1995年第11期；李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展望》，《新视野》1998年第4期；张玫：《贫富差距：50倍：萧灼基分析分配差距》，《解放日报》2004年3月10日，第3版。

[8] 中共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重视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人民日报,03-12-25-9。

[9] 中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的问题，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110个，全国城市缺水年总量达60亿立方米。

[10] 根据全国节水办公室工作简报

[11] 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巴西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万多美元的新兴工业国家。2005年，这四个国家的单位产出能耗分别为0.27千克油当量/美元， 0.35千克油当量/美元，0.39千克油当量/美元和0.23千克油当量/美元。

[12] 2001年，中国人均GDP为921美元，与菲律宾、埃及和印度尼西亚水平相当。2001年这三个国家的单位产出能耗为0.24千克油当量/美元、0.34千克油当量/美元和0.49千克油当量/美元。中国单位产出能耗与印度尼西亚的水平相等，但比菲律宾高1倍以上，比埃及高44%。

[13] 阿刘时布：《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研究》，摘自《生态环境与保护》，2003 年（1），第 34—35 页。

[14]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年版。

[15] 2006年4月徽县水阳乡发现一名儿童血铅超标以来，截至9月7日，共发现当地368人血铅超标（100μg／L以上）。截至9月11日，住院人数共179人，其中儿童171人。造成污染的是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公司。

[16] 临湘市浩源化工公司、桃林铅锌矿化工厂等在没有经过环评的擅自开工、长期排放高浓度含砷废水，引发今年9月8日湖南岳阳县城饮用水源地新墙河发生水污染事件，砷超标10倍左右，8万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经过启动应急供水方案、开闸放水等措施，危机有所缓解。

[17]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网站资料汇总。数据显示，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不包括已经发生的投资），占当年GDP的6.8%。当年实际和虚拟治理总成本为3879.8亿元，实际治理成本（即已安装环保设备的运行费用）占总成本的26%。

[18] 数据来源于2006年度成都和谐社会建设调查统计分析

[19] 资料来源：《青年犯罪研究》1996年第6、7期，第26页；1989年、1995年《中国法律年鉴》。

[20] 仲大军：《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