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全球化浪潮冲击着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国际政治资源。国际政治资源在未来国际政治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我们应该重视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政治资源带来的种种影响。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政治资源;影响
所谓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主体在国际竞争中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贯彻战略目标所使用的物质和精神来源。国际政治资源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步提出的,它同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全球化及其进程,从本质上看是源于对社会财富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获取最大化的财富和利益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一国的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财富和利益的要求时,就会限制其财富和利益的积累,于是自然而然就会超越国界,到全球其他地方去开拓新的市场,去寻找新的财富和寻求新的利益。超越国界去开发新的国际政治资源便成了国际关系行为体谋求社会财富和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在这股动力的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的相互合作越来越多,相互依存度也就越来越高。国际关系行为体谋求社会财富和利益的最大化加快了全球资本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化的形成。此外,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壮大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国际组织是国际间多边合作的产物,是为了满足国家间政府的或民间的跨国合作需求而产生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资源中重要的硬性政治资源,它的形成既是全球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依托,也是推动全球化的地区整合、文化融合、政治合作的重要平台。欧盟、东盟模式的运行已充分说明,国际组织对全球化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全球化浪潮冲击着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国际政治资源,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无处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一、全球化改变了硬、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作用对比
从资源的性质看,国际政治资源可以分为硬性和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以军事等硬性手段为主,通过争夺地理空间来获取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各国已越来越重视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改变了硬、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作用对比。
全球化带来的公共问题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开发硬性政治资源,因为它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效能越来越差。如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由于美国正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来满足它每天的能源需求,而伊拉克拥有继沙特阿拉伯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的石油蕴藏量,这对美国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所以美国打着“推翻萨达姆专制政权、在中东地区建立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旗号发动了对伊战争。战争虽早已结束,但美国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随着驻伊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是否从伊拉克撤军已经成为摆在美国面前的一大难题。由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逐渐认识到许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开发硬性国际政治资源来解决,因此,国际关系行为体更多的是开发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知识的竞争方式上,如对信息资源的开发。信息已经成为各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活动的重要的软性国际政治资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整体性的。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信息革命而形成的全球互联网,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家范围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引发的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最终影响的是国际组织、国际合作、全球经济,而且这种影响力也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信息经济时代,谁拥有了信息资源,谁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动力。为了占领信息传播的有利位置,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在不断加大信息技术的开发与革新。美国在信息化时代中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授权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9月,该小组宣布了美国建设信息网的宏大计划。在此基础上,美国又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构想。这些构想立刻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激起了世界各国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浪潮。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早在1996年为《外交》双月刊撰写的文章就指出:“信息是国际领域的新型货币,美国在通过信息去扩展其‘硬性’的、‘软性’的国力资源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摩擦与矛盾的解决也已不主要依赖于战争的方式,其他磋商、斡旋、安全合作等方式在协调国际关系行为体间的矛盾中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硬性的政治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追求的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国际政治规范都无处不与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全球化加大了国际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
全球化使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前现代国家,一类是现代国家,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它们没有多少竞争力,被逐渐边缘化,不仅在世界财富与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在战略资源、文化资源、地缘政治资源等方面都成了后现代国家任意支配、控制、垄断的对象。进入21世纪以来,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全方位的渗透。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文化扩展也是如此。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各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文化扩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也日益呈现出不平衡的趋势。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显示,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了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美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在全球化中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借助高科技把它的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可口可乐、微软视窗、NBA等推向世界市场,与此同时也将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传遍了全球。
此外,跨国公司通过企业文化、品牌广告以及产品的市场占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无意识之中被跨国公司的文化模式所操纵。黑墨林在《文化自主与全球传播现象》一书中就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跨国公司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例一是:在一个墨西哥村庄,足球赛之前先有传统的跳舞仪式,但它的表演特征却是巨大的可口可乐瓶子;例二是:国际万商公司(IBM)的一个大型广告活动,向纳瓦尔(Nava-jo)印第安人保证,只要他们使用IBM以纳瓦尔字母制造而成的打字机,他们的文化认同也就能够有效地得到保证。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正在被侵蚀,逐渐被跨国公司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所控制。因而我们说,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资源和财富的不断再分配,也意味着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国际性不平等。
三、全球化加快了获取国际政治资源的速度
进入21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为了抢占21世纪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并购之风此起彼伏,加快了获取国际政治资源的速度,如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发展又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特点,“缔结战略联盟”就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竞争的新形式。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实现某个战略目标,集合各自的资源和能力而建立的一种协作关系。在这个战略联盟里,各家公司可以分担成本、分享技术,共同进入全球市场,每个战略伙伴都贡献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例如,摩托罗拉起初很难打入日本的移动电话市场,摩托罗拉和东芝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共同生产微处理器;作为回报,东芝公司为摩托罗拉提供了营销方面的帮助,使摩托罗拉和东芝公司不仅实现了双赢,而且加快了获取财富的速度。这使得资本和财富日益集中,资源和信息共享程度也越来越高。
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更是为加快获取国际政治资源注入了一股强劲动力。如果说以前的科技革命使能量和物质转移的话,那么今天的科技革命则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的转移。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可以及时、全面、精辟地了解情报资料,加快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往速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的各个角落,漫长的国境线和海岸线迅速变成了电脑屏上的短兵相接,信息资源的信息化技术正逐步实现共享。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与传统的获取信息资源的速度相比,当今要方便、快捷了许多。
四、全球化使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的藩篱、缩小了地球的空间距离,造成了世界许多热点地区,而热点地区往往又是战略资源的所在地,这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对该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谁占有较多的资源,谁就拥有较快的发展和具有较强的实力,谁就在世界上具有更多的发言权和霸权。早在1921年,斯大林就尖锐地指出了西方对资源的依赖性:“如果把西欧和美洲称为前线的话,那么那些非主权国家和殖民地则是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一资源库。为了赢得战争,我们不仅要在前线取得胜利,而且要在敌人的后方一它的资源库进行革命。”例如,中亚地区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重要的国际政治战略资源——石油的重要产区。而战后爆发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其战略意图都是为了争夺和控制中东的石油。苏联解体后,美俄等国展开了对中亚地区的“大角逐”(the GreatCame),这也成为后来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颜色革命”的国际背景。近年来,美俄在里海地区的激烈角逐,也正是围绕地缘政治和里海石油控制权而展开的一场较量。美白宫的《面向新世纪的国际能源战略》以及美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21世纪能源地缘政治》报告中也再次确定,世界地缘政治心脏和世界能源的核心地区——中东、中亚仍是美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石油已经成为各国激烈争夺的重要目标,它们把资源不仅作为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而且当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手段。
另外,全球化加快了世界上国家、民族间的纷争,大家纷纷抢占市场,抢占资源,尤其是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因为当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依赖于高科技。如宇宙空间市场的开发,人类目前的太空技术投资除了可以获得远程通讯服务、气象服务、遥感探测服务等外,太空还有重大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利益。因此,世界主要航天大国都加大了对太空资源的争夺。2005年底,欧洲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首颗实验卫星“GIOVE-A”顺利升空,标志着欧洲为打破美国在全球定位系统上的垄断局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中国“神舟-5号”和“神舟-6号”飞船的发射成功,也打破了俄美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垄断局面。近几年来,国外对氦矿床的报道颇多,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等国,这是因为氦有许多可贵的性质和广泛的用途,所以,各国纷纷加大了科研的投人去开发这种新型的资源。总之,全球化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
五、全球化使传统的国际政治资源主权观面临严峻挑战
近几十年,由于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从而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和高科技的广泛传播,使整个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商品、资本、人员、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频率越来越高、阻碍越来越小,各国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程度日益加深,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需要各国间加强协调与合作。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建立了成员之间进行经常性联系与沟通的渠道,有助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和立场。伴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许多副产品,诸如世界范围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口的急剧膨胀、跨国犯罪和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民族矛盾、地区冲突等等,对于这些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各国间进行齐心协力地合作,国际组织即是实现这种合作的有效方式。近年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组织发展迅猛。全球各类政府间组织的数量在20世纪经历了这样的增长:1909年为37个,1954年为118个,1962年为163个,1970年为242个,1981年为1039个,1992年为4878个,1996年为5885个,2000年为6556个。国际非政府组织1909年为176个,1954年为1008个,1962年为1552个,1970年为3379个,1981年为13232个,1992年为27190个,2000年为45647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在整个20世纪,增长了250多倍。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成为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全球化意味着对国界的不断跨越、全球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跨国力量及次国家力量的不断膨胀。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国际政治资源主权观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改变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国际政治资源占有量的比例关系。以前对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主要依赖于主权国家,随着国际组织的不断涌现,给传统的国际政治资源主权观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领域国际合作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国际资源出售、出租,资源勘探、开发权国际间的有偿转让等资源的国际合作形式。国家的资源所有权与开发权在国际市场上发生了分离,资源主权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再限于本国范围内,同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主体也不再局限于本国主体。
早在20个世纪7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根据当时世界发展的情况,就提出了世界已经处于复合相互依存的状态,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成员,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在渠道和深度上都大幅度提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依存度将会变得更加紧密。在这个依存度不断深入的时代里。各政治主体间的竞争日益转为综合实力之间的竞争,而谁对于国际政治资源掌握得越多、开发利用得越多,谁就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竞争力。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这种重要性将会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继续突显其作用,全球化对国际政治资源的影响也将会继续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