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权民主及共和之涵义(2)

我们应特别注意孙中山的「而与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着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这段话。因为，此一有革命之便利的共和政治，极可能是孙中山阅读了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51号文章后的心得。

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51号文章中，主要是对所欲建立之「共和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的讨论。麦迪逊认为，避免权力逐渐集中在某一部门(department)的最佳保障，就必须要再给每个部门抵抗其它部门侵犯的合法手段与动机，而且要使每个人的利益与其所在之处相结合。简单说，就是「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Ambition must be made to counteract ambition) [37]。《联邦主义者通讯》是所谓的联邦党人向脱离英国殖民的北美十三州(邦)（state，亦有主权国家之意）人民，主张应该批准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合众国」的宪法，而在报纸上刊载的宣传文章。或许，孙中山从联邦党人的文献主张与美国制度的实践中，看到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虽为独立战争领袖，但仍须由各州为单位而所公举出，使他想到了中国古代《国语》中记载周厉王被放逐，而由周公及召公共同执政的「共和行政」，而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republic理解「共和」一词来表达。同时，孙中山一样采取了「用野心对抗野心」的策略，故需「使英雄各竟其野心」，并以「使其为一部之长」为「竟其野心之法」，但仍必须「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并「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由此看来，孙中山的「共和」观念可以说就是以美国的联邦共和制为典范。所以，尽管他有意拥立李鸿章在两广独立并接受其称为「帝王」，但他的终极目标实是在于「联邦」共和而非「一邦」，故其共和理想也未能因此而视为「动摇」。并且，在《联邦主义者通讯》中常有republican government的词汇，目前中文里也系将之翻译成「共和政府」或「共和政体」；何况，麦迪逊所讲的「共和原理」(republican principle)，原本即是就政府体制的设计而言的。就此来看，孙中山对于近代美国的「共和」观念未必即无掌握，且对他而言，既然仿效的是美国制度而宣扬「共和主义」，那么他所讲的「共和」是否混淆了「国体」与「政体」之分？就美国立宪先贤在《联邦主义者通讯》中阐扬的「共和原理」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了。

孙中山「共和」观念之形成，是否还有证据可说明系从《联邦主义者通讯》中获得启发呢？1916年7月15日在驻沪粤籍议员欢迎会上，孙中山针对「中华民国」的意义所作的演讲中，似乎又可找到一个肯定的例证。他说[38]：

顾仆尚有一重大意志，欲白于今日者，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共和政体为代表政体，世界各国，隶于此旗帜之下者，如希腊，则有贵族奴隶之阶级，直可称之曰「专制共和」。如美国则已有十四省，树直接民权之规模，而瑞士则全乎直接民权制度也。虽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落于人后。……。代议政体旗帜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种代议权。若底于直接民权则有创制权、废止权、退官权。但此种民权，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故当以县为单位。……。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上述所引孙中山说明何以称「中华民国」而不称「中华共和国」的原因，是与他主张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之差异有关。简单来说，孙中山想要凸显的观念是，「民国」是指「民权」之国，而真正的「民权」又是指「直接民权」，亦即我们目前所理解的「直接民主」。反之，「共和国」则是指采「共和政体」的国家，而「共和政体」即是「代议政体」，亦即「间接民权」或「间接民主」的意思。由此可看出，在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他的「民权」显然已与近代意义的「民主」为相同的意义。然而，孙中山为什么说「共和政体为代表政体」或「代议政体」呢？这与他分不分得清楚「国体」与「政体」之区别未必有关，但却可证明他受到了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10号文章的启发。

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10号文章中，主要就是阐述他对「共和政体」的设计与理论。麦迪逊是就美国当时所普遍存在的「党派」(faction)现象与发生原因，主张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后，关于政府体制不该采取直接民主的「民主政府」，而应采取代议政府的「共和政府」。用麦迪逊的词汇来说，就是采取「共和原则」(republican principle)所设计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来取代直接民主的政府型态(popular government)。并且，在麦迪逊所使用的词汇中，democracy和republic是相对立的体制，而前者是指直接民主体制，后者则是指间接民主的代议体制[39]。尽管孙中山此时主张的是与麦迪逊相反的直接民权，但从他说明为何不采「中华共和国」为国名，且明确认为「共和政体」即是「代表政体」或代议政体来看，应可证明他的「共和」一词是从《联邦主义者通讯》中传译而来，而无论「共和国」或「共和政体」的概念，也是由此而受到启发。

六、结 论

从清末到民国十几年这段期间内，「君主」、「民主」、「共和」、「民权」、「立宪」、「国体」及「政体」等词汇，彼此间在语境上当有一定的联系、对应或对立关系。就孙中山而言，他所主张的「民权」指涉范围最广，可以用来指改「君主」为「民主」，也包括改「专制」为「共和」的「民主立宪」或「共和立宪」之政体。然而，或许自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后，「民主」一词已大致是用来表达democracy的意义，使「民权」与「民主」两个词汇都是在「由人民作主」的意义上而具相同的涵义，且还渐取代了「民权」一词的使用[40]。

然而，我们发现孙中山在1924年演讲民权主义时，他仍是在不同的涵义上来分别使用「民权」与「民主」的词汇。基本上，如果要表达democracy的概念，孙中山使用的是「民权」，且体现「民权」的制度是「立宪」政体、「共和」政体或「代议」政体，以及后来因看到国会成为猪仔议员的腐败现象[41]，而主张直接「民权」的「全民政治」。其次，孙中山使用「民主」一词时，则是与「君主」（亦包括与贵族）相对立，故其意义在于指统治者或国家元首是由「人民」（人民为集体而非个体之概念，亦即四万万人做皇帝）来担任，并非由一家一姓之世袭所产生。至于他所讲的「共和」是与「专制」为对立的概念，意味国家非一人之专断独治即为「共和」。但仍须注意而不另作说明的是，孙中山及晚清时人所讲的「民权」，并非仅具有democracy的意义，还包括了「自由」(liberty)及「权利」(right)等概念在内。

附表 梁启超对立宪、宪法、立宪政体及宪政的说明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参考文献：梁启超着，吴 松、卢云昆等点校，2001，《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 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引自梁启超着，吴 松、卢云昆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056。
[2]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引自同上注书，页967。
[3]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辑于《饮冰室合集》，4，专集之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88。
[4] 华力进，〈政体〉，见罗志渊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册：政治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12月，版7），页212。张明贵，《Top 100宪政用语热门榜》（台北：书泉出版社，2005年），页140-141。
[5]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页8。
[6] 陈鹏仁，《孙中山先生思想初探》（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页17。
[7] 谢 放，〈戊戌前后国人对「民权」、「民主」的认知〉，《二十一世纪月刊》，2001年6月号(总第65期)，页43-44。另可参阅 谢 放，〈“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社会科学研究》（北京），1998年第2期，页100-101。
[8] (美)惠 顿 着，(美)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万国公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72。
[9] 同上注，页143。
[10]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535。
[11]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一。
[12] 张之洞，何启及胡礼垣撰，冯天瑜、萧 川评注，《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武汉：湖北人民初版社，2002年），页336。
[13] 《万国公报》，第316卷，1874年12月。
[14] 《万国公报》，第627卷，1881年2月。
[15] 梁启超，〈爱国论三‧论民权〉，《清议报》第22册。引自梁启超，〈爱国论〉，梁启超着，吴 松、卢云昆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668。
[16] 梁启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册。引自梁启超，〈立宪法议〉，同上注书，页921-922。
[17] 孙广德，〈戊戌前后的民权思想(1894-1903)〉，辑于《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变法与立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页29。
[18] 熊月之，前引书，页402。
[19]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辑于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页256。
[20]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国父全集》第一册，页100-101及107-108。
[21]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国父全集》第二册，页356。
[22]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页1389。
[23] 详参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二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4月号（总第58期），页54-56。
[24] 牛 彤，《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页20。
[25] 参阅萨孟武，《中华民国宪法新论》（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11月，9版），页36。陈新民，《中华民国宪法释论》（台北：作者自版，1995年），页61-68。
[26]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国父全集》第二册，页1。值得留意的是，在本文所引据《国父全集》第二册之版本另收录了〈香港兴中会宣言〉中，则为「以振兴中华，维持团体起见」的文字，而将「国体」改为「团体」。据称国民党党史会编之《国父全集》系作「国体」，但依原文及胡汉民编之《总理全集》均作「团体」。见页2及页4之注5。
[27] 牛 彤，前引书，页18。
[28] 见《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修订本），页473。
[29] 孙中山，〈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国父全集》第二册，页5-6。
[30] 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论服制函〉，前引《国父全集》第四册，页204。
[31] 孙中山，〈国民党宣言〉，前引《国父全集》第二册，页33。该宣言应非出自孙中山手笔，丘桑主编之《护法使者—民国奇才奇文系列：宋教仁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将之收录，以其为宋教仁所撰。
[32] 孙中山，〈中国必革命而后能达共和主义〉，前引《国父全集》第二册，页398-399。该一谈话另附有内容互有出入的版本，题名为〈与宫崎寅藏之谈话〉，页399-400。
[33] 同上注，页399。
[34] 牛 彤，前引书，页29。
[35] 参阅顾炎武，〈郡县论〉，《亭林文集》卷一，收于《四部丛书》(07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10b。

[36]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民权思想的特色〉，辑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页345-350。
[37]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51, in Clinton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1961),p.322.
[38] 孙中山，〈中华民国之意义〉，前引《国父全书》第三册，页163。
[39]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10, op.cit., pp. 77-84.
[40] 熊月之，前引书，页12。
[41]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页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