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嗜酒之风看魏晋文士的“三度”追求

【内容提要】
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魏晋时代，文士嗜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魏晋文士对酒的不同态度和格调，折射出魏晋文士对生命的“三度”追求：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晋文士的生命旨趣虽然弥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灵魂却挥不去死亡威胁的阴霾，潇洒的风姿总流露出痛苦挣扎的影迹。这别有意味的嗜酒之风，不仅在中国文人心灵史上留下倩影，也为中国文学史、哲学史和美学史凭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关键词】 魏晋； 嗜酒； 生命； 享乐； 境界

　考察魏晋文士的生活风貌，可发现嗜酒之风尤为盛行。孔融追求“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卷七十《孔融传》)，［1］曹操高唱“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更有曹植“饮酒不节”（卷十九《 曹植传》），［2］阮籍“酣饮为常”（卷四十九《阮籍传》），刘伶“唯酒是务”（卷四十九《刘伶传》），陶潜醉“则大适融然”（卷九十四《陶潜传》）。［3］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4］后有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任诞》之二十三），[5]饮酒“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6]关于魏晋文士嗜酒的史料十分丰富，仅《世说新语·任诞》五十四条中，就有三十余条与饮酒有关。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特殊环境中探查魏晋文士的嗜酒风尚，不难发现，酒之于魏晋文士，已超越了它的物质属性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魏晋文士的醉乡日月，闪烁着生命智慧的理性之光，折射出别具特色的生命旨趣。
　　
　　一、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饮酒沉醉以远祸全身，实为魏晋文士的独创，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嗜好或托词的风行，一方面源于魏晋文士生命意识的彻底觉醒，另一方面是因为魏晋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恐怖。
　　中国文士生命意识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早在《诗经》时代，《唐风·蟋蟀》就曾发出“今我不乐，日月其迈”[7]的感慨。只不过这种关注个体感受的声音，被长期湮没于注重群体发展的儒家思想潮流之中。尤其在罢黜百家的汉代，儒家的道德伦理成为士人的行为准则和人生动力，文士们在对大一统政权的依附中找到了亲近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但到了东汉末年，腐败失据的政治和动荡失序的时局，使儒家思想失去了统一人心的基础，血腥杀戮、无端坐监、党人事件，使得文士的心灵产生裂震，对朝廷和君王的情感由亲近走向疏离，他们的视野也由“大我”逐渐转向“小我”。这一转变，使汉末的文士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恐惧和茫然之痛：“人生天地间，勿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今日良宴会》），“卜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8]……高频出现的“忽”、“寄”、“尘”等字眼，反映出觉醒的文士面对短暂的生命所生发的何等的慌恐、哀痛和悲凉！
　　这种生命觉醒之后的惊慌哀痛，被魏晋文士历史地承接下来。而且，由于社会的离乱和政坛的血腥，更加深了他们对生命的体认。汉末魏初，军阀混战不已，生命犹如草芥。南征北战的曹操就感慨:“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全三国文·军憔令》）[9]建安时代的文士们，大多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亲历生命毁灭的惨烈，震撼于人类生命的脆弱。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比《古诗十九首》更为浓烈的忧生之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行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曹植《赠白马王彪》）。“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倏忽去，炯若风中烛”（陈琳《室思诗》）。“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之八十二）。[10]如果说汉末文人用“忽”、“寄”、“尘”等字眼，表达他们的生命短促之感。那么，建安诗人则用“朝露”、“影响”、“风烛”等语词，反映出生命的极端脆弱。兵祸之外，疫病数起，士人雕落，王粲等一批文士就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次瘟疫,建安七子损失其四。中原一带，家家有伏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声。另一方面，政坛日益险恶，政权频繁更替，而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伴随着血腥屠杀。司马氏夺权前后屠杀了曹爽、夏侯玄、何宴等数千士人，造成“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卷四十九《阮籍传》）[3]的恐怖局面。据冉昭德先生统计，《文选》中有三十四位作家被砍头，占其全体作家（130人）的四分之一强。《世说新语》中出现“哭”、“泣”、“亡”、“死”等字总计一百四十四次之多，可见血腥恐怖的现实给魏晋文士造成的心灵伤痛。而当文士们面对自己活生生的同伴转瞬间人头落地的残酷现实时，他们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助，甚至产生灾难可能随时降临自己头上的恐怖心理。“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之三十三），这是魏晋文士恐怖心理和性命之忧的直接表白。

　　经历了生命意识的觉悟、生命脆弱的体认和朝不保夕的惊恐，魏晋文士终于明白，任何精深理论都阻挡不住死亡的脚步，任何高远目标也替代不了死亡的结局。因而，魏晋文士在自全心态作用下，表现出远祸全身的智慧和自觉。罗宗强教授以竹林名士向秀为例，分析指出：“向秀入洛所带来的一种心理倾向，便是不婴事务，依阿无心。如果说，在向秀这是一种心路历程的艰苦转变的话，那么晋国始建之后名士群体的依阿无心以求自全，则是一种自觉地选择。”[11]沉醉于酒、疏远世事以远祸全身，就是魏晋文士觉醒后保护生命长度的智慧选择。“本有济世志”的阮籍，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多次因酒避祸，“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对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卷四十九《阮籍传》）。[3]可以说，阮籍是借酒韬晦全身最为成功的。其他士人以酒为盾，溺酒求全者亦不少见，大将军王敦很赏识阮裕并召为主薄，但阮裕看出了王敦不甘为人臣的野心，便终日沉溺于杯中之物以疏远王敦。后来，很多人都因王敦叛乱死于刀锯之下，而阮裕却保全了性命。东南士大夫顾荣“恒虑祸及”，选择“终日昏酣”（卷六十八《顾荣传》) 。[3]刚肠嫉恶的嵇康甚至以“就不得远，取醉为佳”作为处世秘诀，写进《家诫》[12]传教后代。
　　对魏晋文士来说，醉酒避世以远祸全身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其中奥秘正如陶潜所言“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杂诗》）。南朝沈约对此就看得十分真切：“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全梁文·七贤论》）[9]南宋叶梦得也评论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俱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13]《世说新语》那句“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之三十五）更是精深，“远”就是粗远世故，粗远世故就是远离人祸，从而实现保护生命长度的目的。

　　二、 “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
　　
　　死对于生其实是一种有效教育。“对于有限的意识来说，死亡意识是本质的，因为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死亡那样迫使人意识到他的限度，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死亡那样提高人对实存的投入的必要性的认识”。[14]魏晋文士在对“死”的震骇之余，把质疑和追问的目光投向了“生”，心态也由忧生转化为贵生，进而把人生短暂与行乐纵欲联系起来：“何天地之悠长，悼人生之短浅。思纵欲以求欢，苟抑沈以避免”（夏侯淳《怀思赋》）。正是有了这种转变，魏晋文士在追求生命长度的同时又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长度有限的生命过程中，追求浓烈的享受和充分的满足，以密集的享乐消减死亡之痛和生存之苦，导致享乐主义蔓延。曹丕说：“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艳歌何尝行》）。曹植也宣称“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厄，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全三国文·与吴质书》）[9]托名列御寇的伪作《列子》又作了进一步阐发，“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逞死后”（卷七《杨朱》篇）。[15]这一套言论，反映了魏晋文士的思想律动，也为他们纵酒肆欲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酒是魏晋文士肆欲享乐的典型行为。古人认为，“酒，天下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卷二十四《食货志》）。[16]酒是粮食的精华，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酒无疑就是奢侈品。酒既是魏晋士人享受物欲的首选对象，又是他们享乐人生的特殊介质。曹魏邺下集团就经常置酒高殿，大宴宾客，并热情歌咏：“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刻。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阮瑀《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刘桢《公宴诗》）。“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合坐同所乐……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王粲《公宴诗》）。在歌唱享乐的声音中，曹植的调门最高，“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曹植《公宴诗》）。“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曹植《名都篇》）。可见，邺下文士生活弥漫着纵酒作乐的浓郁气氛。
　　魏晋文士在纵酒行乐中流露出两种心态：一方面，为增加生命享受的密度，他们纵情饮酒，不顾一切。比如：曹丕“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曹植“取乐今日，逞恤其它”（《闺情诗》），应璩“斗酒当为乐，无为待来兹”（《百一诗》）。如果说曹氏兄弟及邺下文士的纵情饮酒，表现了他们对人生享乐的非理性追求，毕卓等人的举动则反映出他们把饮酒享乐视为人生的全部，似乎人生就是为了饮酒。毕史部“常饮酒废职”，竟至于醉后“盗饮”为人所缚，还发出“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卷四十九《毕卓传》）[3]惊俗之语。刘伶则是“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而埋。’”（卷四十九《刘伶传》）［3］他们追求享乐的极致，“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乐，力惫而不得肆于色，不惶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杨朱》篇）；[15]另一方面，他们在肆意享受生的欢乐的时候也难以逃出死亡的阴影，所以，他们肆欲极乐也掩盖不住生命之忧。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突出表现了这种复杂感受：“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美酒佳肴，妙乐靓女，这些奢侈品都是为了增加生命之乐，然而纵情享乐并不能阻止死亡的逼近。相反，肆欲之乐更反衬出人生之苦。因而，魏晋文士始终不能走出忧惧、享乐、更忧惧、再享乐的心理循环。所以，正始之后的文士生活进一步出现奢靡之风也就不难理解。《晋书·任恺传》载:“初，何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撰，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卷四十五）[3]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这样描述道:“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擂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逾绮糯纵挎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墩野。”[17]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种肆欲享乐行为的惊诧。《世说新语》也记载了魏晋士人奢靡之风：人乳饮豚、炊薪雕花、蜡烛烧饭、丽女侍厕、裸体纵酒、人猪共饮,等等，为了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竞相做出骇人之举。

　　不难看出，魏晋士人追求享乐是何等急切和浓烈！然而，在嗜酒行乐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生命无助的莫大恐惧。痛苦的觉醒陡然间转化为觉醒的痛苦。脆弱的生命难以自握，死亡阴影盘踞于心，只有以大密度的享乐来消减或转移生命的哀痛。而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功名思想，此时几乎荡然无存。“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之二十），[5]“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张华《闾里为消肠酒歌》），[10]这就是魏晋文士新的人生宣言。抛弃了功名的包袱，魏晋文士就如饥似渴的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以弥补生命目标和意义的缺失。如果说汉末文人只是发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8]的慨叹，魏晋的文士们则迈出了“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曹植《当车己驾行》）的步伐。魏晋文士就在纵酒肆欲、加大享受密度的放达行为中，表现出对生命过程的体认、眷恋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质疑和探寻。

　三、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

　　“酒正引人著胜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之四十八、五十二），[5]《世说新语》中的这两句名言，反映出魏晋文士嗜酒的另一种追求，即生命境界的提升。把饮酒与生命境界联系起来的是玄学。正始之后，玄风席卷士林，影响着他们的人生理想、价值取向、生活情趣和风度容止。如果说玄学理论是水，酒就是舟。他们饮酒谈玄，超世越俗，解放精神，与道契合，形神相亲，迈向更高的生命境界。
　　以嵇阮为代表，魏晋文士追求生命境界新高度是从鄙俗脱俗开始。史载阮籍善为清白眼，对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待，毫不遮掩对世俗之人的鄙视。一次，“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己复来败人意!’”（《排调》之四）[5]同为竹林名士，阮籍对王戎直呼“俗物”，可见阮籍鄙俗不分亲疏，不留情面。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阮籍传》）。[3]阮籍的脱俗又往往通过蔑视礼教来表现，比如他居丧纵酒、送嫂归宁、醉卧酤酒妇人之侧、哭吊陌生女子尽哀而归等等，无不体现出与世俗的“异”。他曾在《咏怀诗》（二十一）中明确表示：“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声哀。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时人裴楷也评价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任诞》之二十一）。[5]可见，阮籍的脱俗，不仅被时人所认识也被世人所接受。当然，脱俗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追求与道相契、与自然一体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乃与造物通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大人先生传》）。[9]对于无法与俗世彻底决裂的阮籍而言，他要体验自己所追求的生命境界，只有在沉醉忘俗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他人视为非常态的酣饮醉酒，对阮籍来说恰好“为常”，而且每当其酒后“得意”，便“忽忘形骸”。因为，他已以酒为舟，驰向“意”中的玄美之境。
　　与阮籍相比，嵇康饮酒较为理智和平静。嵇康虽然也追求超尘脱俗，不受名教约束，“但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实有的境界，在那里有精神自由，又有必要的物质条件，有淳朴的亲情，而无世俗的污浊与系累。嵇康已经把庄子物我一体、心与道冥人间化了，诗化了”。[11]嵇康结交高士，“不喜俗人”（《与山巨源绝交书》），[12]追求在纯朴自然的现实生活中与道契合，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理想的精神幻境之中。他厌弃政治，就公开与司马氏决裂；他的朋友吕巽为人失德、山涛荐举他做官，嵇康就断然与他们绝交。他在诗中也说：“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杂诗》），“悠悠非我匹，畴肯应俗宜”（《述志诗》）。[12]在现实生活中，嵇康也是以其天质自然、形不偶俗而驰誉士林，时人评价说：“嵇夜叔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容止》之五）。[5]嵇康胸怀迈俗之志，高亮任性，其生活趣味和精神追求从《赠秀才从军》诗中可窥一斑：“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皤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渴望在这样淡泊朴野、闲适自得的生活中，心与道合，随着那渐飞渐远的归鸿进入大美境界。正因为如此，嵇康不需要、也不必通过醉酒以脱越世俗，他更喜欢流觞曲水式的雅饮。他需要的不是酒中的乙醇，而是酒的雅致和意味。“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游仙诗》），这就是典型的嵇康之饮。其《酒会诗》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临川献清酷，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在清幽隽美的山水之间，嵇康赏美景品清酒，奏一节妙曲，唱一段雅歌，尽情享受人与自然交融、身与灵魂相亲的高远之境。举杯之际，又不禁怀念起那位已故知己，深厚的情谊和绵邈的思绪，全都寄寓在七弦琴声之中。可见，嵇康是在品酒的过程中，提升心境，归于自然，与道相契，进入《庄子·渔夫》所说“饮酒则欢乐”[18]的全新境界。

　　真正懂酒善饮的人是陶渊明，并将酒融入生命之中。陶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时人谓之实录”（卷九十四《陶潜传》）。[3]在这篇短短千余字的纪传中，出现“酒”及其相关文字近二十次。陶渊明自己也宣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5]甚至感言“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读山海经》之五)。难以想像，没有酒的陶渊明会是怎样的情状。但他绝不是借酒消愁，更不是纵酒行乐。虽然他说过“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赠影》），却也明确表示“酒云能消忧，此方讵不劣”（《影答形》！他主张“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在他看来，酒与菊花、书籍、田园、月色一样，是一种自然存在，想喝便喝，当醉即醉，无须刻求，一切皆顺应自然，才能得到“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得饮诗》）的意义和欢乐。从陶渊明诗作中可见，不管是“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之一），还是“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之二）；不论是“或有数斗酒，闲饮亦欢然“（《答庞参军》），还是“提壶接宾客，引满更献酬”（《游斜川》）；不管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乞食》），还是“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拟古》之一），一切都是自然随性的。不难看出，陶渊明率性之处时时沉醉，乘兴之咏“篇篇有酒”(萧统《陶渊明集序》)。[9]他在随性之饮中，体悟到“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之十四）；也在作文自娱中，感觉到“此种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之五）。而这“深味”和“真意”，都共同指向陶渊明所追求的委运任化、物我泯一、心灵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人生最高境界。诗意的酒趣，飘溢酒香的诗歌，在陶渊明充满诗意和酒香的生命中妙合无痕，和谐完美。
　　魏晋文士嗜酒，对一个时代而言是特殊风尚，对个体来说是生活细节。风尚往往体现在细节上，细节也总能折射出大问题来。在魏晋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同样嗜酒的文士却从酒中品出不同的“滋味”，正是这一细节差异反映出他们对生命的三种不同追求。这些追求，既表现在不同文士的生命历程中，也表现在同一个人不同的生命境遇中。还应看到，魏晋文士的生命旨趣虽然弥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灵魂却挥不去死亡威胁的阴霾，潇洒的风姿总流露出痛苦挣扎的影迹。这别有意味的嗜酒之风，不仅在中国文人心灵史上留下倩影，也为中国文学、哲学和美学凭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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