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散论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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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能诵诗属书”,为“秀才”,“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又被文帝召为博士。但是贾谊不是囿于一经的儒学经生。其思想固然以儒家成分为主,同时受时代风气影响,亦兼通道家。 屈原最终不忍去国远游而投水自尽,汉代人对他的这种选择颇示不解。贾谊首先就发问:“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接着扬也认为屈原何不听从渔父的劝告,随逐流,“何必湛身哉?”汉末蔡邕也说:“皇车犇而失辖,执辔忽而不顾;卒坏覆而不振,顾抱石其何补?(《吊屈原文》)” 也就是说,楚国就像一辆奔走控的马车,已无可救药,何必为其抱石沉江?在他们看来,屈原应该学会放弃,不必认死理,因为除了沉江外,还有其它的路可走,必把自己逼到绝处。而汉代就不一样了,中央集权制建立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能往哪里去?司马迁、东方朔、扬雄、班固他们的文章中都说到汉代士人的处境。贾谊则最先感受到这种“时异事异”的变化。
《史记》中把屈原与贾谊并为一传,可能因为司马迁认为屈贾二人遭遇颇相同,个性也有所类似。最初二人都受到君主的赏,得到重用,但最后因受人所谗,被君主疏远,遭到流放或贬官。此外,贾谊贬长沙太傅,经汨罗江,凭吊屈原,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赋中对屈原的遭深表同情,很有那么点惺惺相惜的意思。所以明代张溥说贾谊:“太史公传而同之,悼彼短命,无异沉江,汉廷卿莫能材贾生而用也。蔽于不知,犹楚谗人耳!(《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贾长沙集题辞》)”观贾谊几篇赋作,皆有伤悼自己命运多舛之意,果如张溥所料也未可知。

据《史记》本传记载,贾谊年十八岁,“以能诵诗属书于郡中”。当时任河南守的吴廷尉,“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汉文帝即位后,吴廷尉向文帝推荐贾谊,“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为博士”。贾谊时年十余,在朝臣中年纪小。然而,“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汉文帝大悦,于是一年中任贾谊为太中大夫。贾谊因此得以参与颁定法令政策,“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汉书》本传)”但不知为何,贾谊后来被疏被贬,直至最后因梁怀王堕马殒命,他也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至于贾谊何以为文帝所疏,原因比较模糊。司马迁、班固都说贾谊少年得志遭到其他人嫉恨,周勃、灌婴等人向文帝进谗,以致文帝疏远贾谊,并让他离开中央,出任长沙太傅。数年后贾谊又被文帝召回,不久拜为梁怀王太傅。对此说法,后人有疑问。张溥就认为史传没有说出真正原因,于是只能作“汉廷公卿莫能材贾生而用也”泛泛测而已。班固、苏轼、李贽人却以为贾谊不可谓不遇,因为汉文帝毕竟是历史上少有的贤君之一。

士人遇或不遇是关系到士人自身命运的问题,具体而言,测定遇或不遇至少有两个指标:一是君主是否了解你,欣赏你的才能;二是君主是否能重用你,使你的才能得到有效发挥。通常一个人要让别人了或接受就极难,而在人才济济的朝廷,有忠正不阿的,有溜须拍马的,有以色事君的,要让君主只听你的,岂不是难上加难,除非你遇到明君。可是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明君?士人不遇,人们通常是责备君主不懂用人,甚或说他是昏君。问题是有的公认是明君的皇帝,也有委屈人材的。于是苏轼《贾谊论》中提出“自用”的问题。

自从士人进入仕途,开始为独一无二的君主“效劳”,便须面对一个急迫的问题,即如何协调与君主的关系。不是当一个实话实说的忠臣就万事大吉的,而且君主大凡听不进逆耳之忠言,否则就不会有剖心的比干,出逃的箕子,投江的屈大夫,以及以滑稽突梯自保的东方朔等数不清的臣子。当士人明白这一道时,前驱者已为此付出许许多多血的代价。后人从前人的经历中也在不断总结为官经验,学会如何与君主打交道。这就是在事君之时,更须学会如何自用。“自用”不仅要学会“独善其身”,更要学如何适应君主,得君之勤。前者即苏轼所说的“爱其身”,后者即其所言“爱其君”。爱身至,君厚,也就是前人所说的“修身以待天命”。屈贾二人显然都没有做到这点。他们愤懑抑郁,自残其身,终至夭亡。无论明君还是昏君,其实都靠不住。前者太有主见,很难听进他人之言。即使他愿意广开言路,但未必时时、事事都得听取你的意见;后者既已昏昧,只能对牛弹琴,弄不好祸及自身。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绝不可行。何况与其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按苏轼的话说,这时就要“默默以待其变”。时运不济,且须忍耐。“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苏轼甚至认为,“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自取也”(《贾谊论》)。

贾谊在其短暂的一生,向文帝提出许多治国方略。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汉书》本传)就今天所留存的贾谊文章来看,其《论时政疏》、《论积贮疏》、《上都输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等奏疏,对当时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许多具体的看法和建议。其主张有:控制藩国势力;撤除关防;禁止民间铸钱,使铸权力归于中央;废大夫之刑;重农轻商。以及主张统治要居安思危,治国以道。即如张溥所概括:“贾生治安策无过减封爵,重本业,教太子,礼大臣,于天子甚忠敬,于大臣无不利也”。

既然贾谊的主张于天子大臣皆无不利何以却被文帝疏远而见放湘潭。张溥对此表示不解,他认为“即汉大臣若绛、灌、东阳数短贾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学,未必谗人极,如上官子兰也”(《贾长沙题辞》)。即绛侯、灌婴等人跟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还不同,他们只是“武夫”,“不便文学”,并不是“谗人”。汉文帝更是史上有名的贤明之君,却对贾谊“怒之深远之疾,疾何为乎?”于情理上说,确实很难查明贾谊为文帝所疏的具体原因。

究竟绛、灌等人何以谗之?史传说是出于妒忌贾生年少得志。但苏轼认为是贾生与绛侯等人过不去,不能容人。绛侯(周勃)于文帝有功。汉惠帝无嗣,大臣迎立帝,周勃跪上天子玺符。灌婴灭吕氏,为高帝之旧将。他们与文帝的君臣关系情同父子手足,但贾生之策“尽弃其旧而谋其新”,得罪了绛灌诸人。苏轼认为,贾谊要改革政治不是不可只是不宜操之太急,等到“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可能年轻气盛,不懂如何协调与其他大臣的关系,以致遭到围攻。苏轼很不客气地说他:“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吕留良《贾谊论》则站在文帝的角度立论,认为文帝并非不用贾谊,而是等待时机。文帝时朝臣多是高祖功臣,诸侯亦天子之叔伯兄弟,要不就是功臣之后,所不便裁抑勋旧,损削侯王,否则“大或至于召乱,小亦必至谗沮”。“是故出以老其才,静以俟其用,计绛灌诸臣衰退之年,当贾生强迈之日,于是举而授之,此所谓明君用臣之心也”(转引自《新书校注》录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P.580)。言外之意仍然有所责怪贾谊求之过切,与苏轼的意见颇为相近。

那么,贾谊本人又是什么心态?观贾谊之文,时有“流涕”、“太息”之类的字眼,即使在其奏疏中也十分常见。其《陈政事疏》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梁怀王堕马死,他又是“哭泣岁余”,“常哭泣”,及至抑郁而殁。看来他是一个容易感伤,性比较敏感脆弱的人。

人之所以哭泣,多半因为他敏感,忧伤,痛苦,或者是同情、悲悯。常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并不是说心肠铁硬,而是不轻易流露,泪往心里流。一旦男儿泪夺眶而出,其内心该是何其沉痛。如果一个人麻木到不会哭,大到国家的命运,小到他人的悲惨遭,都不能触动他的柔软心,能说这个人还有人吗?哭泣是人类情感的展露,是一份人间的情爱。[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说道:“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就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又说:“单是治愈病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习为它哭泣。是的,我们必须学习哭泣!也许,那就是最高的智慧。”。乌纳穆诺还引了葡萄牙托玛神父(Fr.Thome de Jesus)一段诗一般的语言:“喔,限的火花!喔,永恒的爱,当你不曾有所接纳有所取得,当你不曾引发许多心灵的炽热,谁当哭泣呢!”

中国魏晋时期的人亦好哭泣,著名有阮籍的“穷途而哭”。还有王戎(一说王衍)丧子悲不自胜,山简安慰他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独在我辈。”阮籍之哭是其内心极度痛苦的表露。如果内心是一片荒漠,还有什么东西会打动他?王戎的丧子之哭,说明即便是对夭折的幼儿生命也充满关怀。这是魏晋人“深情”的一种表现。清代刘鹗的《老残游记》自序说:“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在刘鹗之前一个世纪左右,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是一好哭者。虽说作者为林妹妹爱流泪安排了一段神秘的因缘,即是为了报答神瑛侍者浇灌之恩来还泪的,但实际上也是揭示林黛玉所秉具的天赋灵性。事实上林黛玉也是《红楼梦》中最多愁善感、最聪慧的女子,花开花落都引起她无限感伤,令她挥泪不止。真是“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而林黛玉之哭何曾不是曹雪芹之哭?

贾谊之好哭是他文人气质的一种表现。作为一位政治家,他的思考是冷峻深刻的;作为一个文人,他情感又极为鲜活敏锐。这使他与周勃、灌婴等人显然有别。绛、灌之辈身为武夫,他们对政治缺乏敏感性,只要他们不谋反,统治者对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不参与决策,在思想意识上与最高统治者不构成直接冲突。贾谊则然。贾谊“能诵诗属书”,为“秀才”,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又被文帝召为博士。是贾谊不是囿于一经的儒学经生。其思想固然以儒家成分为主,同时受时代风气影响,亦兼通道家,这使贾谊看待现实问题有更大的思想幅度,而不同于皓首穷经的腐儒在对屈原发出“何必怀此都”的疑问中,潜藏着贾谊随遇而安、能屈能伸的处世心态。《 赋》更是旨在阐发“知命不”的思想。只是道家思想对于贾谊这样亟欲有为的政治家来说,更多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认识。

由于道家思想的介入,贾谊看问题的角度与屈原也有一定差异。比如屈贾二人作品中都用到傅说的典故。屈原着眼于傅说抱德怀才,却遭刑罚,操筑作于傅岩。武丁梦思贤者,以其形求之,得傅说于版筑之间,登以为公,道用大兴,为殷高宗。屈原以此说明贤者必遇,故要固守己志,等待明君。然而,贾谊却从这一典故中看到祸福相倚的道理:“傅说胥靡兮,乃武丁。夫祸之于福兮,何异纠墨,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史记》本传)。对祸福无常的认识可能也使贾谊缺少屈原那样对信念的执著坚定,而情感的丰性,又使他可能更多盘桓于个人的心灵体验。道家思想尚不是他人生观的重要构成,只是无奈的慰藉。在举足别出路,深衷不为人理解之时,他既不能像屈原那样投江,就只能安命——却又难以做到真正的安命。他也许在期待祸去福来,但是他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使他内心自煎自熬。虽然文帝是一位贤君,但是大一统政权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于个人的个性自由是一种钳制。生性敏感的贾谊率先感到专制集权对人性的压迫,必然因此产生受挫感、无权力感,从而抑郁、痛苦,及至忧伤而死。而多思善感的个性心理,对于从事政治的人来说,显然不利。所以后人说:“始以痛哭荐,终以哭泣自亡观其气象,必非动心忍性者,不能动心忍性,则必不能当大任也,而伊、管岂若是班乎?虽然,据其言则诚一忠臣也。”(丁奉语。《新书校注》P.571引)

贾谊似乎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忠臣”。在他身上还有明显的先秦士人的精神气质。他不过想借助文帝之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生追求。他向往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境遇,还想争取士的平等独立的政治地位,尚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下的君臣关系。正如其《大政下》曰:

故夫士者,弗敬则弗至;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与敬、忠与信,古今毋易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新书校注》,P.347)

故士易得而难求也,易致而难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则国中多有之。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则士必去矣。(《新书注》,P.348)

甚至他还说:“国之治政,在诸侯大夫士”。可能此,他向文帝上奏,有时口气不是很恭敬,对待其他大臣也时有“不逊”。后人对此有评论。何孟春《贾太傅新书序》曰:“今观其建白间,所谓‘非愚则谀’,所谓‘犹为国有人乎’,‘亡具甚矣’,大臣‘恬而不知怪’,俗吏‘不知大体’,尽斥在廷之臣,既以为进言之不臧,又以为献计之无识。至其自许,则曰‘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又曰‘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其不逊如此,欲众毋怨,得乎?”(《新书校注》附录四,P.523-524)。张栻也说:“贾生英俊之才,所陈治安之策,可谓通达当世之务,然未免有激发露之气,其才则然也。”(《新书校注》附录五,P.570)。其实这未必是他恃才傲物之表现,更多的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但由此招来被忌被疏的结果,自当不免。

现实的政治环境变化了,士人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贾谊却天真地望还会有春秋战国时期那样云龙风虎的君臣际遇。贾谊也许不如后来东方朔等人对全局看得更清楚,他可能还没有将专制集权对人性自由的压迫看成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汉文帝时的政治相对还比较开明,汉朝初年,制度还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对士人思想个性的禁锢也不至于过分严重,比如养士风气一直到汉武帝时还存在。但是贾谊生性敏感,已经有意无意地感觉到士人所将面对的窘境,所以他对屈原何不去国远游表示不解。这是周勃、灌婴等“武夫”所不曾有的认识,他们也无法感受到贾谊式的痛苦。在贾身上,他的心灵体验和命运遭遇,已经预示了专制集权下士人将要面对的处境。后来者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变换角色,以适应新的环境。

贾谊的遇或不遇问题在后代引起广泛的讨论,有的认为贾谊并非不,其一生也算无憾了。有的认为贾谊还是遇到明君,只是他不懂得自用,不能容忍,自伤夭亡。也有指责文帝不知用贾谊,反而听信绛灌等人的谗言而疏远贾谊;也有的说绛灌等人乃是贤臣,而是文帝宠邓通,贾谊看不起邓通,于是邓通“恨而挤之,因渐见疏”(全祖望语)。还有人认为文帝并非不用谊,而是等待时机,等到绛灌等人退休之后,再起用贾谊,可惜贾谊不能等到那时,这是天命。有人却认为依贾谊的个及其行事风格,假使他不是英年早逝,活到景帝、武帝之时,处在袁盎、晁错之间,恐怕“忌兴谤集,身且弗保”(何孟春《贾太傅新书序》,《新书校注》P.524),言外之意贾谊早死也许不算是坏事。

令人饶有味的是,贾谊现象为什么引起后人如此浓厚的兴趣。可能这关系到知识人的自身命运。贾谊与文帝的关系即标准的君臣关系,贾谊的遇与不遇关系到士人如何与君主共事等复杂的问题,贾谊的命运对后人是警示还是教训,都值得后人思考,不仅要思考如何协调上下级关系,更要思考如何自用、自处等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