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 “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蒋介石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 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蒋介石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蒋介石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蒋介石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蒋介石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蒋介石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蒋介石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蒋介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蒋介石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蒋介石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 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蒋介石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 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蒋介石。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蒋介石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蒋介石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蒋介石改变态度的台阶，蒋介石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蒋介石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蒋介石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蒋介石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 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蒋介石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蒋介石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蒋介石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蒋介石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蒋介石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 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蒋介石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蒋介石)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 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蒋介石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蒋介石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蒋介石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蒋介石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蒋介石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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