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的史学成就及思想与观念

　　摘要：王先谦。晚清著名学者，在史学上成就显著。撰述丰硕。涉及到古籍的校勘、笺注和考证：史地学与民族史的研究；史料的汇编和纂辑；外固史地的研究等。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谦具有求是、爱国、经世、变易、夷夏之辨的史学思想与观念。

　　关键词：王先谦；史学成就：思想与观念
　　
　　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晚清著名学者，与王夫之、王文清、王闿运合称为“湖南四王”。
　　王先谦在史学方面成就卓著，撰述丰硕。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如下：对古籍的校勘、笺注和考证，如《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对旧史的补修，如《新修晋书》等。对史地学与民族史的研究，如《蒙古通鉴长绾》、《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等。史料的汇编和纂辑，如《十一朝东华录》、《湖南全省掌故备考》等。对外国史地的研究，如《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等。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谦如下的史学思想。
　　其一，求是思想。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的精髓和灵魂。王先谦治学循乾嘉遗规，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其史籍校注和文献整理等史学实践中，如王先谦对《汉书》、《后汉书》等的校勘、笺注等。在此试举例说明，如《汉书·成帝纪》“越崔山崩”，《补注》“先谦曰：官本‘嵩’作‘隽’”。“嵩”和“隽”形相近。但读音和涵义均不同。在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或更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王先谦只列出异同，不下定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
　　王先谦在校勘《汉书》、《后汉书》等时，对于不可解者。只是客观地集录众说，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妄下断语，这样。不但给后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而且给后人留出了继续集恩广益的空间，以便时机成熟时得出更精确的结论。这不但对《汉书》、《后汉书》等原本的讹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考订。同时也避免出现新的讹误。在校勘、笺注和考证古籍时，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妄下定论，这正是实事求是思想在具体学术实践中的反映和体现。
　　其二，爱国思想。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一个主旋律。王先谦出生于鸦片战争后，对清王朝遭受外敌入侵的多舛命运有切身体会，在政治上是爱国的。王先谦在位期间，不畏权贵，上疏盲事，为清朝统治者提供抵御外侮的良策。比如奏请筹东三省防务、主张联手日本以防俄等。在辞官归里后，王先谦又组织收回路权，主张筹款自办等。这些都反映了王先谦爱国的思想，且王先谦的史学研究也同样饱含爱国情结。
　　从王先谦史学研究的内容中，可看出王先谦具有反抗侵略的爱国思想。晚清时期，外敌入侵，清王朝的西北和东南等边疆危机重重，备受学者关注。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也表现出对边疆史地的关注。如王先谦很早就意识到俄国在中国的北面对清王朝觊觎已久，主张联日抗俄，因而他对处于俄国虎口之下的蒙古忧心忡忡，非常关注蒙古的命运，故对蒙古的历史进行研究，撰著《蒙古通鉴长编》，以引起当世的注意。
　　又如，王先谦在《十一朝东华录》中详细记载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等内容，而蒋良骐《东华录》中却没有记载。《五洲地理志略》中也有一组图标示了中国北部边界的沿革及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当时的状况是俄国不断侵占我国北部的领土，因此他一再强调自古以来中俄边界的沿革。提醒民众注意俄国的野心，抵抗俄国的侵略，这些都说明王先谦的史学研究中具有反侵略的爱国思想。
　　其三，经世思想。王先谦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其门人曹典球曾说，“先生同重事功，讲经济，而如荀卿所谓有益人国之大儒也。匪惟义理考据词章之有可纪焉”。王先谦在日常治学中也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怀，他写有《科举论上、下》、《海军论》、《工商论》、《学堂论上、下》等，所谈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国家发展、富强的事情。王先谦也关心河患及治理，其为《国史·河渠志》作序。历述黄河的泛滥和治理等，这些都体现了王先谦经世关怀的史学思想。
　　再如，王先谦对当代史的关注。晚清时期，由于内忧外患，清政府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一些具有经世意识的史家将目光从故纸堆中转向现实。开始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以期能为千疮百孔的清王朝筹治安之策。于是兴起当代史研究的热潮。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亦开始关注当代史。表现为对清朝掌故的研究，编纂出一部多达624卷的浩瀚巨制——《十一朝东华录》。王先谦编纂《东华录》有着明显的经世意识，“刻既成，谨飚言简端，用告后世治国闻者。於虏!读是编者，敬念累朝高厚之施，必将感奋兴起，吏修其职，民勤其业，庶对扬列祖休命。以仰答我皇上生成之恩”。可见。王先谦编纂《东华录》即是追述清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业，以使当世“感奋兴起”，达到“吏修其职，民勤其业”的目的，表现出王先谦现实关怀、经世的史学思想。
　　中国学者自古就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到晚清，由于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经世思潮空前高涨，成为社会的主题和学术潮流。如徐世昌说：“嘉庆以还。士人始昌言经济之学，期于有裨实用。”旺先谦的经世思想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反映。

　　其四，变易史观。中国古代文化中蕴藏着丰富、优秀的思想，发晨变易观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的《易经》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变易，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清王朝已经到了非改革而不能自救的地步。因此当时的学者纷纷从《易经》中发掘变易的思想，以为清王朝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如龚自珍、魏源等。王先谦也继承了这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精华。有着发展变易的史观。如论科举制度。光绪元年(1875)王先谦典试江西时还认为“制艺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也。圣贤之微言奥理。备于四子书。学者正心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舍是无由”。可见，其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非常赞同的。到了光绪丁酉、戊戌间(1897～1898)，王先谦连续作了《科举论上》、《科举论下》两篇短文，虽然也回顾了科举制度在历代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科举制度是“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之良法。但由于当时清王朝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适应，“至于制艺，则豪俊有志之士，类不乐为。章句所困。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甚至“深山困饿，把卷穷年。饮恨人地，不知几千万人，使生附志士之列，而死蒙鄙儒之称，谁之咎也?”因此，王先谦的看法有所改变。说：“一统之天下之士，以制艺造之；列国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艺造之。今之世论海内则一统，合环球为列国。然而设科校艺。使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认为科举制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方今时事多艰，墙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王先谦认识到由于“时事多艰”，亟需人才，故“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反映了王先谦的发展变易观。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王先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赞同到反对，并不是盲目跟随潮流，也不是见风使舵，而是王先谦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已经到了科举制度不得不随之而变的程度。如果科举制度再不变化就会阻碍人才的选拔、社会的发展，因此科举制度必须要变革。
　　由此可看出，王先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一些不适应时代的制度等皆应随之而变，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社会的发展。体现了王先谦发展变易的观点。
　　其五，夷夏观点。夷夏之辨的本质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夷夏之辨。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以地域来划分华夏与蛮夷。认为中原是华夏，而四方皆为蛮夷之地。春秋战国之后。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地域的界限被打破，人们开始以礼仪文化来区分华夏与夷狄。汉代，由于董仲舒、何休等学者的系统阐发，夷夏之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末清初，明朝灭亡，满族人关，建立了清王朝，并在其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采取残忍的民族压迫手段和政策。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当时民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情绪。当时学者们认为满族入关、明朝灭亡与以往朝代的灭亡有本质的不同。即是“亡天下”与“亡国”的区别。这时期的夷夏之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合理因素。清代，随着统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满族统治者逐渐被汉族文化所同化，特别是晚清时期，蛮夷不再是满族统治者，而是人侵清王朝的列强。从总体上来看，随着时代的变化，夷夏之辨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和变化。“夏”由最初的中原地带逐渐变为整个中国，而“夷”初指中原地区四周的蛮荒之地。后来逐渐变为中国之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夷夏之辨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并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对此。我们应历史地、辩证地分析。
　　王先谦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经世爱国史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其史学思想中也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之辨观念。在其史学著作中，王先谦虽然承认西方国家比清王朝强盛。并且也积极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史地等知识。即便如此，王先谦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蔑视外国文化的意味，如王先谦说，“道、咸之际，知有海国矣，情事未灼也”，将外国称为“海国”，略带轻蔑的意味。他又说，“盖西人为学，以象数为体，工商为用，军旅为辅，其于文字、历史近之矣。百家杂出，各以术鸣，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见有君上也，俄焉非其君上也；见有子孙也，俄焉若无子孙也。伦纪之爱薄，故乡土之念轻；仁让之意微，故争竟之情炽。非诗书不能和柔其血气。非道德无以澡雪其性天，此盖俟之千百年后者矣”、“夫工艺之学，形而下者也，与中学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务”等等。可见，王先谦虽然承认西方国家工艺的发达，但还是认为他们的“工艺之学”是“形而下”的。这是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主流观点，他们大多都认为，应该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体，吸收西方实用的科学技术，且不能改变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结构。
　　王先谦的史学著作中充满了对中华文化的赞扬，同时也有着对西方文化的鄙薄，认为中华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这恰体现了王先谦具有夷夏之辨的观念。夷夏之辨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比如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思想中也有夷夏之辨观念，称西方国家为“海国”，称西人为“夷”等。中国士大夫所固有的夷夏之辨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所以这也阻滞了中国学习西学的步伐。但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夷夏之辨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近代的中国可谓是多灾多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凌辱，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在此环境下，王先谦对中国文化的赞赏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王先谦力挺自己的文化，赞扬自己的民族，增强民族自信心，有着反抗外国侵略的深层内涵。

　　总之，就王先谦的史学来说，其在具体史学实践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笺注、校勘、整理了一批古籍，为整理中国的文献典籍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关注当代史，体现了王先谦关注现实的经世意识。尝试外国史地研究，虽然王先谦研究外国史地亦是采用文献考据的方法，但就其研究的内容来说，已经扩展到国外，故在外国史地研究上亦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是王先谦在史学上的具体成就，从中亦反映出王先谦具有求是、爱国、经世、变易、夷夏之辨等的史学思想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