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东汉以后，逐渐转为私学，变成北方汉人世族家传之学术。杨坚统一北方后，深知北方士族儒学及礼乐文化之深厚远胜关陇贵族。杨坚要以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必须重用北方士族。《隋书》载：“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诏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北史》载：“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通鉴》载：“闰月(十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侈定五礼。”对此陈寅恪先生说：“修撰五礼之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之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齐，以广义言，俱可谓之齐人也。”北齐所辖地为山东诸境，尽管北齐亡于北周，其文化的发达却远非宇文氏的北周所能比拟。杨素与他们同修“五礼”。足见其并没有像杨坚家族那样胡化，仍能代表汉人世族，因而与胡汉杂糅的关陇贵族杨坚父子不同。《隋书》载杨素“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及献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这也是杨素信儒之明证。
三
杨素和杨广都是隋代极富盛名的文学家，二人文学作品的意趣却大为不同。杨广的文章大部分都与佛教有关，《全隋文》录他写给“天台宗”智顗的书信就有35篇之多。其诗歌中的佛学思想比比皆是，如《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书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这正是“净土三经”之一《阿弥陀经》所载的西方极乐世界。再如《谒方山灵岩寺诗》：“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沈沈。平效送晚日，高峰落远阴。迥幡飞曙岭，疏钟响画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写的是去灵岩寺的途中，路上幽深的景色和安静祥和的气氛让他内心清静，发念菩提之心。
隋代儒学衰退，佛教盛行，隋代诗歌中的佛教思想比比皆是。但杨素与王通一样，以儒学的复兴者自居，其文章和诗歌中与佛教有关的一篇也没有，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大气候。《隋书·经籍志》记杨素集有十卷，今存诗六首，有三首十七章是赠于薛道衡的，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史称其“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反映了北方士族良好的文化底蕴。杨素的诗歌中只有“麟伤世已季，龙战道将穷”(《赠薛播州诗》)这样道学气很浓的篇章，表达了与王通一样的忧世之心，担忧儒学的衰亡。
四
隋炀帝在江都时曾置王府学士，“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嗍《隋书·柳辩传》载：“(柳辩)转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琨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辩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杨广热爱南方，所置王府学士也大多是南方人。
杨素与薛道衡友善，杨素死后，“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薛道衡为北方士族，家学渊源，精于儒学，在北齐时就曾参与修过“五礼”，人仕后为北齐尚书令杨悟(杨素之叔祖)赏识。被时人誉为“郑公业不亡”、“关西孔子”(指杨素之先人后汉大儒杨震)再现于世。这说明，北齐上层人士把薛道衡看成一个儒者，薛道衡和弘农杨氏文化传统相同。
与杨素一同修“五礼”的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的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皆出自北方士族。杨素的亲家崔德“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读书为务……寻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杨素交往的人大多是北方士族。
杨素父子与杨坚父子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差异使杨素父子与杨坚父子间的关系难以调和，杨素集团一直遭到杨广的迫害。尽管杨素以其出色的才能赢得高官厚禄，“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杨素病重时。杨广派人看望他，“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极，不肯服药，亦不将慎，每语弟约曰：‘我岂须更活耶?”杨素死后，“帝谓近臣曰：‘使素不死，终当族灭。’玄感颇知之。”杨素的弟弟杨约由于拜哭其兄之坟也遭免官，“后帝在东都，令(杨)约诣京师享庙，行至华阴，见其兄基，遂枉道拜哭，为宪司所劾。坐是免官”。嗍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颂》，炀帝看后不悦，“顾谓苏威日：‘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借故将他杀死。道衡重要的一条死因就是他与杨素等人由于文化上的趋同而过从甚密之故。他们对非北方士族的文人如杨广等心理上仍存有文化上的优越性，杨广对他们这些北方世族的行为是不满的。虞绰本为杨广晋王府学士，也是杨玄感拉拢的对象，“时礼部尚书杨玄感称为贵倨，虚襟礼之(虞绰)，与结布衣之友。绰数从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诫之日：‘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绰不从。寻有告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甚衔之。”虞世南知道杨广打击北方世族的同时是不能容忍身边人才被对方挖走的。杨玄感还曾经拉拢晋府学士王胄，“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王胄)交，数游其第。”嗍结果，二人皆被炀帝诛杀。
